一、被当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而传播
例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北京大学胡经之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等文论教材，已经选录本雅明的文论，将他的文论作为大学生学习西方文论的必读材料。这一时期，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主要有四种形式：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辞典中收录本雅明条目、译为中文的本雅明本人论著论文、中国学者专题研究本雅明的论著论文、中国学者编译外国学者关于本雅明的研究成果，以及以上提及的进入高等院校文科文论教材等。例如，这一时期国内出版的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中，都收录了本雅明的词条，产生较大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有：奚广庆等人主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美国理论家罗伯特·戈德曼编的《“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专题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专著，其中包括专题研讨本雅明的美学和文艺理论思想。如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思想》（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庆出版社，1997），王才勇的《现代审美哲学新探索：法兰克福学派美学述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赵宪章的《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等，他们从不同侧面，都对本雅明的文艺美学和文艺理论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和介绍。同时，本雅明本人的文艺论著和文学论文也陆续被翻译成中文，进行广泛传播。如董学文和荣伟编的《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收录了本雅明致阿多诺等人讨论现代主义的一些书信；张旭东和魏文生译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三联书店，1989）；王才勇译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王炳钧和杨劲译的《经验与贫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其中收录了本雅明的博士论文和有关文艺评论的著名论文；陈永国和马海良编的《本雅明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其中收录了本雅明关于文学和作家作品评论文章的节译，以及关于语言学、历史和政治文化的论文。中国学者还编译了外国学者评述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文章。如刘北成的《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王鲁湘等编译的《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一书，收录了澳洲学者波琳·约翰逊评述本雅明的论文：《超越异化的社会存在：本雅明的美学思想》，对本雅明的美学思想本质同卢卡奇的关系，本雅明的历史观及其文艺美学理论观点与他的批评者的评论观点，进行了广泛的评述。而该书收录的另一篇译文：《艺术与社会：法兰克福学派》，则介绍了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根本决裂的法兰克福学派美学，其中包括本雅明的美学思想。当时影响较大的译著，还有李自修译的、美国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论著《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一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等等。本雅明的重要的文论论著和论文被译成中文后，在高校文艺理论工作者和大学生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除了他论述德国悲剧以及一些文学论文是节译外，他的主要文艺论著和论文，在这一时期基本上被翻译成为中文，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者和文科师生，基本上能够理解本雅明的文艺理论的主要内容。事实上，本雅明的文艺理论观点和批评方法，以及他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思想来源、主要内容和他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等方面，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的论著中，均有深入的探讨。这一时期，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的最重要特征在于，中国学者普遍将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加以推介。例如，冯宪光认为，“人们把本雅明的著述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经典著作。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本雅明占有显要的位置。”[1]胡经之在《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导言”中，以“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主潮”为题，评述了本雅明的文艺思想，把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代表人物，并指出，他“对现实与艺术的关系作出全新解释”[2]。奚广庆等人主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辞典》本雅明词条，指出他是“德国文学批评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3]中国学者把本雅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事实上，也就是对他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进行了定位，这个高度的定位，也就决定了中国学者对他的文艺理论的重视程度，以及对他的文艺理论进行评价的价值标准。中国学者把他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理论家，也就充分肯定了他的文艺理论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这就使他的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获得了少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所有的中国传播者，异口同声地对他在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作用，进行了积极的评价。例如，刘象愚在《本雅明的学术思想述略》一文中指出：“在20世纪西方的思想家中，本雅明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具有深邃、复杂的特点，人们可以从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侧面来认识他。”[4]他还引用著名文学批评史学家韦勒克的评价，认为本雅明是与卢卡奇、布莱希特、德布林齐名的20世纪德语文学中的四大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这个时期，他的文艺理论在中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首先中国学者认为，他对西方工业社会的艺术新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剖析西方工业文明社会新艺术的典范。例如，王才勇认为，“他在20世纪上半叶，对机械复制艺术这一属20世纪的新艺术门类进行了独到的社会学描述，这对20世纪文艺学的新发展，尤其是文艺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其次，对本雅明的文艺理论方法和风格的新颖性，给予了高度的赞赏。例如，张旭东在《本雅明的意义》一文中指出：“本雅明对时代以及人在这个时代处境的洞察，以及他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的独特超出了同时代人的理解力，更确切地说，超出了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承受力。”[6]他对本雅明的文艺理论表达方式方法的奇特性，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又指出：“本雅明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专注地把体验（而非经验）作为思考的内容，从而，他使他的思想跨越了最广阔的领域以某种现象为单位，通过他的隐喻构成了他的寓言世界——不是卡夫卡的寓言世界。”[7]第三，在创新的文化氛围里，这一时期的中国学者，还就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方式，给予了十分宽容的高度评价，甚至不乏欣赏性的评价。例如，冯宪光认为：“在一个传统价值失落，甚至缺乏意义和表达方式的话语的时代，面对现代主义艺术和大众文化风行，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理想的进步艺术究竟能不能产生？怎么样才能够产生？本雅明的引人注目，就是因为他在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时，有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理论遗产。”[8]他还对本雅明追求形式革新的艺术生产理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建立和形成了粗具规模的艺术生产理论。在这方面，本雅明有突出的贡献。”[9]而张旭东则认为：“本雅明把一种物的关系——他的确是这样看待马克思的伟大发现的——移植到内心的事物之中，但他的思路却恰恰相反，他从内心事物出发，在一个隐喻的意义上捕捉到了世界的关系。这给我们巨大的启示。它暗示给我们一个把心灵世界同物质世界放在一个语境里讨论的方式，尤其是一种理论的方式。”[10]20世纪80年代，中国翻译本雅明的重要著作还有：托马斯·所罗门编的《马克思主义与艺术》（杜章智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该书介绍并节选了本雅明的《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什么是史诗剧？》（载《布莱希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载《文艺理论译丛·3》，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陆梅林选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苏联奥符相尼科夫·萨莫欣编的《现代资产阶级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总之，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的眼里，本雅明不仅是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伟大的文艺理论家，而且，还认为他对创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对推动世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批评的发展，都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当然，这一时期，也还存在着批评本雅明的文艺理论思想的论者。例如，欧力同、张伟合著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重庆出版社，1990），该书主要依据翻译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第2卷介绍并节选本雅明的《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一文，介绍和评价本雅明的文学理论思想。他们对本雅明的评价基本上持否定立场，认为本雅明尽管“反对用政治衡量或取代艺术，但却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艺术本身就具有政治的性质”[11]，他们批评本雅明“以文学标准作为政治正确的前提，将艺术作品中的文学性与政治性等同起来。这样，就出现用艺术取代政治的另一种片面性。”[12]他们的这些批评无疑也是中肯的，切中了本雅明文艺理论中的缺点。但当时像这种批评性的评价还是不多见的。正如德国解释学美学的重要理论家H·G·伽达默尔明确指出的那样：“理解属于被理解物的存在（Sein）。”[13]他认为：“艺术作品本身就是那种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不同地呈现出来的东西，现在的观赏者不仅仅是不同地去观赏着，而且，也看到了不同的东西。”[14]从阐释学角度看，作品只有进入理解活动才真正具有意义，读者参与了作品意义的生成，艺术真理是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的读者理解的效果。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这个阶段的传播，也是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前20年的社会条件下，理解和阐释本雅明文论的效果史。由于普遍存在的求新求变的社会心理的作用，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得到高度的评价，文论界和美学界普遍把他看作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创新的典范，虽然存在一些批评和否定的批评性评价，但这些评价在这一时期并不占主流。
二、作为体验和表征现代主义的文论传播
20世纪末21世纪初至今，这是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学者在对他的文艺理论作进一步广泛地传播的过程中，注重挖掘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最早体验并表征现代主义真理的价值和意义。这个时期，无论是对他的文论的翻译，还是对其文论的重要主题进一步深入的探讨，都出现了长足的进展，甚至出现了中国的“本雅明热”。首先本雅明的文艺论著被完整地翻译成中文。例如，他文论论著中最为晦涩难懂的当属《德国悲剧的起源》，过去未见完整的译本，这一阶段出版了完整的中文译本。其次，出现了不同翻译者翻译同一本本雅明文论论著的情况。例如，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不仅有王才勇的译本，也有张旭东等人的再版译本。第三，出版了美国学者汉娜·阿伦特编的英译者的中文转译本：《启迪：本雅明文选》。第四，翻译了外国学者专题研究本雅明的论著。例如，出版了德国学者斯文·克拉默的《本雅明》一书，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的《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的《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第五，出版了中国学者编选的外国不同学术领域的学者研究本雅明思想的论文集，例如，郭军和曹雷雨合编的《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其中的论文涉及本雅明的语言观、翻译论、知识论和经验论、历史哲学与文化批判、神学与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第六，翻译了选录本雅明文论的外国的文学理论读本，例如，翻译了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等人编选的《文学理论精粹读本》，其中，选编了汤姆·科恩的“唯物批评”，重点评述了本雅明的文艺观点。第七，中国学者对本雅明文艺理论的一些重要主题进行专题研究，出版了专题性的学术论著。例如，秦露的《文学形式与历史救赎：论本雅明〈德国哀悼剧起源〉》，赵勇的博士论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其中专题论述了本雅明的大众文化理论思想。第八，继续出版专题讲授本雅明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的文论教材，例如，出版发行了姜哲军教授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开辟专章评述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张一兵等人编著，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项目资助教材《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评述了本雅明及其文艺政治学。第九，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被译成中文，介绍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例如，2008年9月25日在法兰克福大学召开的“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有中国学者参加，而且外国学者的论文也被译成中文。第十，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等学术团体举办文论研究，其中不少学者探讨本雅明的文艺理论。第十一，中国文艺学者发表了许多研究本雅明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哲学思想、语言学思想等方面的论文。例如，德国的毛姆·布罗德森著《本雅明传》（国荣等译，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李晓《滑动的商品：商品拜物教与瓦尔特·本雅明的物质文化异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1年00期），吴琼论文《解读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刘泽江《从“寓言”看本雅明的“救赎”意识》（长沙职业工学院学报，2003年01期），曹雷雨《本雅明的寓言理论》（外国文学，2004年01期），袁文彬《本雅明的语言观》（外语学刊，2006年01期），刘志的《死海里的生命漩涡——论本雅明思想的精神意蕴》（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2期），吴慧坚《文学翻译的价值：以“诗意”开启原作的新旅程——从本雅明的翻译观看莎士比亚作品汉译》（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七次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上官燕的《本雅明：格格不入的灵魂漫游者》（世界文化，2007年05期），尹树广《本雅明的历史政治哲学（草稿）》（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第三届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会议论文集，2008），邢崇《艺术神话的破灭——本雅明艺术技术革命论的建构》（时代文学，2008年04期），《一场寻求精神救赎的文化之旅——评瓦尔特·本雅明〈莫斯科日记〉》（西伯利亚研究，2009年01期），蒋继华《审美经验的重构如何可能——论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及其当下影响》（2009年江苏美学学会年会“当代审美文化与艺术传统”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09），李茂增、苏仲乐译《写作与救赎——本雅明文选》（东方出版社，2009），李茂增撰写的序言《现代性与小说形式——以卢卡奇、本雅明和巴赫金为中心》，吴潇《本雅明眼中的都市街道和城市记忆》（西江月，2010年17期），蔡熙的《城市与光韵：本雅明的审美之维》（理论与创作，2011年02期）。可见，这一阶段，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其内容十分广泛，而且传播形式也是多样的。本雅明本身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诸多论题，这些论题中，有些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统论题，例如，关于文学与政治、文学的政治倾向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有些是本雅明探讨的新的论题，例如，机械复制与文艺的艺术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理解西方现代社会与现代主义文化和文学艺术的问题，这些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较少关注的论题，也是本雅明所处时代面对的新的文艺理论课题。如果说，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第一阶段，中国学者基本上评述了他文艺理论所有的论题，但这些评述对本雅明文艺理论的理解深度显然还不够的话，那么，他的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第二阶段，中国学者侧重于传播他有关批判性考察西方现代社会与现代主义文化和文学的论题，并特别强调他批判性地揭示现代主义真理的价值和意义。在对本雅明关于现代主义揭示的态度上，在中国的传播者之间主要存在三种明显不同的倾向：一种意见把本雅明看作为西方现代主义存在进行辩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例如，王才勇指出：“就像在国外一样，中国的本雅明热同样由两种方式主导：其一，到本雅明著作中寻找为现代主义辩护的依据；其二，将本雅明视为‘后现代主义’包括其所包容的新个人主义和新享乐主义以及相对主义的精神代表。”[15]冯宪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是出版发行于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前后两个阶段之间的论著，他在“维护现代主义的美学”的总标题下，评述了本雅明的“寓言”美学，指出寓言是本雅明认可的现代主义的表达方式。第二种意见认为，本雅明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和文化的现代性。例如，张一兵等著的教材里认为，本雅明的文艺政治学：“从救赎的角度看，当本雅明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整个西方内在的历史之际，其深刻之处是不言而喻的。”[16]而郭军指出：“本雅明的思想洞见就在于，他自现代性进程刚刚起步那天起就已看到纯粹技术操作的盲目性以及这种盲目所带来的灾难，对进步观念的批判和对价值意义的呼唤构成了他整个文化批判思想的内在动力。”[17]事实上，他们对本雅明揭露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本质以及现代主义文学的属性，给予充分的肯定。第三种态度并不对本雅明关于现代主义的揭示持肯定或否定的意见，只是客观地指出本雅明对西方现代主义进行探讨所取得的成果。例如，王才勇认为本雅明的意义在于，“使得中国读书界清楚地看到了现代主义的源起及其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引发的变化。本雅明通过对源起的披露使人看清了现代主义的本来面目及其在精神生活领域引发的变化。”[18]他重视本雅明的理论方法和对现代主义进行揭示所产生的意义，没有表达对本雅明本人关于现代主义的态度。在第二个阶段上，本雅明的文艺理论传播之所以出现论题转换，显然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而引起主流意识形态嬗变的结果。随着全球化步伐加快与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不断转型，同时中国在更大范围里正融入世界，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城镇化速度加快发展，带来了与西方相同的现代性问题。只不过西方的现代性问题早于中国上百年出现。因此本雅明文艺理论中体验欧洲大城市现代性日常生活的论著论文，以及他对现代主义生活的经验、描述、分析和理论表征，也就合情合理地吸引了中国学者的目光。关于现代主义和现代性问题，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不同的体验和意见。中国学者从各自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不同体验和理解出发，试图从本雅明的文论文本里发现自己所需要的材料或证据。这自然也就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对本雅明关于现代主义和现代性论题的不同的理解。
三、本雅明文艺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
那么，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如何理解本雅明对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呢？这个问题，不仅是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的必要性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自身发展所提出的论题，即如何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价值”是表明主客体关系的范畴。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人们对待满足他的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价值“表示物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19]。本雅明的文艺理论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取决于，他的文艺理论适合中国文艺理论发展需要的程度。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詹姆逊认为，所谓“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不过，在我看来，随着经济总量的上升和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我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对本土文化形态有意识的保护，在当今的中国，不可能像欧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及弱小地区那样，越来越深入地陷入“美国化”。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必将成为全球化文化中的重要一翼。从这个方面看，作为文化重要方面的文艺理论，也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现成的材料，而是要根据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需要，借鉴和吸收像本雅明这样的理论家的研究成果，从而形成既符合当代全球化需要，又能够概括和引领当代文艺发展的中国的文艺理论。本雅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作为最早体验、探讨和表征欧洲发达国家现代性文化的理论开拓者，显然，他的文艺理论对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丰富的启示意义。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者，或许可以从本雅明文艺理论的救赎理论中获得这样的启示：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在与不同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可以获得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表达形式。犹太教救赎观念与人类解放理论的结合，形成了本雅明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救赎理论。而对于中国来说，儒家文化的“大同社会”理想能够获得更多人的共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里，或许可以与“大同社会”古老理想相融合而取得理论阐释的满足，并促使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走向国际，参与当代的全球化文化竞争。本雅明用来表征文艺真理的理论方式，启示了中国的文艺理论学者，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观察现实基础上阐释和批评文艺创作形成文艺理论时，可以有自己的完全不同的方式，而不必拘泥于某种确定的方式。本雅明通过体验、观察，选取他所研究的时代一定社会生活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形象，以此作为他理论阐释和批评的契机或切入口，对生活和文学艺术作品展开批判性研究，表征其中的本质性的东西。本雅明独特的“寓言”理论的隐喻的方式，对于中国文艺理论当代发展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他启示了中国的学者，在当今全球化文化竞争激烈的形势下，要想促使自己的文艺理论走向世界，必须对当代现实和当代文艺有自己的独到发现，并找到属于自己的表征方式。随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及作为文化全球化的结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产业产品的大量输入，本雅明关于机械复制艺术的文艺生产理论，其自身包括的丰富内容，为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结构转型加快，城市化和城镇化加强，中国现代化的速度将越来越快，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体系，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会在中国当代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中国的现代化作为具体环境中的生活体验、经验，应该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体验和经验有一致之处，当然，也必然有不同之处。因此，本雅明早在20世纪初期对法国巴黎现代生活的体验，以及联系这些体验而对法国文化，以及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的批评，这些理论成果，对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对于中国文艺理论学者如何理解现代性社会和现代主义文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应该看到，作为现代化的本质属性，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性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化，即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推动了现代文明的诞生，使人类社会发生了本质变化；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也导致了人类的“异化”和社会的“物化”，以及某些社会阶层贫困化等问题。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曾指出：美国的现代性具有三个无法克服的局限：“首当其冲的是对地球生态的破坏。从一开始，现代性就将自然作为‘可利用’的对象，以资本利润率的增长为目标”[20]；“现代性的第二个局限是对人自身的损害。”“贫穷便是资本的绝对极限。今天我们了解穷困在整个地球上发展蔓延”[21]；“现代性的第三个局限是现代性无法将所有人纳入其中，就是那些自现代性开始就一直被攻击，并被排斥在其之外，逼入贫困的人口、经济、民族和文化。”[22]美国社会的现代性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杰姆逊所指出的美国现代性的三大局限，目前在全球其他发生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也普遍存在着。例如，目前一些发生现代化的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情绪浮躁，道德文明滑坡，以及生活和文化精神上的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等现象，严重地制约着人类对幸福生活的创造。本雅明以其独特的方式，对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发达城市现代性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这些文艺理论及批评内容，对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现代主义论题，全面地阐释和理解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义文学，具有重农村农业论文要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徐文泽 单位：广东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