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量表开发和问卷设计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信度与效度，本研究各变量的测量均尽量采用国外相关研究的成熟量表，在语言表述上根据中文语境和研究内容进行适当调整。（1）信息化领导力的量表是在借鉴Pulley等（2000）【6】、Karahanna和Watson（2006）【10】等研究理论的基础上，由本研究自行开发并进行了量表结构的检验，该变量包括信息素养与信息化意识、信息化战略决策力、信息化组织协调力和信息化资源保障力四个维度，总共12个题项；（2）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战略的量表参考了Gatignon和Xuereb（1997）【15】、Zhou等（2005）【16】等的战略导向量表，并结合信息技术应用情境加以修订，包括了信息技术支持顾客导向服务战略、信息技术支持竞争导向服务战略、信息技术支持技术导向服务战略和信息技术支持未来导向服务战略四个维度，共12个题项；（3）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流程的量表参考了Chen和Tsou（2013）【21】的顾客服务量表，共6个题项；（4）服务创新的量表参考了Alam和Perry（2002）【12】及Yen等（2012）【13】的服务创新量表，共6个题项。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Likert）5点式量表进行测量。原始问卷形成后，根据方便抽样原理，在学院高管培训班45位学员中进行了小规模前测，根据学员反馈和数据分析结果对问卷中部分提法和题项进行了修正或删除，形成了正式调查问卷。
2数据收集
正式调查主要通过调查组两次大规模现场调研和在各类高管培训班发放问卷进行数据收集。为保证研究结果的有效性，我们将样本企业限定为信息化建设三年以上，以服务业为主，也包括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调查对象限定为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成员。正式调查时间从2013年11月持续到2014年3月，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问卷289份。经筛选后，删除填写不完整、答案重复度高、企业或受试者不符合要求的问卷58份后，共获得231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51.3%。有效问卷中，企业成立时间在5年以下的占13%，5至10年的占30.2%，11至20年的占24.2%，20年以上的占32.5%；所属行业主要集中在信息服务（26.8%）、商务服务（22.1%）、金融业（19.5%）等；从企业性质来看，国有企业占36.8%，私营企业占43.3%，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占19.9%；从企业规模来看，员工数量高于1000人的占32.5%，低于1000人的占67.5%。由于本次调查采用了企业现场调研和培训班调研两种不同的问卷收集方式，可能导致样本独立性、有效性的差异，因此本研究首先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显示，两组样本数据在企业性质、所属行业、企业规模等变量上均无显著差异，证明其来自于同一个总体。另外，由于整张问卷由同一受试者填写，因此还需要对共同方法偏差（CommonMethodVariance，CMV）进行检验。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对所有测量项进行主成分分析，最大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19.05%，表明没有哪个单一因子能够解释大部分的方差，由此可判断CMV不严重。
3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3.1测量模型评价
由于信息化领导力的量表为本研究自行开发，为了保证量表结构的有效性，首先需要对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eFactorAnalysis，EFA）。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834（>0.7），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概率P<0.001，表明该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共提取出四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按最大方差法旋转后公因子对应的测量项与指标设置时的变量结构相一致，四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解释率为79.574%，各测量项因子载荷系数均大于0.5（最小值为0.676），且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然后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FactorAnalysis，CFA）对测量模型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如表1所示，所有一阶潜变量的Cronbachα值均大于阈值0.7，介于0.850~0.943之间；组合信度（CompositeReliability，CR）均大于阈值0.7，介于0.783~0.917之间，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所有一阶潜变量的平均萃取方差（AverageVarianceExtracted，AVE）均大于阈值0.5，介于0.547~0.710之间，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如表2所示，所有一阶潜变量的AVE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和其它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3.2假设检验
本研究采用基于极大似然估计的分析软件AMOS18.0来对研究模型和假设进行验证。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如表3所示。对比模型各项拟合指标的实际值与可被接受的要求值，发现该模型除AGFI的值为0.884小于阈值0.9外，其余各项拟合指标均高于相应的要求值标准，可见该模型的整体拟合水平良好。模型拟合结果如图2所示，图中给出了拟合后模型的路径系数和复相关系数平方值（R2）。可以看到，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战略的R2值为0.517，说明该模型对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战略的解释力为51.7%。同理，研究模型对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流程的解释力为47%，对服务创新的解释力为39.2%。总体而言，本研究模型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度。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如下：（1）信息化领导力与服务创新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029，不显著，假设H1没有得到支持，说明信息化领导力对服务创新的影响不显著；（2）信息化领导力与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战略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622（P<0.001），假设H2得到支持；（3）信息化领导力与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流程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159（P<0.01），假设H3得到支持；（4）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战略与服务创新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334（P<0.001），假设H4得到支持；（5）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战略与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流程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783（P<0.001），假设H5得到支持；（6）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流程与服务创新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281（P<0.001），假设H6得到支持。此外，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对服务创新有显著影响（β=0.12，P<0.05），说明规模越大的企业服务创新越多，其它控制变量如企业性质和所属行业则对服务创新无显著影响。中介效应检验。根据Baron和Kenny【23】逐步检验法，本研究通过如下三个步骤对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战略和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流程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1）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关系，在模型中只保留信息化领导力和服务创新两个变量进行拟合，结果显示信息化领导力与服务创新显著相关（β=0.690，P<0.001）；（2）分别检验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关系，拟合结果显示信息化领导力与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战略和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流程均显著相关（β=0.721，P<0.001；β=0.384，P<0.001），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战略和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流程与服务创新均显著相关（β=0.549，P<0.001；β=0.302，P<0.001）；（3）检验中介效应，在加入中介变量的情况下，如图2所示，信息化领导力到服务创新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29），而自变量到中介变量和中介变量到因变量的路径都显著，说明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战略和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流程在信息化领导力和服务创新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
3.3结果与讨论
从上述数据分析结果来看，除假设H1没有得到支持外，其它五个假设均得到了支持。主要研究结论有三点：第一，信息化领导力对信息技术参与服务创新有重要的先导性作用。在研究模型中，虽然信息化领导力对服务创新的直接影响路径不显著，但间接影响路径都是显著的，说明信息化领导力在服务创新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前因性变量。信息化领导力能够指导企业合理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帮助企业掌握内外部各种信息、资源复杂动态的变化，从而将信息技术与企业的管理实践相结合，进而促进信息技术参与服务创新。第二，信息化领导力对服务创新的影响必须通过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战略和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流程的完全中介作用间接实现。假设H1不成立，表明信息化领导力不能直接对服务创新产生影响，只有将其转化为信息技术对服务战略和具体服务流程的支持，才能驱动服务创新。第三，信息技术参与服务创新必须与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战略和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流程紧密融合。服务战略和服务流程在服务创新中有重要作用，服务创新需要服务战略的指导和激励，甚至服务战略的制定可能直接就包含了全新的服务概念和服务模式，流程是服务的具体实践过程，是服务创新实现的载体，信息技术则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作用。
4结语
技术变革是服务创新的催化剂，而领导者则是引领企业创新的“发动机”，研究企业领导者们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推动服务创新，是一个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话题。本研究通过对231个样本企业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信息化领导力通过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战略和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流程两个中介变量对服务创新产生积极影响。本研究从一个崭新的视角研究信息技术参与服务创新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领域实证研究的空白，同时对我国企业信息化和服务创新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研究的管理启示如下：（1）要实现网络经济时代的服务创新，就必须重视培养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的信息化领导力，推动信息技术参与服务创新；（2）实现信息技术参与服务创新的关键在于信息技术与服务战略和服务流程的全面有机融合，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战略为创新提供了动力和方向，信息技术支持服务流程则为创新提供了基础和工具；（3）要关注信息技术在服务领域的应用。面对日趋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商业环境，我国企业亟需利用信息技术驱动服务创新，从而打造以高附加值、高技术和知识含量为特色的现代服务业。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由于学者们对信息化领导力的测量尚未达成共识，本研究量表是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自行开发的，还有待更广泛的检验和完善；（2）在服务创新的测量上采用主观式的测量模型，可能会受到答题者性格偏好等的影响；（3）采用横截面数据进行研究，在体现信息化和服务创新过程的动态性和时滞性上还存在不足。后续可以扩大样本范围，针对这几个医学论文集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以便得出更具普适性的结论。
作者：毕新华 王磊 曹越 单位：吉林大学管理学院 吉林大学信息化与信息管理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