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分析美国著名犹太女作家辛西娅•奥齐克的三部短篇:《升空》《普特梅塞档案》及《微光世界的继承人》。通过展现作品中犹太女性和自然环境在父权制文化中的卑劣地位，从而挖掘其宗教、文化渊源。
关键词:生态女性;辛西娅•奥齐克;宗教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16)03-0101-03
作为当代犹太移民代表作家，辛西娅•奥齐克在其作品中不断透射出对本民族宗教、文化及历史的尊崇。因而，评论界对其作品解读也明显地倾向于主题方面，诸如大屠杀后遗症、犹太文化的同化与消解、犹太人身份诉求等。而对其作品人物分析，尤其对其笔下女性人物的关注尤为稀少。本文试图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解读辛西娅•奥齐克的三部短篇:《升空》《普特梅塞档案》及《微光世界的继承人》。通过分析作品中男性权威下，周围环境的破败萧条，犹太女性深受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及自然环境和女性处境、命运的相关性，从而挖掘犹太历史发展过程中促成男性特权的宗教、文化渊源。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其观点为“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体制下，女性和大自然所受的压制成为他们之间的结合点”［1］2，而这种压制在思想根源上是同一的，即人类中心主义和父权制文化。因而，生态女性主义者主张颠覆传统二元对立，清除父权制文化的毒瘤，改变女性及自然的卑劣、从属地位，实现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和谐共生。
一、父权威严下的女性
自父权制霸居人类社会结构以来，“人类(尤指男性)对自然的控制力越强，其对与自然有着天然隐喻关系的女性控制力就越强”［1］46，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日渐沦为被支配、受压迫的“他者”。这几乎是全世界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群体中的普遍现象，而少数裔种群的女性更是深受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正如奥齐克笔下的犹太女性。《升空》中，露西出于对犹太教的向往嫁给了正统犹太背景的丈夫芬戈尔德。露西对自己的选择引以为豪，因为丈夫有她憧憬的一切，犹太信仰、犹太身份，他们更有共同的职业话题。“她无法想象没有嫁给作家的生活……”［2］4，他们是“爱人更是朋友”［2］4。然而，就如文本中说，他们是职业圈的“二流人物”一样，露西在丈夫的“关爱”下只是家中的“二等”存在。同为作家的他们，房子里“成卷成卷的犹太书籍堆砌的高高低低，他们是芬戈尔德的。露西只读一本书《艾玛》，一遍又一遍，尽管她实际上更聪明一些”［2］6。书的数量、占据空间大小及所有权暗示了露西的家庭地位，更指涉了即使同为作家，露西和丈夫在职业领域也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他们所谓的“志同道合”也不过是露西自欺欺人的把戏。作家借用环境描写反衬了她的真实生活状态，“(居所)很神秘的格局，每间房子都有门，但不能通向任何地方，因为推开门把手，面前只有墙。似乎有人在打鼾，但那可能在另外的房子。书架改成了壁炉，弗洛伊德、梅尔维尔、霍桑、爱默生都坐在炉床上……”［2］6可见，家庭对于露西的束缚，让她与外界隔绝，封闭固守;职业发展中，男性权威依然当道，任凭自己努力也无一席之地。在他们举办的晚会上，露西作家的身份更是完全被无视，她只穿梭于各个房间，为来客提供所需。晚会中，她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偶尔的话语只是回应丈夫，尽主妇的职责，“自我”已完全缺场。《普特梅塞档案》中，普特梅塞是一个“不很狂热的女权主义者，她讨厌在她的名字前面加‘小姐’这样的称呼……”［3］6她聪明、勤奋，苦心钻研学业，研习希伯来语，可在公司，她被安排做内勤，为外勤的男人们做助手，“最高层的法学院却使她位居社会的最底层”［3］7。即使在仅有的几位犹太同事中，她也被挤身在外，“他们只是把普特梅塞看做女人……”［3］7工作上的勤勤恳恳并未给她带来回报，她助手的职位随后被“一个聪明的黑人”替代了。公司对她的随意处置让她成了一个“介于下贱的渺视和勉强的体面之间的两栖动物”［3］8，感受到的尽是屈辱，“她已经在世上没落”［3］8。续集中，男性权威的恣意妄为使好胜的普特梅塞生活再度受挫，她误入歧途，制造假人。而后，她对女假人百般支配，更将内心对于男性权威的不满、对权欲的渴求借助假人发泄出来，使纽约城经历天堂到地狱的瞬息转变。她在自我诉求之路上的极端举措证明了男权让她深恶痛绝，又让她痴迷向往。而她由最初自立自强的新女性形象，最后堕落成男权的膜拜者，成了压制女性的帮凶。《微光世界的继承人》文本一开始，读者就看到男权之下受伤至深的妻子艾尔莎。当罗丝初来应聘时发现，“她(艾尔莎)管不了这事，在家中她能掌管的很少”［4］1，“她说话时总在道歉”［4］2。她宁愿忍受黑幽幽的屋子，也不愿违背丈夫不让随意开灯的指示。当丈夫回家说，“开灯，他的声音充满权威就如上帝在创世纪初发出主宰的一声:让有光吧!”［4］4。后来，罗丝得知艾尔莎在德国曾有着和丈夫一样的职业地位，她能力突出，只因身份原因，被迫辞退。家中，艾尔莎地位最为低下，家中的男孩们“服从密特威舍教授、听从姐姐安妮丽丝，但当密特威舍夫人对他们说话，他们则哄笑着跑开”［4］30。艾尔莎在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挫败中，陷入极度压抑，甚至出现了疯癫的迹象。初到纽约，她将自己封闭在顶楼，整日穿着睡袍、拒绝鞋子，鲜有与家庭成员的接触和交流，缺席于家中的日常活动，成了“阁楼上的疯女人”。
二、自然与女性命运轨迹的相关性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怀胎、乳养等生理机能与自然孕育生命、滋养生灵功能的相似性，使得“父权制体系中的女性与人类中心主义体系中的自然呈现并行交织、互为应和的历史发展轨迹”［1］39。在男权统治制下，自然成了他们控制、征服、享用的私有物。自然的劣势和女性的从属地位拉近了二者的关系，成为他们“命运”的结合点。《升空》中，宴会上，随着话题的神圣化，信仰的裂痕逐渐显现。露西感觉丈夫和他的犹太同胞们已“升空”远去，自己却被遗落在地。此时，脱离了神圣宗教和男权的约束，露西得以亲近自然。文中，露西和自然呈现出一片祥和之气，“慵懒的五月周日下午，露西坐在一旁看着孩子们赶着鸟跑……”［2］16，一位智者般的人类学家带着她进行了非凡的自然之旅。摆脱男性权威的自然也不再是之前的破败萧条、颓废不堪，而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盎然景象。露西看到了牧羊人弹琴欢唱、原始野性的非洲舞蹈、古希腊土语的和声、人们种花，养羊，歌颂丰收女神…这一切让她意识到摆脱男权束缚的自由、坚守自我的意义。她意识到“放弃耶稣、放弃这样一位有血有肉的智者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她竟然为了犹太人的上帝放弃了自然、放弃了自己真正的信仰”［2］16。她不再盲目崇拜，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她烦透了有关枪杀、毒气、集中营的话题，她一点也不耻于承认这点”［2］19。在传统犹太人眼里，“归化”的露西信仰游离不定，遭犹太教排斥。随后，她陷入自然崇拜，触犯犹太禁忌，彻底堕落成异端。但从生态女性角度理解，正是这一契机让露西从自然中体味到生活的多彩，汲取到找回自我的力量，在和丈夫渐行渐远的陌路中达到了自我的“升华”。《普特梅塞档案》中，不甘屈尊于男权之下的普特梅塞，自己却将“男权”发挥到极致。她制造假人，假人作为她“本我”的代表，对周围自然环境的为所欲为极大限度地满足了她对自我能力的证明和对权欲的渴望。为证明自我能力，假人对纽约城进行了一系列的复兴、改革计划，纽约城有了良好的社会风气，成了纯洁的“自然之城”，人们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为了证明自己对权力的绝对掌控，假人随意让纽约城再度充斥着烧杀抢掠，成了浑浊不堪的“地狱之城”。假人在权欲之下任意改写自然，自然在“男权”下以一种卑劣方式存在着，忍受着人的任意肆虐。这正映衬了普特梅塞在现实中的生活境遇。幸运的是，故事结尾，普特梅塞意识到自己在自我实现中陷入歧途，及时毁掉假人，压制本我，重构自我。《微光世界的继承人》中，密特威舍教授一家在搬往纽约之前和之后，妻子艾尔莎境遇的变化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也是对应的。根据罗斯的旁观叙述，初到教授家时，看到的肮脏的弄堂、破败的小店、幽暗的老房、陈年的内饰，连空气也跟着让人压抑、作呕。这正好与艾尔莎被迫退出职场，在家中压抑被动、郁郁寡欢的处境对应。而搬往纽约后，他们住在了远离市区的一片僻静、荒芜之地。房子周围野草丛生、杂乱不堪，而此时的艾尔莎初到异乡，对未来无可预知，内心更是混乱不堪，几近疯癫，足不出户。后来，在罗丝的引导下，艾尔莎终于换下睡袍，穿上鞋子，走出了屋子。逐渐地，她常常出外散步，自然中任何细微之处都能引来她格外的关注，“她会停下来观察大路裂缝中挤身出来的绿色叶梗，路缘石上冒出的紫色草梢，人行路上闪光发亮的云母，甚至太阳晒化的焦油水坑里的星星草……”［4］52。逆境中依然傲然生长的小生命让艾尔莎重审了生命的意义，重塑了自我价值。后来，家庭遭遇重创，教授一蹶不振，“霸权”的羸弱使艾尔莎得以重塑自我，她沉着处理家中变故。故事结尾，跟随子女，在新的环境和家庭结构中担任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三、“卑劣”的女性与自然之宗教、文化渊源
犹太父权传统中，女性与自然之“卑劣”地位究其溯源一定程度上是因西方宗教思想而合法化的。首先，《圣经》作为西方文明和文化的源头之一，对西方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塑形起着无可比拟的作用。“《圣经》中的上帝不仅创造了万物，而且创造了万物之间的关系和秩序:人与自然不在同一个等级，人的地位高于自然物，人类是自然界的管理者、看守者。同时，男人和女人的之间的关系也通过《圣经》中的故事得到精妙的规定:上帝先造男人后造女人，而且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成的。后来，女人受到蛇的诱惑。违反了上帝的禁令，成了人类堕落的祸首。女人因此和自然一道，受制于男人。”［1］1—2其次，古老的犹太传统文化中，竭力分离人与自然。认为自然或物质世界只是满足人类利益需求的资源，自然是为上帝和人类的利益服务的，否则自然毫无任何价值。而对女性的贬低和对其权益限制更是毋庸置疑。由于生理原因，女性被视为邪恶的、不洁的、污秽的象征，日常宗教活动中，妇女从法定人数中被剔除在外;智性活动中，犹太女性被禁止从事学术研究;法律上，犹太妇女没有资格公开作证，不能提出离婚等。“总的来说，妇女在犹太教传统生活中大体处于贬抑状态，她们的价值和活动范围局限于公共领域以外的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私人领域”［5］110。总之，在漫长的犹太民族发展史上，传统宗教和文化对人心灵的教化、行为的规束等方面固然功不可没，但其封建余痕对女性与自然的偏见定位及伤害却不能否认或忽视。
四、结束语
奥齐克作为具有正统犹太身份的当代作家，在文本叙事过程中，她一面坚守民族传统、传承犹太精神，但另一面又不得不承认本民族宗教、文化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她批判丢弃民族信仰、走入异端，但似乎又默许了女性为实现自我而做出的抉择。她肯定了人对自然的掌控能力，但又认为唯有自然与人的和谐相处，才能获得人的长足发展。可见犹太文化对犹太子民根深蒂固的影响及犹太民族根除父权制余痕的漫漫之路，也体现了犹太文化在和主流文化碰撞的过程中，“融而不化、融而不亡”［6］4的本质。
作者：齐丽霞 单位：陇东学院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