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叙事时间一直以来都是叙事学所关注的重点，经典叙事学强调时间的结构，而后经典叙事学则习惯于对时间的解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作为后经典的一部分，将重心更多的转移到了意识形态领域，旨在争夺一种叙事学上的话语权。透过意识形态来反观叙事中的时间因素，既关注了经典叙事的切入点，又迎合了女性意识的崛起，对丰富叙事学视角也有所裨益。
关键词:《弥留之际》;叙事时间;女性主义叙事学
一、《弥留之际》的叙事顺序
作为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热奈特在其《叙事话语》一书中区分了“故事”、“叙事”、与“叙述”三个概念。所谓故事是指真实的或虚构的事件;叙事是指讲述这些事件的话语或文本;叙述是指产生话语或文本的叙述行为［1］。厘清这三者，可以方便从故事的叙述者变换和畸变时间中找到规律和线索。
(一)“三个掌掴”的故事
小说在开篇便写到“发生两件事情之后，我才知道我得了病。”［2］但这事实上是一个障眼法，用以隐藏故事的动作线索———掌掴。三次掌掴的发展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深层次的则是故事主人公“刘一心”的心路变化。三次掌掴事件的对象分别是作为领导的副院长、作为爱人的江晚霞以及作为旁人的贾师傅，而除了打江晚霞的那一次外，另外两次掌掴人后主人公则“心里有种隐隐的愉悦”。主人公刘一心用他前妻和江晚霞的话说是一个“秃头、弱智、无勇无谋无才无能的悭吝鬼”，正因为如此，他的每一次掌掴都是基于自身特点的一种反抗。掌掴副院长是对体制的反抗;掌掴江晚霞是对家庭的反抗;掌掴贾师傅是对社会的反抗。三次反抗层层递进，掌掴的不合理作为人性解放的一种隐喻被表达而出，也反讽了当下现实的荒诞。
(二)“刘一心”的叙述
“刘一心”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整个故事，但有趣的是文末出现了一个“瞎子”，使人称瞬间变换为第三人称，也无怪故事中刘一心以一种近乎全知的视角跨越时空在进行叙述。鉴于盛可以本人是位女性作家，因而以男性声音书写或多或少会存在有偏颇，故而作为故事叙述者的“刘一心”是一个典型的不可靠叙述者。这种不可靠体现在文本中，则是小说中大量存在有倒叙、插叙以及预叙，还有预叙中的倒序，倒叙中的倒叙。作者通过时间畸变将多个故事穿插，从而故意破坏了原有的故事时间，以致产生了时间倒错的效果，这一点在小说首尾尤其明显。比较重要的时间词语有如下几个，依次是“上个月十三号”、“去年八月的某天”、“扇副院长之后的周末”、“那天上班”、“就这样过去了很多年”，这种看似具体的时间点实则模糊了整个故事的时间线，有意的提高“刘一心”作为叙述者的可信度。
(三)“瞎子”的叙事
故事与叙事两者在表现时间上是不同的，“瞎子”的存在正是作为叙事在文本的具象化。“刘一心”与“瞎子”同属文本的元素，所反映的即是故事时序与叙事时序的不协调的形式，这样一种时间的二象性让文本结构的转换成为可能，也为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可以说，“瞎子”在文末的叙事是整个小说的点睛之笔，其实际作用相当于一种留白手法，给了读者很丰富的联想余地。
二、女性叙事与时间陷阱
女性主义叙事强调文本作为现实的表征、记录，视作品中的人物为现实存在的人物，或者说至少是现实的一种摹仿［3］。应该来说，《弥留之际》比较好的印证了苏珊•兰瑟对于是否存在“女性书写”的问题，可以说《弥留之际》是典型的女性书写。这是因为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提出了“内历时性”和“外历时性”的概念，《弥留之际》没有出现过一处与现实有交集的历史时间，也就是说其主动切断了在时间上与现实的联系。另一方面，小说中的时间标志多是“之后”、“有时”、“很多年”这样的“内历时性”时间语言，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昭示其作品“虚构”的本质，类似于“元叙述”突然在故事进程中跳出来告诉读者“这是在讲故事”一般。抛开对盛可以作为女性作家这个认知，从小说文本入手，也是可以解读出相当于热奈特“超文本”理念的隐藏于表面文本之下的对于父权否定的文化意义。
(一)刘一心的“明”与“瞎”
刘一心的身份从最初便带有“女性”的隐喻，因为他是一个高校的老师，也就是俗称的“文人”，而文人形象在中国是偏向阴柔的。而“飞蚊症”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父权与女权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便是“飞蚊症”这一疾病叙事所隐喻的事实。而刘一心“飞蚊症”的严重程度则对应的是女权从父权中解放的程度，刘一心的失明所象征的正是女权的全面胜利，这也对应上了故事主角的人性解放历程。若以女性主义视角来看待的话，故事中的三次“掌掴”事件隐喻的一是女权对于父权在社会权力层面的反抗，打高三个行政等级的副院长，这正是女性在社会地位上抗争的体现;二是女权对于父权在家庭权力层面的反抗，掌掴理智清醒，重视妇德的江晚霞本质上就是对固有的被父权所认可的家庭权力划分的一种突破，类似于易卜生《玩偶之家》里娜拉的出走;三是女权对于父权在话语层面的争夺，贾师傅代表的是群体中性话语，对其掌掴则是要争取话语的导向。刘一心的“明”与“瞎”存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在故事的事实中他成为了一个瞎子，这是顺序时间造成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刘一心的内心却愈发的“明”了，文末“眼睛于他的确多余”便是指的这种叙事时间上的因果倒置。更明晰的，把故事时序的“明”与“瞎”对应上父权，再将叙事时序的“明”与“瞎”对应上女权，那么作者的时间陷阱便暴露出来了。
(二)江晚霞的“来”与“去”
用经典叙事学的观点来看，“江晚霞”是故事的一个结构，其符号性意味明显，起到象征的功能。但其矛盾意味也是明显的，体现在故事时序上，她的分界点异常突兀，从“江晚霞突然冷静下来”一句开始，她由父权的追随者立即变成了父权的抗拒者，但这种突变必然导致了这个结构的悲剧性结局。就像江晚霞的“来”在叙事速度上进行了省略，造成其来的突然;她的“去”也相应的进行了省略，于是只在故事中留下了死的结果。而在经典叙事学的内层叙事基础上，江晚霞的故事明显的是作者私下型叙事的一个线索，江晚霞的死和刘一心的瞎是符合大众期待的公共文本，在此并不能看出作者的性别声音。但通过解析出否定父权的文化意义，则能够发现私人文本与公共文本的对立，进而有了两种文本对立之下的第三文本———女性话语。事实上，从叙事所产生的具体语境上来看，叙述者对于女性的表达一直是积极而正面的，无论是通过刘一心的叙述还是瞎子的叙事，即便是对江晚霞最不堪的描写，即在画作中放大她的丑陋，所怀揣的情感也是充满爱意的。这种汇聚多个线索和交错时序的表文本与潜文本的对立则正是女性主义叙事的高明所在。
结语
兰瑟提出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本质上是对经典叙事学在语境以及受述者方面的补完，这对于重视结构主义分析的经典叙事学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女性主义重视意识形态的特点使得她们反证了女性书写以及男性和女性书写方式的事实不同。在《弥留之际》中，尽管作为创作者的盛可以试图以男性书写为女性话语代言，但通过厘清叙事顺序，拆解叙事圈套，还是找出了两性书写在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冲突。虽然承认女性主义叙事学在文本分析上的价值，但在中国现阶段女性意识尚未充分觉醒之时强调女性主义话语，还是需要些许谨慎。
【参考文献】
［1］热奈特．叙事话语［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盛可以．弥留之际［J］．人民文学，2014，01．
［3］申丹，王亚丽．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美］苏珊•S．兰瑟著．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申丹，韩加明，王亚丽．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美］华莱士•马丁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王茜．苏珊•S•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探微［D］．辽宁大学，2011．
作者：张未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