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涵义、特征与争论
1．认为不存在所谓的中国经济模式。黄亚生（2012）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印度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历史，认为以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快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传统的儒家文化等特征所构成的“中国模式”，其手段、方法、成绩甚至所带来的问题都不独特。真正促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发展起来并且持续较长时间的原因是“软件设施”，即市场化、自由化的经济金融政策和制度，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2005）也指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并不存在的。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谈论模式还为时过早”。2．认为中国经济模式还需修正和完善。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还处在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并没有形成确定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从现在的情况看这种发展模式还存在很多问题，所以总结中国经济模式还不具备条件。吴敬琏（2010）认为，以强有力的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为特征的中国经济模式虽然具有一定优势，但行政干预的功效不应过分夸大，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存在极大危险。郑永年（2010）认为，中国模式是在不断演进和演变过程中的，要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来考察分析中国模式。郑耀辉（2010）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模式遇到了创新、环境和能源等问题，未来“中国模式”想让被世界认同和得到推广，必须学习“普世经验”和“普适价值观”。丁学良（2011）认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模式，但高速经济发展支付了生态、行政等巨大社会成本，导致中国经济模式不好对外推广。虽然中国经济模式存在很多争议，但是它本身已成为一种现象、一种说法。中国经济模式作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实验性、渐进性、自主性、开放性是其重要特征，共同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是其重要方式，体现了经济发展的“中国智慧”。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理论解释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核心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经济保持高速持续增长的原因，试图总结出一般性的经验，拓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有以下观点：1．比较优势论。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成功关键在于实施比较优势战略。林毅夫等（1994）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推进比较优势战略，使中国所具有的资源比较优势能够发挥出来。林毅夫（2012）进一步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认为经济结构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根本机制，但政府须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以克服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成功关键就在于政府发挥了在经济发展中的因势利导的作用。2．市场论。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关键在于市场化改革，“市场的逻辑”是中国改革的核心。张维迎（2010）认为，价格自由化和企业非国有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变革，将中国的激励从基于职位的权利转变为基于财产的权利，从而激发了社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樊纲等（2011）利用中国各省份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定量考察了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研究的结果显示，从1997年到2007年，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年均1．45个百分点，市场化改革贡献了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39．2％。3．二元经济论。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成功关键在于二元经济转换。李扬等（2005）认为，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由农村向城市、由国有向非国有的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高速长期增长的关键；而高储蓄率和投资率既是中国独特增长模式的结果，也是剩余劳动力能够持续转移乃至中国这种增长模式得以维持的主要原因。陈宗胜等（2009）也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典型的二元经济转换现象，成功的二元经济转换是创造中国奇迹的主要原因，我国已经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道路。4．中性政府论。该观点认为，中国改革发展成功依赖于中国的中性政府。姚洋（2010）认为，中性政府追求的是整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发展，目标是增加全体人民的福利而不是特定集团的利益。从中国实践来看，改革初期增长共识的形成、价格双轨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等事例说明，当中国政府遇到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时所采取的行动是中性政府的行动，即有利于整体社会的经济福利而不是个别集团的特殊利益。中国政府能够成为中性政府，主要原因是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平等的社会基础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调整。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是独特的，但其核心经验仍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5．分权论。该观点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经济上的适当分权，促使地方政府有积极性通过建设基础设施等来优化投资环境，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王永钦等（2007）认为，分权式改革这个逻辑框架不仅能够解释中国前期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也能够阐释目前出现的诸多经济社会矛盾。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给地方政府提供了发展经济的动力，尤其是完成了地方层面的市场化、竞争领域的民营化及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内生于这种激励结构的相对绩效评估又造成了社会差距的持续扩大、全国市场的分割和社会公共品的不均等问题。6．政治论。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成功关键在于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安排。秦晖（2010）认为，中国经济模式的特点在于政治制度这个平台，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国是集权的平台。西方“左起来国家要为百姓多掏钱，右起来国家要向百姓少收钱”的体制形成民众高消费高透支的激励，而中国“左起来国家就向百姓多收钱，右起来国家就少为百姓掏钱”的体制造成民众低消费高生产的激励。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秘密就在于既低自由又低福利体现出的竞争优势。7．人口论。该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的原因在于人口红利。蔡昉（200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政策、经济社会变迁共同推动了人口转变过程，人口结构呈现出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多、增速快和比重大的特点，形成了有利于增长的人口结构，从而带来了人口红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李玲等（2010）认为，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在教育、健康事业上取得了较大成就，从而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能够拥有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禀赋，这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把握全球化的有利机遇提供了内部动力。8．文化论。该观点认为，中国儒家文化和独特意识形态制度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制度动力。邹恒甫（1993）认为，中国儒家文化中对节俭的重视、传统文化中的有为主义，有利于促进资本的积累和培育市场竞争意识，从而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郭忠义（2008）分析了中国经济奇迹的意识形态原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意识形态因其在认知上真实反映社会存在、在价值上代表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从而具有巨大的理论力量，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制度保障。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增长的奇迹，既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的特殊政经环境，丰富和拓展了发展经济学的内涵。
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1．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是巨大的，但并不是深刻的。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矛盾。总的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面临三大矛盾：（1）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不公加大的矛盾。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平均保持了近两位数的增长，但社会不公却日益加大。一是贫富差距明显。2003年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47以上，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如果将一些灰色收入考虑在内，收入不均程度将更大。二是城乡差距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差距基本处于扩大之中，虽然近几年有所缩小，但到2013年末城乡收入差距仍超过300％。三是腐败问题严重。中国经济模式创造了中国奇迹，但它的某些制度安排却带有“腐败的基因”（杨春学，2011），因此腐败问题较为严重。（见图1、图2）（2）经济结构化减速与稳定经济增长的矛盾。目前，中国由高投资和高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阶段已逐步失去提升效率的动力，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将开启经济增长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但在这种经济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由于服务业和城市化所带来的生产率远低于制造业，中国经济减速将是一种必然趋势，它是中国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是一个发生在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自然过程，无法通过政策调整来改变它（袁富华，2012；李扬，2013）。但是，当前中国“结构化减速”发生在收入较低水平阶段，容易带来中等收入陷阱，陷入经济发展困境。因此在经济结构化减速的同时，如何保持经济的持续适度增长，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挑战。（3）加快市场化改革和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矛盾。最近中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如放开了存贷款利率的管制，目前贷款利率已完全放开；扩大了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幅度由1％提高至2％；在四省市开展5家民营银行试点等。但与此同时，中国金融业系统性风险在不断累积，风险苗头有所显现：一是M2／GDP居高不下，至2013年末已近200％，远高于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这其中蕴藏的风险不容小觑；二是随着经济进入下行期，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开始进入上升通道，银行业风险将不断暴露。因此在推进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如何保持经济金融的稳定，将是中国改革面临的一大问题。2．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新的选择（4）根据上述的问题和矛盾，中国下一步改革关键是要“改革政府”，并以政府改革来推动和深化经济改革，促进经济的持续合理增长。一是着力推动政府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努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着力强化对各级政府的增长激励，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掠夺之手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日益显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用发挥还不够充分。因此在下一步改革中，政府转型是关键。在实践中，要充分简政放权，最大程度激发市场活力，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加强法治建设，规范政府的行为，着力发挥政府扶持之手的作用，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要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构建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相结合的监管体系，确保在推进市场化过程中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二是持续深化经济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抓住了全球化的机会，后发优势发挥明显。但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已初步形成并具有很大的力量，并且付出了环境、资源等沉重代价，这已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在下一步改革中，要深化经济社会对内对外开放，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削弱既得利益集团力量，促进经济社会的包容性发展。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新机制，保持发展战略的定力，加强创新驱动，坚持绿色增长，提高经济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
作者：许立成 范从来 单位：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后 南京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