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
一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一，给全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带来了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第一，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受到毁灭性打击，并最终在战争中解体，英法等国遭受严重削弱。战争导致交战各国工人运动及民族解放运动持续高涨，帝国的终结促进了民族主义迅速传播，催生了欧洲一批新兴的民族国家。第二，沙皇俄国具有浓厚的军事封建色彩，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所有这一切使得沙皇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一战迅速加剧了这些固有的矛盾，于是十月革命在俄国爆发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苏维埃俄国诞生了。十月革命的胜利结束了那个旧时代，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也使整个世界日益分裂成为两个相互对立的体系。第三，由于英法的苛刻制裁，战败的德国变得更具攻击性，也愈加仇视国际秩序，从而为凡尔赛体系的覆灭埋下了祸根。第四，国际联盟是为预防未来战争而设计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但是，这个组织本身并没有履行其使命的政治力量、法律工具或合法性。国际联盟的法律权威是软弱的，它所拥有的执行和平使命的工具也是无效的。关于战后世界秩序形成了清晰的设想，但是这个构想先天不足，注定必败无疑。正如卡尔所说，两次大战间隙的国际社会浮躁且沉迷，人们从虚幻的憧憬陡然跌落到悲凉的失落，从飘渺的乌托邦理想状态陷入了痛苦绝望的现实中去［2］。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内部、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以及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均矛盾重重。到20世纪30年代，国际关系主要矛盾逐渐演变成反法西斯力量与法西斯势力之间的矛盾。日本于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入侵中国其他地区;意大利于1935年侵占埃塞俄比亚;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彼此冲突。所有这些构成了两次大战间歇期的综合征［3］。现实主义者得以兴起的世界是一个狂乱的世界。世界经济处于崩溃状态，德国经济瘫痪不堪，美国证券市场暴跌。由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终于导致大战再度爆发。
二、卡尔对理想主义的批判
卡尔的代表作《20年危机》发表于二战前夕。当时的世界强国从政府到民众均笼罩在一种奇怪的虚幻浮躁的氛围中。他们对受压迫人民的深重苦难视而不见，对弱肉强食的哀号悲鸣充耳不闻。他们被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吓破了胆，看不到迫在眉睫的战争，思想麻木，行动迟缓，寄希望于先天不足的国际组织出面调解，奢望以道德法规拯救世界，一味地坚守绥靖政策，一厢情愿地乞求本不存在的和平。执迷于虚幻的理想而看不到真切的现实，由此造成了理想与现实的严重脱节。这也正是卡尔笔下的两次大战间隙的思想危机，即所谓20年危机。战后，人们开始反思如何才能消除类似可怕的灾难。备受推崇的解决方案当属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理想主义，集中地体现为他的14点计划。概括而言，就是强调普世道德，重视国际组织与国际法，设想在民族自决和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建立世界秩序。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国际联盟［4］。理想主义者坚信，国际联盟及其集体安全机制是世界免于战争的根本保证［5］。当时，威尔逊等理想主义人士认为，古典均势理论和秘密外交是引起战争的重要原因。每个国家只要着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秩序也就为本国民众谋取了最大幸福。卡尔认为，从表面看两次大战期间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似乎就在于各国之间的经济纠纷、领土争端及意识形态对立，不过其实质则是现存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冲突，即守成霸权与崛起强国之间的斗争。卡尔指出，两次大战之间的20年，其实就是危机四伏的20年。所谓危机四伏，既包括德国对凡尔赛和约等国际体系的不满，也因为理想主义掩盖了权力政治的实质，误认幻象作现实，将现实的世界拖入危机之中。卡尔对两次大战间隙的理想主义及其拙劣的实践深表不满。理想主义的致命错误就是忽视了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作用。在《20年危机》序言中，卡尔指出本书旨在反击一次大战后欧美主导国家中存在的危险的天真论调，即几乎完全无视权力因素，而片面强调依靠道德和国际法制止战争维护和平。在著作中，他没有使用理想主义一词，而是称之为乌托邦主义，严厉抨击虚幻缥缈、不切实际的空想主义［6］。卡尔看到了权力与政治的不可分割性，他认为，在国际关系中，道德是虚幻的，权力才是关键因素。卡尔批评理想主义未能把事实与理论结合起来，并且提出了一种有关国际政治的比较现实的观点。卡尔认为，现代危机实际上意味着建立在利益一致概念上的空想主义大厦已经土崩瓦解。卡尔对盛极一时的理想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揭穿了其华而不实的虚幻本质，击碎了理想主义头上的绚丽光环，从而完成了现实主义的合法性建构［7］。第一，乌托邦主义以自己的空想代替现实，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卡尔认为，在现代国际关系中权力无疑是举足轻重的，没有权力后盾作支撑，国际组织注定只能是空中楼阁，国际法也只能是虚幻的法律。乌托邦主义不注意分析客观现实及其因果关系，而是一厢情愿地沉湎于虚无缥缈的幻象之中。因此，乌托邦主义国际观是虚幻的。第二，乌托邦主义过分依赖伦理道德，强调道德的普世性，而看不到人性中的自私与贪婪。卡尔指出，在无政府状态下，普世道德是苍白无力很难奏效的，道德不具有强制约束力，道德应该服从于权力。国家只能在道德与权力之间寻求平衡。国家不断追求利益最大化势必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个体道德标准直接套用于国家。第三，批判了建立在利益和谐论基础上的乌托邦主义，认为它对国家利益的冲突视而不见。国家之间利益和谐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利益冲突才是国际关系的实质和事实。乌托邦主义认为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是一致的，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同时也是对所有人有利的，他们无视当时的国际现状和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竭力维护处于优势地位国家的既得利益。卡尔认为，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不同国家的利益自然是不同的，对利益的追逐必然导致冲突。因此，利益和谐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彻底误判了国际关系的本质［8］。
三、卡尔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
(1)卡尔认为，现实主义是作为理想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理想主义幻象覆灭之日就是现实主义崭露头角之时。现实主义是在批判理想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它立足于客观事实，注重考查事件的因果关系。在政治实践中，现实主义者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当政者只能顺应这种必然趋势。值得一提的是，卡尔能够坚持辩证地看问题，他认为现实主义并非没有理想，它是作为对理想主义的矫正而出现的。与此同时，他并不全盘否定理想，他认为现实主义缺乏洞察力，人们需要理想主义的指引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世界。
(2)现实主义坚持权力中心观。卡尔认为权力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权力是政治的核心要素，政治的永恒主题就是夺取、维持和巩固权力。国际政治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政治。政治学研究必须直面现实，准确把握权力概念，致力于权力的维系。权力是毋庸置疑的政治王牌，即便是那些乌托邦主义者，他们口头上大谈理想，心中谋划的却是如何去获得和巩固权力。
(3)卡尔还把权力划分为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舆论力量等三种形式，并且认为它们之间是密切关联的。另外，他认为权力既是手段也是目标。国家必须动用权力才能达成某些既定利益，这就突出了权力的手段属性;随着国家利益的实现与不断累积，影响力与日俱增，从而有利于攫取更多利益，权力因此成为了大国竞逐的目标所在。这里显示的就是权力的目标属性。
(4)现实主义权力道德观。作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在权力与道德之间做抉择，卡尔毫无疑问是重权力而轻道德的。但是，他并不反对道德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他坚持认为，权力居于绝对支配地位，伦理道德也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事实上，他主张协调权力与道德两者的关系，还把道德纳入权力政治研究范畴。只有把权力和道德结合起来，才能既看清眼前的现实国际形势，又对人类的未来抱有充分的信心。道德规范必须置于权力甚至是霸权基础上，由主导强国根据利益诉求来制定并保障实施。人们通常把卡尔看作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现实主义者，他的理论既批评理想主义，亦批评现实主义。卡尔认为，只注重权力而忽视道德，也就抹杀了人类的长远理想，只会让行动失去活力甚至方向［9］。卡尔认为，应该把伦理道德等理想主义因素与权力等现实主义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才是健全的国际关系学科赖以存在的基础。卡尔认为，从国际秩序来看，否定权力因素是乌托邦主义，忽视道德同样也不是真实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者期望在政治中消除利己因素，完全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开创良性政治体系。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利益自然和谐不过是幻象，所有政治行为都是由经济利益驱动的。这两种认识均失之偏颇。政治行为的基础必须是道德和权力的协调。两者的大致平衡确立了国内社会秩序，也应该在此基础上构建坚实的国际体系。
四、卡尔的理论贡献与不足
第一，卡尔是自国际关系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后系统阐述现实主义的第一人。道德的虚幻、权力的重要和国家利益的冲突本质构成了其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10］。他的学说试图把学术研究同现实状况结合起来的努力，为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第二，卡尔始终坚守开放包容的理念，他能够辩证地分析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关系。他批判理想主义，但并不全盘否定它。相反，他支持理想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其独特的引领与昭示的作用。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但同时承认现实主义也有其不可否认的历史局限性。他既提倡对环境和条件的现实研究，又不排斥对理想的向往和对目标的追求;他既强调权力因素的无所不在，又肯定道德对于良好政治的长远作用。他认为，成熟理论永远不应当只包含一种因素或者只强调事物的一个方面，他的思想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辩证结构。第三，卡尔认为，国际格局处于无政府状态，是一个自助体系，权力是国际关系的核心要素，国家之间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等构成了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命题。第四，卡尔的分析是客观理性的，是有事实依据的，而绝不是抽象的说教。这一点尤为令人称道。事实上，任何理论都有其时代局限性及不足之处，卡尔的现实主义思想自然也不能例外。首先，关于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卡尔忽略了其他行为体的客观存在，将行为主体角色完全赋予国家，反映了卡尔认知的局限性，也影响了其自身的理论价值;其次，在概念界定及观点论证方面，卡尔的表现也是差强人意，失之偏颇，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第三，除认定权力作为国际关系核心要素这一点外，其余观点交织混杂，纠缠不清，既让读者费解，也破坏了理论本身的纯洁与价值。很显然，这些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是不利的，必须在客观甄别的基础上加以扬弃。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瑕不掩瑜，卡尔对现实主义思想的开创性贡献是无法磨灭的。
作者：张晓东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