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商投资环境的衡量标准
外资企业涉及诸多行业领域，投资需求和目标差异较大，对投资环境的考量因素自然各不相同。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通过调查研究，归纳出包括政治稳定性、市场机会、经济发展与成就、文化一元化、法令阻碍、实质障碍、地理与文化差距这七大因素的“冷热国对比法”。许多学者在评价投资环境时采取了多因素和关键因素分析法。综合来看，在评价和衡量外商投资环境时，应着重考虑以下主要指标：
（一）本地市场需求支撑能力
以拓展市场为目的的外商投资，关注投资东道国是否拥有足够规模和购买力的国内市场，能否满足企业投资后产品和服务的就地销售。需求并非一成不变，外商投资企业对东道国本地的需求既注重现实存在，也关注未来的成长性和潜在的可能性。东道国人口总量、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阶段，以及人均收入水平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市场需求的总量规模和结构。
（二）基础设施业务匹配能力
企业正常运营所需的交通物流保障、能源资源配合都是外商投资企业看重的。基础设施不仅包括高效、低价、有保障的公共交通运输，以及电力和通讯等，还涉及企业的特殊需要。只有当基础设施能够对企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持时，外商投资企业的业务才可能获得顺利发展。
（三）市场体制促进有效竞争
市场经济体制的差异决定了企业行为和经营模式的不同。市场经济下，市场能够发挥基础性的配置作用，有利于供需之间有效对接匹配，但可能出现市场失灵。计划经济下，政府控制供需规模和路径，有利于保障弱势群体利益并促进全员参与，但可能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现代经济体制多将市场配置资源与政府适当干预相结合，但市场参与者的比重结构影响竞争格局。
（四）法制环境提供有效保障
法律是一国经济社会活动的准则，明确界定了市场经济活动中各方的责权利。完善的法制环境能够保护企业投资活动，降低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为企业提供保障和维护自身权益的途径。良好的法制体系需要由各层级法律法规形成配合，各法律法规间既不能存在明显空挡或漏洞，又不能相互掣肘。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还应该及时调整更新，避免陈旧过时。
（五）政策连续性有利于保持市场信心
政策环境对投资十分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场参与者的竞争格局。优惠的政策可以降低企业的投资、经营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稳定的政策有利于企业形成对未来市场更准确的判断。政策的优惠性是外商企业选择投资东道国的重要依据，而政策的连续性则是企业保持长久竞争力的重要前提，政策的优惠性可能随着时间进程有所提高，从而在竞争中占领优先地位。
（六）人口综合素质相当关键
企业的经营活动需要由“人”完成，现代企业竞争对人才的依赖性更强。大型跨国公司的全球发展多推行人才本地化发展战略，积极使用投资东道国当地人才资源。相比而言，外商投资企业水平较高，对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除了需要大量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技术人员外，熟悉跨国经营规则、掌握先进技术、能够有效开展国际文化交往的管理人才更是外商投资企业看重的重要资源。
（七）金融环境发达开放水平
除了与金融业外资直接相关以外，所有行业的外资都需要成熟高效的金融环境来支持。成熟的金融市场不仅能够给企业提供有效的融资市场选择，而且能够以较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开放的金融环境既允许企业投资资金的自由流入，也允许其把投资利润自由汇出。外商企业往往对其投资母国的金融机构较为熟悉，愿意在对外投资时多与本土“走出去”的金融机构合作。
二、中国外资环境的发展演变
事实上，正是由于中国的投资环境较好，自改革开放以来外资进入中国保持持续增长。1983-201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从22.6亿美元增加到1132.9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4%。截至2013年4月底，中国累计吸收外资1.3万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二，连续21年保持发展中国家首位。
（一）市场需求增长潜力巨大
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市场吸引了全球众多跨国公司的关注，以市场吸引外资也一直是中国经济开放的重要举措。持续增长的消费能力和快速增长的工业化进程为消费需求和工业需求的不断增加提供支撑。规模庞大且持续增长的消费市场吸引力巨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78-2013年，中国人口总量和就业人口数持续增加，扩大了消费市场的基数；城市化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则增强了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此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对外资形成较强吸引力。
（二）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升级
几十年来，在政府投资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获得了较大发展，建设成就举世瞩目。1978-2012年，铁路营业里程、公路里程、内河航道里程、定期航班航线里程、管道输油（气）里程分别增长了88.8%、376%、17.9%、2102.9%和1085.5%。能源消费总量从2000年的14.6亿吨标准煤增加至2012年的36.2亿吨标准煤，其中工业能源消费占比基本保持稳定，从71.3%降至70.8%。通信网络覆盖面、移动终端人均拥有率不断扩大，移动通讯进入第四代，光纤接入家庭，为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专用网络、卫星链路发展迅猛。
（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0月，十四大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体制的目标模式。翌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随后，从国务院开始，中国自上而下实施了全国范围的机构改革。截至2002年6月，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115万人。通过财税改革，中央政府重获利益分配主动权，分税制改革实施的次年，中央财政收入就比上年增加了200%。通过汇率并轨，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按市场定价，出口受益，当年的对外贸易就改变了赤字状态，中国进入以外贸拉动发展的历史阶段。国企改革为市场腾出空间，也规范了企业的行为。两大股市为大型国企提供了大面积上市融资的工具。市场体制改革过程中，市场主体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对市场的控制力来看，都发生了重大调整。越来越多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开始在中国经济中寻找自身位置，反过来国有企业自身经营水平也因为上市后的公众参与，以及竞争的加强而发生了历史性的重要变化。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发展和完善。市场在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域发挥了基础性作用，缩短了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周期，鼓励企业创新，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四）外商投资法制、政策环境持续改善
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保持在“对外开放一百年不动摇”战略方向的同时，通过不断规范和完善外资发展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进入。从历史纵向来看，中国的外商投资法制环境经历了起步阶段（1979-1991年）、发展阶段（1992年-20世纪末）、国际接轨阶段（21世纪初-2007年）和完善阶段（2008年至今）这四个阶段，外资法律法规在全球化经济中逐步接轨国际惯例。中国对外资的政策变得更为公开透明，总体呈现从一些特殊经济区域的优惠政策向更广区域扩展，以及更加公平合理的趋势。
（五）人才供给充沛、结构齐全
长期的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具备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就业人口总量规模不断增加，业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职业教育的持续发展，为就业市场提供了各层次的人才供给。
（六）大量储蓄保障金融供给
中国国内金融业发展较快，在分业经营的市场管理模式下，金融业专注特定领域，在风险控制能力、客户资源、渠道网络等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社会融资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东方文化传统上注重储蓄，大量的银行存款为企业贷款提供支撑，贷款利率市场化转变给企业享受更低成本的资金提供了有益的市场环境。外资银行可以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它们带来的技术理念和产品创新通过外溢效应给企业带来更多选择。
三、完善中国外资环境的有利条件
中国完善外资环境，不仅应该继续改造基础设施等硬环境，还应着力改善软环境。国内深化改革的总体趋势，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供需的合力匹配，都为中国外资环境的改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有利条件。
（一）全面深化改革明确发展方向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吹响了中国深化改革的号角，中国经济期待着从改革中获得继续支撑发展的红利。《决定》要求全面改革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部分，明确提出要“放宽投资准入”，“改革涉外投资审批体制”。落实《决定》的要求、通过合理的路径设计实现《决定》设定的目标，成为中国政府在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自2014深化改革元年开始，一系列政策举措将纷纷出台。过去三十多年里，外资在中国经济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未来也将对新时期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更多支撑。
（二）国际协定提出改革发展要求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现在和未来，国际协定对中国经济依旧意义重大。美国奥巴马总统重新部署力量，重视通过国际协议规则，确立美国在未来全球经贸体系中的地位。国际化水平日益提高的中国也必然将因时而变。在货物贸易关税已经降至很低水平的情况下，非关税贸易壁垒和与投资相关的市场规制等成为美、欧、加、日等重要国际经贸伙伴的关注点。中国必然会在国际经贸协定谈判中遇到越来越多的需要与发达经济体探讨未来经贸规则的情形。与这些经济体商签的协定必然会有更高的开放程度，从而对国内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要求。
（三）国内需求升级需要更好服务
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日益增强。除了在全球富豪排行榜上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上榜企业家对生活品质的高要求外，整体社会收入水平的提升也形成需求的升级。消费者在消费产品质量、安全性和绿色环保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多，有能力和意愿消费更多、更好的服务，也需要有相应的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仅依靠纯进口的商品从规模和周期上越来越难以满足需要，对外国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的本地化支持需求更加迫切。城市化的进程依旧在快速推进，城市病随之出现，资源消费增加、废弃物增加，安全的空气、饮用水、食品和日用品的需求上升，而发达经济体的大型跨国公司往往具备更高的满足此类需求的能力。美中商会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美国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主要目标是中国的国内市场。
（四）企业实力上升更能迎接挑战
中国企业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向规模经济要效益，在不少产业领域获得全球领先地位。其中，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除了与建筑相关的钢铁、水泥、玻璃、陶瓷等产品外，化肥、农药等农业相关产品，以及纺织服装、家用电器、电子计算机等日用消费品，工业生产的大量中间产品的产量都已经位列全球首位。随着市场的拓展和销售的增长，中国企业的自有资金和融资能力、市场占有率和发展经验等方面已经接近甚至超过部分发达经济体的大型跨国公司，抗风险能力大幅提高。一旦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进一步降低，中国企业有能力与之开展竞争和合作，除少数行业外不会在短时间内遭受重大打击。
（五）“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需要支撑
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较快，企业通过国际化获得全球竞争力。但完成对外投资的企业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尴尬的事情。例如，中国企业在完成对外投资后如果将总部迁至国外，可能引起其身份国别属性变化。按照总部所在地本应属于国外的企业，则无法享受国内支持政策，但这些企业仍可能被东道国认作中国企业，从而也无法获得当地的相关待遇。已经“走出去”的企业也面临着全球布局的问题，相当数量的企业希望把国外的优质资源用到国内。这部分投资目前也按照外资管理。中国外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将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后再“引进来”提供更好的政策保障，支撑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布局。
四、外资环境改善的制约因素
改善外资环境，尤其是软环境，仍然需要认清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外资发展的形势，认真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做好充分准备，尽量削减制约因素对外资环境改善的负面影响。
（一）推进深水区改革难度较大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涉外经贸体制完成了大量改革。然而，全面深化改革的含义就是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中国的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长期以来发展形成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固有思维和运营模式很难改变。习总书记强调：“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敢于啃硬骨头。”某些行业集中度较高的领域往往因为竞争者较少而有着相对较高的行业利润，开放这些外资最想进入的领域面临较大的阻力。一些能源资源保障、通讯行业的开放还面临着对企业承担公共责任，保障普遍服务，甚至威胁国家安全的担忧，这些都可能阻碍外资的市场准入进程。
（二）各方外资管理模式不一致
中国正在积极探索通过WTO多边、自贸区双边，以及区域次区域的经贸协定构建外部经济发展环境的道路。但是，协议谈判无论结构还是内容都千差万别。以当前各方关注的中国—美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以及中国—欧盟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例。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欧盟在自身经济管理和对外经贸关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美欧对外资的管理却遵循着不同准则。美国采取负面清单的外资准入管理模式，欧盟则基本使用肯定列表。不同的模式不仅意味着协议内容、行业开放清单从内容到可扩展性都存在巨大差别，而且对中国外资未来的管理模式也会有较大影响。同时，如果采取负面清单模式，那么如何处理已经与中国签署的100多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之间的关系就会成为难题。
（三）外资管理涉及内容较复杂
外资管理涵盖的流程较长，包括从外资进入前到运营管理，再到利润汇出等全周期，而当前的外资管理主要侧重于对准入环节的把控。外资管理制度的调整不应过于频繁，而是应该在做好相关工作后尽量调整得当。从已有的例子来看，国家安全是外资管理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外资进入还要通过反垄断审查，以避免市场开放后外资形成市场控制而影响供给的公平性。现有分工中，外资管理需要多个部委配合，以中国经济发展大局为出发点协调各部委的权责，也需要在中央部委职能调整后，相应调整下属的省级机构权限和流程。当前在上海自贸区等特殊区域实施的特殊政策即便成功，在向全国范围推广时也可能出现较大风险。
（四）许多企业竞争准备不充分
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本土将遭受外资的猛烈冲击，但通过重点的行业保护，外资并未能够全面进入中国。此次深化改革则可能通过市场的大幅开放给中国经济造成较大影响。中国仍有不少企业还没有意识到外资加大进入中国的趋势，目前服务的细分市场很可能被新进入的外商投资挤占。相比而言，服务业外资的影响力最大，很可能在细分行业领域重新洗牌。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环境下，发展优势明显的企业能够抢占市场甚至创造新的市场，能够以其发展潜力吸引更多人才，能够获得更为充分的低成本融资支持。因此，外资准入的扩大对于习惯于准备不充分、采取跟随式发展的中国企业可能造成较大冲击。
（五）市场开放需换来进攻利益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较为流行的做法是以市场换技术。然而实际上，采用合资的方式，中国企业可能获得一定的技术提升，但这些技术多数并非是行业领先的，或者是针对中国消费者开发的产品，对企业技术的全面提升支撑不够。未来的外资环境改革，仍然需要充分考虑改革对中国企业竞争力提升的作用。确定相关的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恰当的外资管理机制，是摆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难题。互换角度，中国加大外资开放力度的同时，理应获得相应对价，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应获得更为公平的市场开放环境。能够实现这种与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间互利的双边开放，需要把握关键时机，选取恰当的切入点，同时也对决策者的智慧提出挑战。
五、改善外资环境的建议
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期，需要把握机会，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积极采取综合的配套政策措施，努力改善外资环境，赢得发展先机。
（一）统筹考虑内外关系，明确制定发展时间表
外资环境的改善涉及外资管理体制的调整，而这一体制的调整的影响范围极广，处理不当会造成一连串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坚持《决定》设定的方向不动摇。由于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的关系，顶层设计需逐项落实，需要进行统筹考量和安排。内外部的相关工作的进程需要兼顾和配合。鉴于上海自贸区的试验期是三年，中美、中欧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推进速度也很快，外资管理体制改革有着明确的时限。在较紧的时限下，既要按期完成外资管理体制的调整，以符合各项协定的要求，又要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其他领域的改革相互支撑和配套，为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服务。需要厘清各项改革工作的优先权，按照重要性和紧迫性进行排序，按照倒计时的方式排出时间表，以便有效跟踪进展，实施准确评估。
（二）完善相关法律，奠定改革与发展的基石
良好的外商环境需要有健全的法律为基础，完善的法律是改革与发展的依据和行为准则。中国的外资三法已经根据外部形势的变化做出了调整，但与希望实现的外商管理体制目标仍有不一致甚至冲突。应在充分总结上海自贸区暂停实施外资三法实际效果的基础上，摸索规律、总结经验，提早启动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除此以外，与外商投资企业相关的其他法律法规也应作为一个体系加以考量与分析。法律的完善既需要解决与外资体制管理的目标有冲突的内容，也需要弥补现有法律法规管辖的空白。例如，外商在华获得更为广泛国民待遇的同时，也应当承担更为广泛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避免利用优势地位的过多避税、通过合理的市场分配以及恰当技术知识溢出机制，保障社会的有序和公平发展。
（三）重视关键协定的作用，为后续协定做好准备
在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内，美国试图主导和构建全球经贸规则的意图十分明确，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为代表的国际协议代表了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方向。中国参与的协定对中国外资发展环境的影响十分关键，需要重视包括中美BIT、中欧BIT，TISA和自贸区协议的作用。中美BIT协定已经完成12轮谈判，谈判进程仍在持续推进，其坚持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模式成为双方谈判的基础；中欧BIT协定将重新调整中国与二十余个欧盟成员业已签署的协定；TISA必然大幅推进因为WTO新一轮谈判超期而延缓的市场开放进程。除上述关键协定外，与投资相关的自贸区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相关协议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在关键协定获得突破的同时，应该充分总结经验，在体制调整改革的基础上，也可以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把新的模式用于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谈判之中，构建符合中国利益的对外协议体系。
（四）重点区域创新尝试，探索可复制的开放经验
上海自贸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探索。《决定》提出，“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的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重点区域所具备的特点是运行试验和开放的基础和条件，应选择具备不同特点的区域针对不同领域进行开放探索，以积累不同条件和环境下不同开放水平的经验。例如，尽管上海自贸区已经提出负面清单，但上海是以金融和贸易为优势的，服务行业优势较为明显。也可以在不同区域尝试不同的负面清单，甚至可以在影响可控的条件下大幅缩短负面清单，进行更为大胆的尝试。值得注意的是，在重点区域的探索过程中，尽管不一定会涉及相关内容，但在对外资准入开放的同时，需要同时建立基于国家安全和反垄断的监管规则，这对规则运行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对在更广泛范围内开放是十分重要。
（五）加大公共服务投入，促进创新技术外溢
应该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为外资发展环境的改善提供支撑。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将极大促进基础设施水平的提升，支持企业降低经营发展的成本。但是，技术研发水平的提升需要大量、长期的资金投入，中小型企业往往难以负担。基础设施并不局限于交通运输、通讯、电力等传统领域，政府还应该探索提供更为全面的服务。《决定》提出，“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依照规定应该开放的一律对社会开放”，因此可以大幅提升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除此以外，还应该加大公共服务投入，提供适应信息化时代的互联互通和数据安全服务。应完善产学研一体化的技术应用机制，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下中外资企业间的更深层次的合作，可以包括技术、知识产权和人才等多个领域，促进知识的有效扩散，提升全社会的知识技术层次。
（六）加强服务机构建设，打通更有效的信息渠道
面对制造业在经济中占比较大、相关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的现状，需要在战略措施上予以考量。应着力培育提供商业相关服务的企业，为投资环境的改善创造软环境支持。应鼓励与商业相关的咨询、法律、会计等服务机构的发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明确监管模式和奖惩机制。也应该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扶持处于起步期的中小服务机构。应探索建立多层面的信息沟通和交流机制，加快信息传输速度，及时反馈问题，尽量减轻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进一步的开放将涉及更多的文化交流需求，涉及历史、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与工作和生活相关的各个层面。搭建相关公共服务平台，有利于促进外资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也有利于减少误会，改善中外资合作的质量。
（七）规范企业经营行为，打造人才国际化平台
建立适合中国市场的行业标准与规范，对企业销售的商品及提供的服务进行约束。继续加强对企业经营行为的约束，完善现有的企业征信系统，以实现与国际接轨并可在全球范围融入国际征信管理系统，从而扩大以原产地规则为判断依据的中国商品和服务被接受的范围，并提升企业在全球范围的融资能力。面对国际上对环境和劳工问题的日益重视，应加强对企业商业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减少商业活动对社会和公众带来过多的负面影响。应努力为人才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空间，增强中国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为人才的自由流动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鼓励人才通过到跨国公司历练增强知识和技能。将重要人才信息库建设与规范猎头商业化操作相结合，设立人才创业的孵化器和种子基金，大幅降低人才创业的初始成本。
作者：任鸿斌 单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