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略萨《胡利娅姨妈与作家》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被称为拉美文学“结构现实主义”的大师，是一个秘鲁籍西班牙当代作家。这个生于印第安土著文化,又吮吸着西方文学的乳汁长大的作家,既继承了拉美文学的优良传统,又接受了欧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影响，形成了旗帜鲜明的结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他的作品同时具备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新颖的“立体性”结构，真实的描写了独裁统治下的拉美现实，以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揭露黑暗腐败。在现实层面，略萨深受萨特等存在主义观念的影响，认为文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干预社会，而当代社会生活丰富、复杂、多变，要想达到干预社会的目的，只能不断扩大小说本身的信息，对社会生活进行全景式的、总体上的勾勒。在结构层面，略萨将毕加索等“立体主义”绘画理论移植到结构现实主义美学理论之中，形成了“结构零件说”、“管通说”。他认为，结构现实主义应该追求小说的“立体感”，表现生活的丰富多彩和复杂多变。在略萨的文学作品中，时刻还能见到他自身的影子，例如其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出版于1977年，主要素材来源于作者早年和胡利娅恋爱和结婚的事实。小说共二十章，单章讲述19岁的略萨与比自己年长10岁的姨妈相爱的过程，中间穿插玻利维亚戏剧家彼德罗·卡玛乔在利马广播电台整日埋头写作，最后陷入无法区分现实与虚构的悲惨遭遇；双数各章则是卡马乔创作的一个个独立完整的短篇小说。一个在奇数章节出现的人物，完成偶数章节的内容；偶数章节的故事离奇程度，又隐含了彼得罗-卡玛乔的实际状况。
二、色彩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
（一）生活的真实
1955年，“我”19岁，刚从莱昂西奥·普拉多学校毕业，考入利马圣马尔科斯大学，与舅妈的妹妹胡利娅相识。胡利娅是玻利维亚人，时年29岁。她由于不能生育而遭到丈夫嫌弃，并最终导致离婚，因此来到秘鲁姐夫家住，以排遣忧闷。胡利娅刚一来到利马，一些老朽鳏夫便前来求婚，为了摆脱纠缠，她就经常请“我”陪同外出。日久天长，“我们”便产生了真挚的爱情。这件事被双方亲友获悉，立刻掀起轩然大波，并告知了“我”在美国经商的父母。亲戚召开家族会议，决定敦促胡利娅马上离开秘鲁，“我”也必须改邪归正，好好读书。面对重重压力，19岁的“我”不但不屈服，还在好友阿维尔和表妹南西等人的帮助下取得证件，买通了地方官员，与29岁的胡利娅姨妈办理了结婚手续，以既成事实迎接父母。父亲是个性格暴躁的人，他一回到利马，就下达最后通牒，命令胡利娅四十八小时内必须离开利马，否则将采取强制性措施。在众人的劝说下，“我”终于同意爱人出国，但同时也依靠辛苦的学习和工作，使恋情最终取得胜利。
（二）谎言的真实
作者在《谎言中的真实》一文中曾说他的大量作品都是以“谎言”来呈现“真实”，所谓的“谎言”即是他作品的虚构性，所谓“真实”便是他对权力对人性的揭露。“略萨认为，因为人们心中对生活现状有不满情绪，于是，抱怨和宣泄不满便直接导致虚构的产生。由此可见，虚构手法是为现实主义服务的。”[2]这本小说偶数章节虽是剧作家虚构的广播剧故事，但现实主义创作特征仍贯穿始终。略萨凭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激情，在创作中表达了对自由、对社会、对历史的深刻思考。他在每篇广播剧最后用一句疑问性话语结束，既表达对现实的反思，也带给读者无限思考。例如小说第二章对应的是圣依希特罗，主人公是一个50岁的妇科医生阿尔贝托；第四章对应的是卡亚俄港，主人公是一个50岁的警察利图马；第六章对应的是维克多利亚，主人公是一个50岁的法官巴雷达；第八章对应的是米拉弗洛雷斯，主人公是一个50岁的灭鼠企业家费德里科。这四个偶数章节讲述的故事都是完整而有条理的，是短时间跨度，并未出现逻辑漏洞。而之后四个章节，通常有两个50岁的人，故事是长时间跨度，并且有一个主人公将经历青年变故，走向50岁。第十章两个主人公分别是50岁的巫医阿赛蜜拉和28岁的药品推销员鲁乔，其中，鲁乔经历了车祸事故，心理出现问题（这意味着撰写广播剧的彼得罗-卡玛乔开始出现心理问题）。正是在这一章节，首次出现了人物混乱，第八章的主人公费德里科跑到这一章，成为鲁乔的上司。前文中原本在拜耳医药工作的鲁乔，后面就成了在灭鼠公司工作的。第十四章主人公是塞费里诺神父，他是一个政治家，在门多西塔区进行政治宗教实验，最后走向共产共妻。这一章节出现了很多此前章节的人物，如第四章的警长哈依麦·孔查、第十二章的塞巴斯蒂安等。故事的混乱对应着彼得罗·卡玛乔的状态，他的“精神痛苦、缺乏自信,脆弱，有些发青的前额上冒着汗珠，闪闪发光。”[3]第十八章的主人公抒情诗人格利桑托，是一个身材短腿却拥有诗人的天赋的男人，他深爱着修女法蒂玛，不断用诗词与歌曲寄托爱与相思，是一段凄美的暗恋。（此时偶数章节的主人公渐渐走向了正常，变得充满人情味儿，比起前面的费德里科、鲁乔等，后面的主人公华金、格利桑托精神上就正常多了。而且他们和前面人物最大的不同，便在于他们有爱情。）虽然结尾还是毁灭，但最后变成理查德的主人公和爱人法蒂玛死到了一起。这九个耸人听闻的社会性短篇故事,里面既有非法宗教的疯狂行为，又有父权主义的阴霾笼罩，也有自杀、他杀、谋杀等骇人事件。略萨把1950年代发生在秘鲁的各种奇闻怪谈,以小故事的形式镶嵌在小说中,形成一个立体的丰富画面,广阔地展现了秘鲁社会的多个层面。就算不了解秘鲁的读者，也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50年代秘鲁社会的真实现状，秘密偷渡、走私毒品、践踏人权、执政暴行等等。
三、灵活多变的立体结构
李德恩在《拉美文学流派嬗变与趋势》中曾这样分析略萨的小说创作，他“努力把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各种表现形式容纳于作品中。当然，包罗万象是不可能的，但是反映的层面越多，现实生活的视野越开阔，小说也就会更加完美。”[4]因此，“他的小说从多种角度、各种层面、不同观点来描写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具有立体感，透视力。”[5]这种立体感根植于现实主义，却像“解构主义”一样将现实解体、重组，借助文学手段重新塑造出一个复杂的现实。读过他的作品就不会陌生连通管、零件组合法和中国套盒这些手法，略萨常以此来颠覆传统小说的平面结构。在《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中，奇数章节叙述了略萨与胡利娅姨妈的恋爱故事，以及结识剧作家彼得罗·卡玛乔的过程；偶数章节（第二十章除外）的每一章又是一个个短篇小说。这些小故事荒谬又可笑，故事中人物来回串门，身份不断替换。这样安排，一方面是出于丰富小说文本的结构需要，在层次上加重了小说人物的悲剧感；另一方面，这些短篇故事的出现，从开始思路清晰、脉络分明，逐渐发展到人物混乱、情节不通，也反映了剧作家的盛衰荣灭。
（一）块状叙事
《胡利娅姨妈与作家》的单双数章节叙事结构属于一种块状叙事，“块状叙事是指在叙事视角上并无直接联系，但却可以按照语义组构成叙事作品。”[6]“我”与姨妈的爱情故事和彼得罗·卡玛乔的广播剧作品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两者分别在单双数章节中穿插叙述，就打破传统一维线性叙事，使小说呈现立体性结构。偶数章节（除第二十章外）的每一章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它和前面并不必然保持线性关联，但同时又保持相对关联。对于阅读《胡利娅姨妈与作家》的读者来说，既可以一气贯通地顺着读，也不妨完全不被作家的“结构”所限制而跳着读。可以先零碎地单独阅读全书中的几个短篇，然后再把小说的主体爱情故事连在一起读；也可以反过来进行。由于作家是块状叙事，在小说的“结构”上是完全开放与自由的，所以，读者的阅读“结构”自然也可以是无拘无束的。
（二）双焦点叙事模式
“双焦点是构成一个椭圆形运行轨迹的力学点，这两者之间的情节具有一种戏剧张力，是通过艺术创作来将作品中的时间复活的。”[7]在这部作品中，两个焦点分别代表小说的两种叙事情节，而它们之间也并不是简单的双线索并进。略萨与胡利娅姨妈的恋爱指向现实层面，是叙述者站在现在的立场上寻回过去的时间记忆。九个独立广播剧则是虚构层面，是卡马乔当时混乱的思想记忆。现实和虚构紧密关联，在文本交错的叙事中共同形成了椭圆形叙事模式的双焦点。如果将文本中表达现实的时间焦点和广播剧的叙事焦点联系在一起，就会发现，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卡马乔丰富的精神世界和贫乏的物质生活产生强烈反差的悲剧。现实中卡马乔因不堪生活压力而导致精神混乱，这些在他虚构的广播剧悲剧中体现出来，卡马乔的思想越混乱，广播剧中的人物命运就越悲惨，他的精神状态与广播剧人物息息相关。例如在第十六、十八章故事中写到了主人公的爱情，说明此时的彼得罗·卡玛乔可能正在受到妻子的精心照料，或者他开始思念他的妻子，意识到除了工作，自己更需要爱情。
作者：朱虹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