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化工业批判历史语境个人经历文化因素
摘要：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表现出了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但是其悲观性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基于历史背景、个人经历和文化因素这三个语境中生成的。
文化工业，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即文化产业。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商品化已经进人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文化的工业化是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较早提出“文化工业”一词并建立了文化工业理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的商品交换理论，阿多诺发现，文化工业成功地对大众实施了欺骗和操纵，最终使大众成为“被动接受者”，并被总体性地整合到了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中。论文百事通对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建立了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以(启蒙辩证法》为代表著作。他们的批判十分尖锐，表现出了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马丁杰用“无情的敌视”来形容他们的这种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化工业的部分本质特征，暴露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故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界的广泛关注，“现今任何对大众文化的讨论都无可避免地要包括对阿多诺群众文化理论的某种评估”。
近年来犷国内学者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研究颇多，其中也不乏对他们理论语境的论述。这些研究给我们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但也要看到，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强调了他们理论生成的历史语境，而对个人语境和文化语境的论述较少。
特别是对阿多诺采用的夸张的表述方式没有提及。本文将结合这三个方面的因素来论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生成语境。这对如何在中国本土语境下客观评价这一社会产物—文化工业，并建构自身的理论话语有一定的作用。
一、历史语境
任何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属于他的时代的。如果把他的思想无限放大，成为永恒的真理，必然导致荒谬。同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思想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对大众文化的分析和批判有它特定的社会基础，也就是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深深植根于它所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据《启蒙辩证法》前言，该著作是“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恐怖统治行将就寝的时候撰写出来的”，而且，其揭示的主题也是“根据20世纪30和40年代美国的社会现象”而产生的。由此可见，《启蒙辩证法》的时代语境有两个重要的社会背景：一是纳粹主义的灾难，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兴盛。因此，纳粹德国的法西斯社会和战后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就提供了两个最为典型的语境。马尔库塞这样描述了德国当时的时代状况：“该时代是一个充满集权恐怖的时代：纳粹统治的力量登峰造极，德军的铁蹄践踏着法兰西。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标准，不是与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同流合污，就是被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取而代之。当时的纳粹主义并不是一种赤裸裸的意识形态，而是经过了充分的艺术化和审美化的文化包装，从文学、艺术、音乐到仪式化、戏剧化的大型公众活动，纳粹主义都充分利用现代工业和科技的艺术效果来达到控制和操纵民众思想的最大目的。而处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到处都是大众文化的迹象。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对美国普通人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国学者指出：“在整个3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比新闻影片、画报、广播节目以及好莱坞电影更能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了。对于知识界以及一般公众而言，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是无孔不人、无法回避的。不管电台播放些什么，不管电影公司放映些什么，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天晚上听无线电，每星期看两场电影，已养成习惯。甚至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日益取决于《生活》杂志和《时代的进展》节目中卢斯观点(这和(启蒙辩证法》中的观点吻合，可见阿多诺他们确实注意到了此现象。)，人们认为恰当的举止也要以电台或银幕的明星为典范。除了这些明显的现象外，传播工具还有更微妙的作用：“总统利用无线电广播使得政府好像亲切地来到了每个家庭的炉火边，从而取得了人们对新政各项政策的支持。新闻记录片的技巧和电影对白一下子闯进了文学领域，连小说家似乎在不知不觉中承认，如果他的技巧不能适应大众文化的新时尚，便无法生存下去。”
二、个人经历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文化工业展开如此激烈地批判，以及对其所怀有的明显悲观态度，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的。因为“记忆、反思和经历都是理论构造的必要组成部分"。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目睹了纳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统治，对德国法西斯利用宣传工具操纵大众意识有痛切的感受，部分决定了其文化态度：“奥思威辛集中营无可辩驳地证明文化失败了，奥思威集中营之后的一切文化，包括对它的迫切的批判都是垃圾。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于是，奥思威辛几乎成了他们内心深处无法摆脱的阴影。霍克海默在纽约的秘书麦尔曾经描述过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研究所”所面临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必须抨击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可以说这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一个信念，正是这一信念把我们团结到了一起。我们都觉得有一种使命，包括所有的秘书，所有参加研究所并在那里工作的人，这个使命确实使我们产生了忠诚和一体的感情。于是研究所的成员被法西斯无情地驱逐，从此开始了颠沛的流亡生活。然而当他们到了异地美国时，到处都是大众文化的迹象，人们热衷于大众文化的消费，并且津津乐道。法西斯主义统治下所产生的痛切感受，自然而然使他们对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的操纵特别敏感。凯尔纳指出：“法西斯主义对研究所的计划与理论构成了重要影响。它把‘研究所’成员驱赶到流亡状态，从而也极大地塑造了他们的理论兴趣、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对政治与社会的态度。因此可以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是法西斯主义阴影笼罩之下的产物，法西斯主义带给他们的心理创伤与痛苦记忆使他们形成了一种既定的心理图式—大众文化是极权主义的温床。因此，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就转换成了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而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又是对法西斯主义批判的合理延伸。
三、文化因素
(一)欧洲中心主义
法兰克福学派原先是在欧洲的文化背景下成立的，而欧洲的文化有很深的古典文化、高雅文化的传统，与大众文化截然不同。由于深受此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当法兰克福学派被驱逐到美国这一无古典文化传统的国家时，他们所见到的自然就是一派大众文化的迹象。自然，其成员对大众文化极度的不适应，甚至存在难以克服的偏见。以阿多诺为例，马丁杰就特别指出：“在他的星丛中，颇令人吃惊的是第三颗星，那就是上流文化街守主义，尽管他有马克思和现代主义的倾向，但如果不把第一沙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复古的反资本主义考虑进去，就很难充分理解阿多诺。他对大众文化的内在反感，对官僚统治的强烈乱视，以及对技术的工具理论的无限厌恶，都是一种意识的标志，退种意识形成于对德国上流社会衰落的觉悟，他的思想中反映出深深的悲观主义潜流。“对于在流亡时期遭际的各种土生土长的艺术形式，他都嗤之以鼻。归跟结底，欧洲中心主义使阿多诺决不会同情美国人，更不用说同情西方之外的比较原始鱿文化形式了。从阿多诺的一段苦涩的表白中，也可以看出其隐含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寓意。“在美国，我从文化边界的天真中解脱出来，获得了从外部看待文化的能力。这里提供我得到的一个例子：与我而言，尽管所有的社会批评与意识都有经济优势，但是绝对的精神关联物却总是自明的。在美国，我被告知的自明性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性，与精神相关的东西不会得到明确的尊重，不像中欧和西欧，这种尊重渗透在所谓的受教育阶级那里;这种尊重的缺席导致精神朝着批评的自我决定方向出发。阿多诺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大众文化，但是以欧洲人的眼光看待美国文化并拿欧洲文化与美国文化作对比的意图却是一目了然的。在这种比较中，他还是倾向于欧洲文化，因为美国文化本来就缺少欧洲文化中无需证明的“精神”，人们对“精神”缺少必要的敬意。难怪，阿多诺虽已取得了美国国籍，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在他选定的环境中感到安然自得。针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大众文化一向持有的不屑一顾的态度，马丁杰在《辩证的想象》一书中，曾经形象地把他们说成是‘旧耳曼的‘王公贵族’"。由此可知，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人骨子里充满的是一种守旧意识。
(二)艺术气质
阿多诺从小就受音乐的熏陶，母亲和居家未嫁的姨母阿加泰一起循序渐进地向他灌输音乐知识，使他在孩提时代就迷上了音乐。并且随着年龄增长，他对音乐的这种迷恋经久未泯。除了学习音乐，阿多诺还练习钢琴，得到了几位钢琴教师的指导，最终能弹一手的好钢琴。从阿多诺的教育背景和知识谱系中可以看到，全部都是与“高雅文化”相关，长期浸淫于这种文化当中也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纯正高雅的审美趣味。而一个人的知识构成影响着他对事物的认识。从高雅文化的角度看，大众文化难免就是一种低级文化，阿多诺对爵士乐的敌意就源自于先天的审美趣味。这也是他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的原因之一，虽不是主要原因。这样就形成了艺术(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对立模式，并且艺术本身具有的乌托邦功能和救赎的可能性却因为大众文化的破坏而破灭了。在阿多诺的眼里，文化工业的世界已完全没有了希望，他的工作只能是对大众文化的极力贬损。他叹息到：“除了绝望能拯救我们之外就毫无希望了。”“只有拒绝赞美现状，才有可能保存一个未来：在那时，写诗将不再是野蛮的行为了。
(三)表述方式
阿多诺采用夸张的手法。阿多诺深受精神分析学的影响，马丁杰把精神分析学也归为阿多诺多种星座中的一颗星。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说：“精神分析学中除了夸张的东西之外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因此，不排除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不受精神分析学这种夸张手法的影响。并且阿多诺本人也为之辩解，认为任何有效的认识的基本成分都是“夸张的因素、对对象过火的因素、自我超然于现实力量之上的因素’。夸张意识是纯粹现实的东西的抗衡力，因此应当是任何有效的认识论的补充。所以，同样不排除他倾向于用极端的语汇宣讲自己的批判理论。同时，促使阿多诺倾向这种夸张式语言的另一原因是，文化工业造成了语言的工具化，语言成了单向度的，它不能表达否定，不能再抗议压制，与揭示意义相反，言说除了成为社会中统治力量的工具外，什么也不是。“摆脱神话学影响的语言，作为整个启蒙过程中的因素，又返回来具有了神话般的魔力。语言词汇与内容相互区别和分离开来。如痛苦、历史、甚至生活这些概念，变成了抽象和失去了这些内容的空词汇。从上面的分析中，笔者认为，为了摆脱这种单向度语言的束缚，阿多诺除了采用夸张式的语言，已经决无其它途径能抵制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统治了。另外，疏于或不屑于做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分析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习惯于逞思辨推理之能，长于在“总体”上做宏大叙事的文章，结果就把许多必须注意的细节或者丢弃，或者简约化，甚至可能压根不知。
四、结语
从上面对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语境分析中，就不难理解其批判理论的悲观主义色彩了。让我们重温经典作家阐述过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据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特殊的民族出身和经历就直接影响了他们对文化工业的研究和判断。因此，他们的理论盲点“必须同时理解为理论的和历史的盲点”。简单地说就是，在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文化理论的运用的同时，必须考虑这些理论所产生的历史性，需要把他们的理论的盲点放回特定的历史时空，这样就不难理解他们理论的局限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