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公是更大的集体利益，私是我们个体的、小家庭的利益。孔子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就是我们要能够在面对重大道德选择的时候敢于把自己的生命奉献出来完成道德理想。这是儒家的精神。在道德理想方面，儒家非常讲究自由独立的人格。孔子讲，你当臣子，对你的上级、你的君主只是以顺从他作为根本的原则，这叫妇妾之道，不是大丈夫之道。什么是大丈夫之道？就是孟子所说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可见，儒家文化是主张一定要保持大丈夫的人格。儒家文化最普遍的价值就是仁的价值和伦理。仁的伦理在《论语》里面往往被表达为忠恕之道。《论语》里面这样讲的，孔子有一天对曾子讲，“吾道一以贯之”，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理想，但是有一个贯穿其中的根本原则，曾子说我知道了，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一贯之道就是忠恕。具体讲，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的实践取向，即知行合一。这一点，明代著名学者王阳明作了最完整的表述。他说现在的人把“知”和“行”分成两件事做，以为先知后行才是对的，我先去求知，等知求好了，然后再去行。他说这个不行，实际的结果是终身不行，终身不知，因为知是永远求不尽的，所以实践就永远不能实现。他批评朱熹讲的先知后行，知先行后。知行合一是中国儒家实践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儒家的终极关怀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点就是天人合一。自然与人的和谐，宇宙、万物和人类有共通的本质、共通的法则，都是天人合一的内容。第二点，万物一体。到了宋代、明代的时候，这种观念越来越强烈。如北宋哲学家程颢讲的，这不是一个存在论的表达，这是从一个境界上来讲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把万物看成和你是一体的。这是一种非常高的人生境界。第三点，叫“保合太和”。这是《易经》里面的话。保合太和就是最广泛的、最永久的和谐。儒家文化主张的不仅是一个社会的和谐，它是小到人的身心和谐，大到家庭、社区、国家的和谐，更大变成整个宇宙的一个永久的广大的和谐。
二、企业家精神的内涵
学者们在谈论企业家精神时言必称“创新”。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孔子也承认“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但是，他也提出警告：“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儒家文化是认同通过符合道德的方式追求利润的。我们研究认为企业家精神除了创新精神以外，就是合作精神，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黄少安（2000）提出经济学研究的重心要由“竞争”转向“合作”并提出“合作”经济学的构想。他认为，人类经济行为及整个经济运行就像一枚硬币，一面是竞争，一面是合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人们在仍然不断竞争的同时，随着理性度的提高，越来越倾向“合作”，因为“合作”可能既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促进对方利益的实现。合作就必须讲诚信，信是传统商业文化的核心，长久以来，商业界就已形成了“诚信为本”的核心商业文化。孔子说过：“民不信不立”。《中庸》里也说过“：诚者，天之道也”。因此，合作精神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也应该成为企业家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些学者也认为新兴市场国家之所以会有更高的储蓄率是由抚养比例低的人口结构和将节俭视为美德的儒家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乔晓楠、杨成林，2013）。节俭和注重积累财富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内容。企业家精神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强不息的精神。熊彼特（1912）在其著名的创新理论中大谈企业家的心理作用。他认为，典型的企业家具有非享乐主义性质的心理。首先是追求社会地位，即存在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由他支配的私人王国；其次是存在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优越的冲动，求得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最后，存在创造的快乐，把事情办成的快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能力和才华的快乐。这难道不是自强精神的张显吗？因此，我认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归纳起来应该是“创新、合作、节俭、自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企业家精神研究中心”给出了企业家精神的定义，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痴迷机遇、整体把握和协调领导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这种精神可以甄别机遇，不管当前的条件是否具备；可以利用机遇在个人、公共和全球性部门创造财富”。我们认为“创新、合作、节俭、自强”的企业家精神与这一定义是基本契合的。
三、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的内在联系
近年来儒家文化正在中国复兴。这种复兴，乃是中国文明自然演进的结果。20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有关方面放松权力和意识形态控制后，人们开始回归自己熟悉的信念和生活，自然地回归到祖先所熟悉且深入到他们血液、骨髓的传统生活形态，而这种生活形态，正是儒家价值所塑造、所支撑的。面对儒家文化的复兴的趋势，官方所采取的默许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孔子、儒家的文化地位。中国正在重返常态社会，各种宗教正在复兴，儒家同样正在复兴。由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儒家的复兴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将更加广泛，也必将对我国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和塑造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在发展市场经济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企业家，那么，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到底存在哪些内在的联系呢？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正如前面讲的，“仁”的伦理在《论语》里面往往被表达为忠恕之道，是孔子一以贯之的“道”，是贯穿于儒家文化中的一个根本原则。但我们所说的儒家文化是构成中国的社会治理机制的核心规范，是一个思想体系的制度化改造，因此其核心是“礼治”，“仁”是“礼治”的灵魂。儒家“礼”的重要功能就是协调预期，定分止争。这一点荀子讲得很清楚:“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运》）这种协调预期的规则进一步演化，就上升到治国之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化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祝祷祭祀，共祭鬼神，非礼不成不庄”（《礼记•曲礼上》），“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敬让之道也，故以奉宗庙则敬，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以处室家，则父子亲，兄弟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此之谓也”（《礼记•经解》）。将礼的地位上升到制度的最高地位，就是要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规矩可循。“礼治”为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因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创新精神，企业家创新的目的就是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你要获得更多的利润，你就必须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或服务，要想得到，就必须给予，必须遵守相应的“道”。有的学者以孔子和孟子的话来说明儒家文化是反对逐利的，如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尤以“何必曰利”著称。其实，这是对孔孟思想的片面理解。在孔孟看来，重要的是以义求利。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就是说，赚钱，发财要符合仁义；如违背仁义，富贵也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的。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孔子又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学而》）。孟子则认为，只要从仁义出发，利将不期而至。这都说明儒家文化用“礼治”来规范“逐利”的行为，使企业家精神的内涵更加完整。儒家文化在为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的同时，也提供内在的激励。儒家文化靠等级划分制度来完成社会治理，其标准就是“君子”，我们称之为儒家的君子理想。在儒家文化里，一个人具有仁爱之心，又能约束自己，道德高尚，就被视为君子，而相反地，损人利己者被视为小人。君子这个词在《论语》里出现了106次，其中大部分是孔子的话。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仁，小人怀惠”（《论语•里仁第四》）等。在儒家文化看来，首先，君子是遵守社会道德、等级、规范的人；其次，君子是一个利他主义者，或者说，是一个考虑长远，不注重眼前利益的人，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再次，君子是一个谦让的人，是一个“不争”的人；最后，君子是一个合作的人。儒家文化为企业家合作精神提供了丰厚的营养。儒家以“和”为贵。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孔子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同书《学而》）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孔子“和而不同”之说的渊源来于西周。西周末年史伯论和同之辨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不同的事务相互为“他”“，以他平他”即聚合不同的事务而得其平衡，这样就能创造出新的事务。如果追求简单的同一，就不能产生新事物了。这不正是强调合作与创新吗？儒家文化中作为君子的行为标准，不也是企业家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吗？对于企业家来说，如何对其行为进行约束呢？除了所有权就是声誉机制。如果一家企业造假，或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声誉机制不但会使经营这家企业的企业家在社会上名声扫地，人力资本大幅贬值，而且企业形象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害，最终还会影响企业自身的发展。企业家必须是一个善于与人合作的人。在市场经济中，只有善于与人合作，才能寻找到新的商业机会，也只有与人合作，才能创造价值。儒家文化把节俭视为美德。孔子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孔子又说：“道千乘之国，敬视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墨子更是把节用看作是治国治民的法宝，在他看来，节俭则“民富国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篇》）。荀子把节俭认作是顺应天地间的自然规律而又能与天相抗争的手段：“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奢，则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伦》）。儒家文化鼓励人们节俭积蓄，引导人们以钱生钱。节俭在儒家文化中以伦理道德出现，积累财富在儒家文化看来是一种高尚的行为。儒家文化高扬主体意识—“志不可夺”、“刚健自强”。孔子承认人人具有独立的意志，他说：“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匹夫即是平民，平民各有其不可夺的志。可见，在道德理想方面，儒家非常讲究自由独立的人格。孔子虽然认为贵贱等级的区分是必要的，但认为庶民也是人，应该尊重庶民的独立意志。《周易大传》提出“刚健”、“自强”的人生理想。《周易大传》云：“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休止，人应以天为法，永远向上，坚强不屈。《周易大传》高扬“刚健”“自强”的精神，这不正是企业家应具备的精神吗？
四、弘扬儒家文化，塑造当代企业家精神
（一）弘扬儒家文化，提高企业经营者的道德修养，使他们实现
由老板向优秀企业家身份的跨越首先，弘扬儒家文化就是要提高企业家的道德修养，因为，高水平的道德修养是成为一个优秀企业家的重要条件。从理论界到知识界，很多人都知道梁启超早年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新民说》。梁启超在《新民论》中一开始就强调公德的重要性。他讲的公德最重要的就是要爱国、利群。几年以后，他还专门写了一个《论私德》，强调还是要以私德为第一位，比如要讲友善、诚信等。他指出，公德是个人跟社会的道德，私德既是个人品行的完善，也是个人对待他人、对待社会的一个德行。私德是公德的基础。要塑造企业家精神，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商业伦理十分缺失。当代中国社会的诸多现象，从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到教育与医疗的混乱状况，从官员腐败到家庭婚姻关系的瓦解，从自然环境的过度污染到文化遗产的迅速耗竭，从上市公司蔑视投资者的利益到国有垄断企业管理现代化表象下争权夺利的内耗，无不折射出这个社会物欲横流与一些企业家缺乏良好的道德修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出现了很多为富不仁的老板，但是，由于他们不注意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因此，很难实现由老板向优秀企业家身份的跨越。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弘扬儒家文化，提高企业经营者的道德修养，使他们实现由老板向优秀企业家身份的跨越。现在，一些企业家听国学讲座，大家对国学真是满怀赤情甚至痴情，求知若渴。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国学是“体践之学”，是自我转化的学问，亦即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国学只有回归“体践之学”，国学才有利于我们社会道德的提升及高尚人格的养成，因为知行合一是中国儒家实践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传统。
（二）弘扬儒家文化，为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创造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环境
在道德理想方面，儒家非常讲究自由独立的人格。儒家文化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与企业家精神的“自强”“、创新”在内涵上是高度统一的，而自由独立的人格，必须在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得到保障。早在20世纪40年代，哈耶克就认识到：“在物质环境迫使我们做出选择时有决定自己行动的自由，以及对按照自己的良心安排我们自己的生活自行负责，这两者是道德情感能够赖以培养、道德价值在个人的自由决定中赖以逐日再造的唯一氛围。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是用强力所威逼出来的责任心以及对自己所作决定的后果负责，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道德实质。”故此，哈耶克一直相信：“自由不仅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而且是大多数道德价值的源泉和条件”。①笔者对此非常认同，因为，自由是打开伟大心灵的第一把钥匙，也是迎候神圣启示的必要准备，更是开启未来的真正源头。有了自由独立的人格，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自强”和“创新”，也才会有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回望中国历史，越是专制的朝代，企业家精神越是受到抑制，工商业的发展越是凋敝。中国史书向来有“暴秦、强汉、盛唐、弱宋”的“公论”。宋朝是史上最温和的一个政权。但在文化和技术发明上，宋朝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工商业的发展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当代国学大师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南宋之世。”②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除了造纸术之外，其余三项——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均出现于宋代。宋代的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技术以及火兵器的运用，都在世界上处于一流水准。宋人甚至还懂得用活塞运动制造热气流，并据此发明了风箱，它后来传入欧洲，英国人根据这一科学原理发明了在工业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蒸汽机。宋代企业规模之大，超出了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朝代。与此同时，宋代还出现了中国企业史上众多的制度创新，其中包括：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已有分离，第一批股份制合伙公司诞生；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出现；定金制度得到广泛的运用，以及职业经理人的萌芽等。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远非前朝可比。为了促进流通，宋政府取消了汉唐以来的很多禁令。学界普遍认为，宋朝时期，中国文明达到了最高成就，所涉及领域不仅有艺术、文学和哲学，而且还有经济、技术和公共管理。这也可以说明，在宋代，由于政府的权力相对弱势，因此，儒家文化中企业家精神相对更能得到释放，工商文明的基因相对能得以留存。明清时代，所谓“抑商”政策从来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如明朝乞丐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他的治国策略只有两个字，一是“俭”，二是“严”，所谓俭，他痛恨商人，视之如国贼；政府与民间从来就没有形成对等的契约关系，私人财产权没有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民间资本的积累既缺乏制度激励，也缺乏制度保障，政府对从事工商业者采取歧视的态度。法国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捷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他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在研究中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绅士家庭最好的保障并不仅仅在于依靠占有土地，而是依靠土地所有权与官吏特权的联合，家庭财产并不是一种保障”。在高度集权的统治模式下，国家机器对商业的控制、干扰及盘剥，阻碍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扬光大。我国著名学者王亚南、傅衣凌早在20世纪40年代也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在私有财产权没有法律保障，财产权随时有可能受到统治权力侵犯的情况下，民间商人危如累卵，出现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幻灭感，企业家的节俭和积累的欲望受到打击，创业的激情受到抑制，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缺乏动力；权贵经济、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增加了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阻碍了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必须弘扬儒家文化，为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创造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环境。（三）承认儒家文化的主流价值地位，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安顿儒家，有利于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和发扬光大离开市场经济，企业家精神就无从谈起。本人一直认为，市场经济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那么，儒家文化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怎样的联系呢？首先，我们必须弄清什么是真正的个人主义。对于什么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在哈耶克1945年出版的《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论文集中“，个人主义”可以说是其间最为重要的概念和观点之一。西方学者在研究哈耶克“个人主义”的时候，一般都是把它置于“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这个题域中加以讨论的。已故学者邓正来教授的研究认为，哈耶克的“个人主义”，尤其是他在《个人主义：真与伪》这篇著名论文中所主张的“个人主义”，并不仅仅具有方法论的含义，而且还具有“规范个人主义”（normativeindividualism）的含义。这是因为第一，哈耶克本人在该文中宣称，他所主张的“个人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互换使用，而这意味着哈耶克的“个人主义”还是一种以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为基础并主张某种特定“善”的规范个人主义。邓正来特别指出，哈耶克所主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在“整体主义”与“唯个人主义”这两极之中所做的任何一极选择，而是试图通过同时否定这两种方法论而开出一种能够使社会现象得到真正理解的方法论。哈耶克把他所强调的个人主义称为真个人主义。他对真个人主义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一、真个人主义肯定家庭的价值及小群体之共同努力的价值；二、真个人主义信奉地方自治和自愿结社；三、真个人主义的理据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以这样一种主张为基础的，即人们通常诉诸国家强制行动的许多事情，实际上经由自愿合作的方式而做得更好。③可见，真个人主义不但是市场经济的哲学基础，而且与儒家文化在内涵上高度一致，因为真个人主义强调的家庭价值、小群体共同努力的价值、自愿合作的方式都是儒家文化所肯定的。可见，作为市场经济的哲学基础之一的真个人主义与儒家文化在内涵上是高度一致的。同样，儒家文化不是自由主义的敌人，而是朋友。学者秋风先生就指出：“从思想的角度看，儒家是中国自由主义展开内生性理论构建的根基所在。百年以来，中国传统与自由主义出于相互敌对的状态，这种状态固然让儒家遭受不公正对待，但也让自由主义丧失了理论构建能力。”④自由主义强调人的自由与尊严，这与儒家文化的诉求是一致的，自由主义与儒家价值是可以和解和融合的，在融合的基础上形成市场经济的土壤，这就需要承认儒家文化的主流价值地位，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安顿儒家，从而使企业家精神得到丰富、完善和升华，从而促进当代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和发扬光大。
五、结论
儒家文化蕴涵着丰富的企业家精神，“创新、合作、节俭、自强”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离不开企业家精神，不同国家的文化，尤其是企业家文化会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弘扬儒家文化，提高企业经营者的道德修养，承认儒家文化的主流价值地位，为当代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创造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环境。
作者：胡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