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黑格尔的资本逻辑批判及其局限性
从实体存在论到辩证存在论，黑格尔辩证法实现了对于资本逻辑存在论基础的哲学批判。黑格尔为《资本论》冲出资本逻辑的牢笼，实现彻底的资本逻辑批判提供了哲学先导。列宁指出:“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4］可见，《资本论》及其所建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是透视黑格尔哲学合理价值及其理论局限的重要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1］112。这里所说的辩证法“一般运动形式”与马克思的早期论断是一致的:“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5］320可见，辩证法思维方式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以独特的视角表征了人类固有的过程性和矛盾性存在方式。正如科尔纽所说:“不幸和努力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这种结合，就没有深刻的生活。基督的形象就是这种结合的象征。这一思想构成了黑格尔体系的基础。”［6］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功绩，就是强调了辩证法思维方式能够突破以往哲学对于人的实体化理解，而把人看作是过程性高于实在性、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特殊存在者。辩证法这种充满张力的思维方式无疑对于资本逻辑的实体存在论基础具有内在的哲学批判力量。马克思在充分肯定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功绩的同时，也揭示并扬弃了黑格尔辩证法在批判资本逻辑方面的理论局限性。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5］320可见，揭示黑格尔辩证法对于资本逻辑批判的局限性，必须深入反思黑格尔哲学与国民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因为黑格尔辩证法的保守性体现在:它始终站在国民经济学的立场上来看待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下的矛盾关系。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明显对当时的国民经济学有着高度的理论认同感，“政治经济学就是从上述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群众关系和群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7］204“这门科学使思想感到荣幸，因为它替一大堆的偶然性找到了规律。在这里，一切的联系怎样地起着反作用，各特殊领域怎样地分类并影响别的领域，以及别的领域又怎样促进或阻挠它，这些都是有趣的奇观。”［
显然，在黑格尔看来，国民经济学找到了隐藏在经济生活中的矛盾规律，进而显现了“思想”，并且使“思想感到荣幸”。这种“思想”就是黑格尔非常注重的矛盾发展原则或辩证法思想。因此，黑格尔在赞叹国民经济学的“天才发现”的同时，也自然暴露了自己与其理论立场的一致性。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与国民经济学有着深层的合谋关系。黑格尔“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表面上是还原了被国民经济学家实体化为商品的人类劳动的过程性，但是“人—帽子—观念”的三位一体模式隐藏的实体存在论模式却从未被真正突破，因为对于商品的观念式批判必然预设一个最高的实体性观念形态作为终极目的，本来欲加以过程性诠释的人在这个终极目的面前必然被再度实体化，观念化的人最终变成逻辑化的理念。结果，辩证法最具个性的否定性品质被黑格尔引向了非批判的纯粹概念思辨。因此，在把具体的人实体化的意义上，黑格尔与国民经济学家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只不过国民经济学家是把这一实体看作是商品，而黑格尔则把这一实体看作是观念和自我意识。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5］269。这种被“掩盖”了的“抽象劳动”的抽象性表现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5］270－271同样，黑格尔把具体劳动及其异化抽象为自我意识的劳动及其异化，但是这种劳动如果离开了其所依附的具体的人，就只不过是“无人身的理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用普通方式说话和思维的普通个体，而正是没有个体的纯粹普通方式。”［8］“用这种方法抽去每一个主体的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所谓偶性，人或物，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9］所以，国民经济学的经济批判和黑格尔的哲学批判分别以实证和思辨的隐蔽方式“再现”了资本逻辑。国民经济学家们以经济学视角“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人类艰难生存状况，即活劳动被商品化为死劳动。黑格尔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再现”了人类正在被抽象理性统治这一时代精神状况。但是，当他们或者把人看作商品化的存在、或者把人看作概念化的存在时，两者实际上存在着一种隐蔽“合谋”关系。不管是经济学批判还是哲学批判都没有真正触及人的存在与物的存在的根本差异，这也就没有从根本上对于资本逻辑展开真正的存在论批判，从而也就不可能跳出资本逻辑所构造的同质性的“物体系”。因此，拯救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创新辩证法在资本逻辑统治时代的批判精神构成马克思哲学的重要任务。
二、马克思辩证法对于资本逻辑的存在论批判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开始彻底改变人类命运，社会关系从借助温情脉脉的情感加以维系转变为借助冷冰冰的利益加以维系。于是，黑格尔时期“批判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过渡到马克思“批判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而马克思强调的“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所指认的就是资本逻辑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剥削体系。黑格尔对于人的本质的辩证诠释无疑对《资本论》的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决定了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的研究没有仅停留于对资本的发生现象加以科学的描述，而是始终保持着对资本逻辑的存在论批判。因为《资本论》对于资本逻辑的叙述不是科学实证意义上的经验陈述，而是哲学批判意义上的辩证叙述。所谓“辩证叙述”是指《资本论》的每一个概念都不只是抽象和孤立的经济学范畴，而是在经济学的外表下隐匿地表征着人类辩证存在方式的哲学范畴或存在论范畴。正如捷克哲学家卡莱尔•科西克所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显然是一种存在哲学，它只把经济范畴看作某一隐蔽本质的信号或符号，看作人的生存状况的信号或符号。”［10］12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资本论》中经济学概念及由之所构建起来的经济学批判体系，其理论实质是建基于马克思新型存在论基础之上的哲学批判体系。如果德国古典哲学对于实体存在论的革命是近代哲学的基本趋势，那么在求索后实体存在论的存在论形态问题上，马克思给出了与德国古典哲学不同的解决路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诠释的存在论是一种新型存在论，它的提问方式和诠释模式与传统存在论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在《资本论》的手稿中，马克思通过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来展开他的新型存在论。在马克思看来，经济范畴关系背后所隐藏的是人的社会关系，或者说，经济问题的实质是社会问题，只有把人看作是社会性的存在，关于的人的经济存在才获得了解释的存在论基础。马克思指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11］49可见，经济存在的基础是社会存在，这说明《资本论》的经济存在批判的动力来自于其背后的社会存在批判。马克思对于社会存在的强调是对于传统哲学所遵循的理论逻辑的颠覆，是对于社会存在论所遵循的实践逻辑的充分高扬。如果说哲学的旨趣在于建构关于一种对于现实世界的可能性理解，那么马克思哲学所追求的“可能性”是通过实践地批判和瓦解“现实性”来达到新的“可能性”的。传统哲学对于可能性的追求是通过理论化的概念系统重塑“现实性”，从而让不光彩和不神圣的“现实性”在哲学对于“可能世界”的建构过程中变得光彩和神圣，而这正是由传统形而上学固有的理论逻辑框架所决定的。面对现实世界的“不纯粹”和“不光彩”，马克思没有选择形而上学的理论逻辑路径，而是选择了挖掘“不纯粹”和“不光彩”的社会历史根源，特别是生产过程中的根源。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本来应该让人富有尊严且让世界“光彩”的人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丧失了自身的审美向度，劳动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中变成了可以买卖的物，劳动所固有的感性对象性和内在超越性被商品、工资、资本等冷冰冰的理性实存所遮蔽，而后者作为实体存在论的现实形体，其本身就暴露了看似“光彩”的劳资关系背后所隐藏的“不光彩”的存在论秘密。
在《资本论》的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只能通过人的社会存在论基础来回答。“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1］25。可见，马克思总是通过社会关系和生产实践活动来理解人的存在，物质生产活动对于马克思哲学而言具有存在论意义，它使得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存在得以可能，而马克思对于人的社会性和实践性存在方式的强调，更是对西方以知识论为主导的存在论“视轨”的变革。当马克思以“社会观点”和“实践观点”去诠释人的存在方式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时，按照美国哲学家蒯因关于存在论划分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开创的新型存在论已不是传统哲学回答“存在何以可能”的实体存在论，而是一种存在论的承诺。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存在论承诺”是对人的“自由与解放何以可能”的“形而上性”承诺，从这一承诺出发，马克思重新审视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及其非自由状态，批判一切阻碍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羁绊。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及其辩证法的“实践逻辑”形态为理解马克思辩证法“解放旨趣”的“形而上性”提供了内在支撑。通过打破传统形而上学理论地“言说”世界的存在“何以可能”的传统，马克思把人对存在的“言说”转变为人对自身存在方式的“承诺”。哲学存在论是人对自身理想性存在方式的守护和对人的自由与解放的超越性寻求。这种“守护”和“寻求”并不是书斋式的哲学思辨，而是不仅去现实地揭示现实生活中“资本的逻辑”对人的物化，同时去现实地批判和扬弃这种物化，从而把人的“形而上性”所“承诺”的理想存在方式在现实革命活动中实现出来。
因此，《资本论》中的经济范畴本身就是人现实社会存在的辩证表现形式，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就是存在论批判。正如科西克所说:“如果经济范畴是社会主体的‘存在形式’或‘生存的决定因素’，那么对这些范畴的分析和辩证的系统化就能揭示社会存在，就能在经济范畴的辩证展开中把社会存在精神地再现出来。这又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资本论》的经济范畴不能以事实性历史的演进或形式逻辑推衍的方式加以系统化，说明辩证的展开是社会存在的唯一可能的逻辑结构。”［10］141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虽然《资本论》的显性逻辑是以辩证的叙述形式“描述”资本逻辑的经济运行方式，但它更为重要的隐性逻辑则是以存在论批判的形式“承诺”了人类对于自由与解放的终极指向。综上所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实现了对传统实体存在论与逻辑存在论的双重革命。存在论的理论形态从追问世界的存在“何以可能”的“形而上学”转变为寻求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形而上性”。马克思哲学的新型存在论保证了在资本逻辑普遍统治的时代，辩证法在面向事物自身运动的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张力关系中获得解构和建构的动力。同时，我们也破解了马克思辩证法作为瓦解资本逻辑的新型辩证逻辑的秘密所在，这就是作为新型的存在论批判逻辑，辩证法已不再是对于事物存在意义和人类精神生活的形而上学玄思，而是通过表征人的对象性活动和人的社会性存在方式，以实践智慧的形态参与到对于当下事物存在意义和未来人类可能精神生活的构建活动之中。
作者：高广旭 单位：东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