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阻力
1．路径依赖
中国是在经济基础极其薄弱的情况下开始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按照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应该按顺序发展第一、二、三产业。因为，第一产业效率提高了，有了分工才会有第二产业，第一二产业效率提高了，才有了对服务社会化的需求，才有了第三产业瑏瑣。同样，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脱离不了这个规律。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必须尽快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由于当时非常缺乏资金、技术和人才，于是就创造性地利用了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主动参与国际分工以及承接国际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转移，抓住了重要的发展机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这一轮发展中，由于种种限制，未能取得既全面均衡又快速的发展，在全面均衡与快速之间，我们更加注重速度，通过抓住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建立了自己的“不平衡优势”，使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但不是制造业强国。中国企业总体上处在产业链的低端，占据了产业链中最不赚钱的加工制造环节，成为替跨国公司赚钱的机器。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普遍过剩，加之缺乏向产业链高端拓展的能力，使得中国企业对充当跨国公司“代工”的角色产生了很大的依赖，短期内离开它们还很难“活”下去。在这种模式下所形成的思维方式、经营习惯、创新能力等都较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转型升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率非常低，企业的盈利能力低制约了员工收入的增长，从而又限制了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也制约了产业升级。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这种发展模式逐步显现出弊端，但并不能否定它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许多国家还在研究学习中国发展的经验，甚至有学者用“中国模式”来概括取得的成就。这是在特定环境中建立在对国情的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基础之上，走出的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不管这种发展道路或模式是否存在问题，对其产生路径依赖是事实，要超越这种路径依赖必然有很大的难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是中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必然结果。我们既不能因这种模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果而因循守旧，也不能因它出现了某种弊端而全盘否定。要从根本上优化产业结构，就必须从经济改革发展的轨迹中来认识造成今天产业结构现状的必然性以及在新形势下进行产业升级的必要性，这是超越发展模式路径依赖的重要前提。实际上我们缺少认识这种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精神，因而对改变经济运行模式的难度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缺乏先“立”后“破”的智慧，对产业结构的问题往往只是提出一些零碎的批评，但不能提出系统的治“本”措施。
2．体制障碍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活动由中央政府主导逐步转变为中央与地方政府分权治理，其中地方政府成为了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一行动集团瑏瑤。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政府下放了部分权力，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其中尤以财政体制最为突出。在这种财政体制之下，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地方政府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个“大公司”，都把谋求本地财政收入最大化作为主要的目标。谋取财政收入最大化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努力发展地方税种，二是努力扩大财政支出，形成收支缺口，争取中央的转移支付，三是努力提高GDP瑏瑥。在这三种途径中，前两种途径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弈”以扩大“分钱”比重，第三种途径是扩大“分钱”的基础，即通过经济增长来扩大税源。地方政府的这三种增收途径与经济增长的质量、社会公平、民生工程等关联性很小。此外，地方官员的任期制和事实上存在的GDP的政绩考核机制，使得地方官员主要关注任内的GDP增长和“有钱花”，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引进见效快的项目，更加关注短期的经济增长，更加热衷于“跨越式”发展，更加注重招商引资甚至自己融资投资，很少从长远考虑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很少真正关心民生、公平、创新、创造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长远回报性工作。不仅如此，为了扩大税源，地方政府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竞相出台优惠政策以吸引招商项目，采取市场保护措施以扶持本地企业发展。这一方面加剧了重复建设、产业同质化，另一方面导致了市场割据，降低了整个经济的活力与效率。在招商与地方保护之外，地方政府通过大量融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市化，刺激房地产投资，推高了房价，但没有带来产业和消费的同步发展，这的确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增加了第三产业的产出，“改善了”短期产业结构数据，但城市化并没有带来产业基础的有效改善，反而不断增加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债还形成了较大的风险，影响了金融的安全，这反过来又制约了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实践证明，这些体制因素虽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但激励方向发生了偏差，这些积极性成为了粗放型发展的重要动力，强化了粗放型发展模式，也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阻力。
3．思维僵化
中国经济固有的发展模式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定势、僵化的思维方式，加之中国现有的发展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些僵化的思维还被总结成宝贵的经验，甚至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法宝，这种在传统发展模式中形成的僵化思维实际上已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阻力。第一，认为可以像推进工业化一样，去推进服务业的发展。有学者提出要像发展制造业那样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其实就是一种僵化的思维。很多地方为了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制定了量化的硬性指标，并以此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依据，以强调政府进行产业升级的决心。过分强调三产比重变化速度等短期指标的考核，会迫使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会不利于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甚至会出现数据造假。实际上，政府应制定出台有利于服务业持续发展和竞争力持续提升的政策，弱化甚至“视而不见”三产占比指标，这虽然有可能导致短期内不见指标的快速改善，但从长期看会逐步改善经济生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会迎来三产占比指标的“起飞”，经济结构的问题将从根本上解决。如前所述，中国近年来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增长实际是很快的，由于第二产业同步快速增长才使得第三产业占比未能快速提高，如果制造业能进一步向高端发展，会大大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实际上发达的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会使得部分制造业的产出转成服务业的产出，这种“一加一减”状况的出现将是产业结构优化“起飞”的开始瑏瑦。近几年，许多地方为了融资及快速提升第三产业的比重，超常规发展房地产业，这的确快速提高了三产占比，但房地产快速发展之后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改善的“停滞”，还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第三产业不同于第二产业，它的主要消费群体应该在国内，短期内也很难大规模走向国际市场。因此，不能像发展制造业那样大规模投资第三产业。在有效需求没有形成的情况下，大力增加第三产业产品的供给只会很快形成产能过剩。第二，认为传统产业是低利润、低竞争力的夕阳产业，片面强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在这种思维下，许多地方没有充分发展好有特色的传统产业，根本不具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条件，就盲目进入这些产业，造成大量企业在这些行业“扎堆”，后果是大量企业在这些产业的低附加值环节“挣扎”。实际上，中国各地发展高度不平衡，大多数产业都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基本上各种产业都能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土壤。传统产业并不一定就没有竞争力，也不一定就是低利润。世界知名品牌肯德基、麦当劳、可口可乐、百氏可乐、安利、保洁、耐克、阿迪达斯等从事的实际上就是传统产业，但它们照样成为有价值的品牌、具有超强的竞争力、较高的利润。中国众多从事传统产业的企业，他们竞争力弱、利润低并不是因为他们从事了传统产业，而是因为他们仅占据了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其实，在高新技术产业，也并不意味着一定可以赚取高额利润，如苹果手机，很大一部分是由富士康制造的，但苹果同样拿走了大多数利润。实际上，传统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关键是如何提高价值链整合的能力瑏瑧。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中西部地区应将注意力放到接受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上，而不应过分关注引进战略新兴产业，更不能片面强调发展服务经济。没有传统产业发展的积累，就没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基础，没有制造业的高度发展，就是“空心化”的服务业，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的确需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来奠定未来发展的基础，但当下的关键以及经济竞争力的基础仍在传统经济、劳动密集型经济(当然也包括部分新兴产业经济)。发展传统经济无论是对解决就业问题，还是对积累未来发展基础都具有战略意义。中国并没有夕阳产业，而是在夕阳思维下认定的夕阳产业瑏瑨。第三，认为供给可以驱动需求，忽视对第三产业的有效需求的培育。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实际上是由需求结构决定的，而需求结构又是由分配结构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趋利的，相信只要市场有需求，企业就会有动力供给，而有了动力，企业就会想方设法提高供给能力。作为政府根本不用为企业操心为谁生产、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问题。如果市场有对第三产业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企业自然会投向第三产业，如果没有这个需求，盲目投入第三产业只会造成新的浪费。长期以来，中国通过扶持、振兴相关产业的做法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做法效果并不理想，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措施实际上是从供给而不是需求的角度来解决问题的。中国分配结构不合理，老百姓收入差距很大，抑制了对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需求，制造业不强同样也不会产生巨大的生产性服务的需求。近年来，中央政府不断强调扩大内需，通过内需振兴产业，但由于扩大内需是一个全社会性的、复杂的、长时期的系统工程，地方政府根本不关心需求问题，使得扩大内需最终成为了空话和口号。地方政府因短期导向的驱使往往强调扩大本区域的供给，由于企业的市场并不局限于本地，各地都认为本地产能的扩大可以在全国全球市场上消化掉，都在思考如何占领全国市场。当全国只有一个地方这样思考时，需求可以吸收掉该地的供给，但当地方政府都这样考虑问题时，供给过剩就成为必然。事实上，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思维模式都是如此。第四，认为产业升级是宏观层面的事，忽视企业升级能力、动力的培育。任何一个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是通过企业的微观发展来实现的，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也是建立在企业转型升级基础之上的瑏瑩。但长期以来，政界、学界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产业或经济转型上，较少关注企业转型升级问题，从而导致企业转型的动力、能力均不足，制约了产业升级。以创新为例，中国已认识到企业整体创新能力不足制约了升级能力提升，但在如何提升企业创新力方面，却更多从宏观入手，忽视了微观主体动力体系的建设。近几年，国家不断加大创新投入，但更多的创新资源是通过政府分配的方式有选择地给了部分企业，这使得这些资源的使用效率大打折扣，这些方式仅强调国家的投入，并没有有效增强企业创新的动力，也没有分散企业创新的风险，反而让许多企业加入到“寻租”的队伍中来。此外，中国一直注重通过行政手段组建大型企业集团，以此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近年来中国企业进世界500强的数量大幅增加，但这些措施的效果与设想有很大差距，中国巨型企业越来越多，但企业的效率与竞争力并没有增强，这些垄断企业的存在减少了国民福利，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保住自己的垄断地位，往往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
二、突破产业结构升级难的对策
1．思维转变
思维转变是解决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的关键，实现了这个转变，其它方面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必须认识到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切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产业结构升级更是一个经济“生态”工程，切不可“横加干预，破坏‘进化’规律”;产业结构升级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切不可“急功近利，追求速成”。首先，政府要有系统思维，找准升级的动力源，从根本上为升级注入持久动力，对待产业升级切不可为了升级而升级，为了发展服务经济而发展服务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产业结构是由需求结构决定的，而需求结构是由分配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源头在分配机制改革，在需求结构改善。其次，各级政府应放弃“跨越式”发展的思维，坚持包容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跨越式”发展是“暴发户式”投机心理的产物，这种思维必定让微观经济主体把注意力都放在争取资源而不是创造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上。政府应花大力气做好产业发展的基础，不应追求产业升级速成，不能“拔苗助长”或“快速育肥”，应坚决抛弃那些近喜远忧的所谓对策。第三，政府应尊重经济规律，维护经济“生态”。产业升级的主体在企业，政府应通过构建公平高效的市场体系来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动力，让企业的成功战略转型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瑐瑠。政府不应过多、过细干预经济某一方面的运行，更不能直接“扶持”有关企业，“扶持”并不能带来竞争力的提升，相反是全社会效率的损失，这些措施在快速解决一个问题时往往会带来一个更大更难解决的问题。最近，有学者建议“下大力气拓展国外市场，像发展制造业那样发展服务业”，这其实就是“跨越式”发展思维的体现，在这种论调的支持下必然会带来对服务业的盲目投入，中国服务业不可能在短期内像制造业那样参与国际分工，服务业的发展主要应依赖国内市场。一个产业要成为强大的产业其主要市场必须在国内，它可以为本土企业提供持续投资和创新的拉力瑐瑡。但培育国内市场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时间来实实在在地“调理”好经济的“机体”，包括要做强制造业以拉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等，使之形成具有自我发展、自我消化、自我激励的可持续发展机能，这些需要时间和耐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服务业的发展最不需要的是“豪言壮语”，最害怕的是“雄心壮志”。
2．方向修正
以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为重点的产业升级是可持续增长的原因，更是一、二产业升级的结果。产业结构升级不应追求三产占比的快速增长，应做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要大力做好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做强、做优一、二产业，必然会带动第三产业。统计表明，2009年中国高技术产业进出口贸易仍以进料加工贸易为主，占比为72．4%，而且外资企业仍是中国高技术产业的主体，外商独资企业占高技术产品出口与进口的比重分别为67．5%和60．2%。这说明中国的第二产业的基础还很薄弱，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道路还很漫长，第二产业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的任务还很艰巨，这也是未来中国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做强做优制造业应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做强做优制造业的重要途径，但也要遵循客观规律，不可以一哄而上，更要处理好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发展改造传统产业的关系，决不可以放弃传统产业，相反还要加强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并不一定就是“夕阳产业”，更不一定就是低附加值产业，传统产业同样可以成为具有良好发展前景、较强竞争力和较高附加值的产业;产业升级并不只是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这些产业的确是长期发展的目标，但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具备坚实的发展基础。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现实。传统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吸纳就业的重要产业，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存在大量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也不一定就是低竞争力的产业，以意大利为例，该国发展了大量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传统产业集群，这些产业的产品在国际上具有相当的竞争力，是该国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世界知名品牌所从事的也是传统产业，其在竞争力、附加值方面取得的成绩一点也不亚于高新技术企业。因此，中国必须要巩固好自己已有的优势，做好而不是放弃传统优势产业才谈得上发展新的优势。放弃传统产业，片面追求新兴产业的做法是本末倒置。金碚(2011)指出中国工业转型升级的意义决不在于“放弃”，而在于“强化”工业瑐瑢。但强化工业并不意味着要继续扩大产能，中国的主要工业品的产能都已过剩，许多企业靠为外资品牌“代工”维持开工率，因此工业需要向价值链的中高端转移，需要通过创新提高竞争力，需要塑造自己的品牌。唯有工业的竞争力增强，效率提高，附加值增加，才可以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从而持续增加对消费性服务业的需求。同时，工业的高度发展，分工深化，也必然持续增加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有较强的依赖，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况且，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界限已越来越模糊，产业或产品内的分工，使得原本是制造业的企业逐步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对有的企业已经越来越难划分它属于制造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因此，中国仍应进一步发展制造业，做强制造业，通过制造业内部分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在区域上应有分工，不应采取同一种发展战略。对西部地区，可主动承接沿海地区的制造业产业转移，逐步成为“世界加工厂”，不应盲目追求制造业的先进性;沿海地区，应实现从“世界加工厂”向“世界花园工厂”(先进制造业)转变;中部地区可采取加工与先进制造并举的模式。尤其是沿海地区，应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彻底改变代工制造的发展模式。江静、刘志彪(2010)的研究表明，代工制造业发展不仅没有形成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反而在要素获取方面与服务业形成竞争，进而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瑐瑣。因此，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高端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以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为支撑。
3．体制创新
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体制，微观主体的行为某种程度上都是体制决定的。地方政府看似冲动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是现行体制下的理性选择，企业创新意愿不强同样也是现行体制下的合理行为。因此，不应过多批评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行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产业升级动力问题，应进行体制改革，应从高层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清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性障碍的源动力不是来自基层，也不是来自地方，而是来自于中央清除各种阻力障碍的决心和令行禁止的执行力瑐瑤。现有经济体制造成了分配的不公平，发展的不平衡，也孕育了大量的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者成为了改革的重要阻力。因此，单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已很难取得成功，它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撑，需要最高层的政治气魄和决心。在决心之外还要讲究科学，决心不代表草率，更不是要追求“立竿见影”，改革是要建立起有利于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经济生态，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立足于长远，有计划、分步骤地建立起能广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体制机制。必须深刻认识到，产业升级的主体在于企业而不是政府，而企业进行转型升级的动力在哪里呢?企业推动升级的最大动力也几乎是唯一动力就是产业升级后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政府应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开放而不是选择性地支持升级。如果企业能从升级中得到好处，它自然会选择升级;如果企业不升级，在避免升级可能会带来的风险的同时也能较好生存，它自然不会选择升级。故政府应切实转变职能，这样有利于减少开支，从而降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利于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政府为什么要那么多的钱?究其原因，政府做了一些不该由政府做的事，如果能将这些钱留给企业，一定会提高这些资金的使用效率，没有谁比企业更了解市场的规律，更了解应该做什么事。现在对产业结构升级问题政府的声音最大，其实没有谁比企业自己更关心自己的升级问题，政府的过多干预实际上降低了企业竞争力，甚至局部导致了不公平竞争，政府拥有过多的资源反而让很多企业把精力用在公关政府、争取资源上，而不是创新活动本身上。
4．路径调整
促进经济发展、产业振兴的根本出路在于扩大有效需求，而不是片面强调第三产业的供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有需求，企业就会以高效的方式满足，无论是对工业还是服务业，都是如此。要增加第三产业的比重，一切政策措施的出发点应是增加对服务业的需求，不能为了发展服务业而发展服务业，而要从长远出发做好服务业发展的基础，没有需求支撑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服务业，这个需求不仅包括居民对第三产业产品的需求，还包括其它产业对第三产业的需求。增加需求的根本路径在于对分配机制进行改革，要稳步提高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并，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老百姓有了消费能力并有了社会保障才会有较强消费的意愿，才能对经济发展形成持久支撑。此外，要进行税制改革，进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的负担，以增加企业的创新动力与投入能力，企业竞争力及转型升级能力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
作者：沈坤荣 徐礼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