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所言之“常”、佛家所言之“真如”、儒家所言之“久”所指相同，都为通达生死的永生之意。刘咸炘先生说:“或曰:子之所言虽扶疏，要皆先承生而言耳。岂未闻佛氏无生之旨邪?曰:无生之说，乃所谓逆道也。道固所以成顺也。此其说不必佛氏乃有之，……老子实始以无与有并言，然不专言无。盖有、无者，道体之二状，而道体固有也。惩于世之纵其生者，故以反无救之耳。”［6］640刘咸炘先生还指出，有人认为佛家与其说是人生观还不如说是人死观，刘先生则认为实际上其死者身而生者即如儒、道二家所言之“常”、“久”之性。很显然，在刘咸炘先生所认为，三教所说的“真如”、“常”、“久”或许正是《中庸》所引《诗》所谓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之恒常悠久不息之天道性体。因为“人之所以生者，性也”［6］665，“性即神也”［5］62，此生之“性”(或谓“神”)正是《中庸》所言的“天命之谓性”之“性”，因此遵循此生之“性”即是“道”，即“尽心知性知天”、“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与天为合”(《庄子•天地》)。故谓死而一切完结实为浅薄之俗见。庄子亦曾谓:“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庄子•齐物论》)人生一受天命之性命而成人身以来，实多为物于物而终身驰骋于物欲不知止息，难怪《大学》开篇即教“知止”，而孟子则谓学问之道唯求“放心”!不见心性之体，真乃难异于禽兽动物，或成行尸走肉，真是“人谓之不死，奚益?”而如刘咸炘先生所说迷信“物质科学”者，以为人死一场空，正是“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因此对于“或曰:苟惟久生为善，则豢养形骸，避害全生，以至老寿，若杨朱之所言者足矣，复何道术之纷纷乎?且形之久亦有限矣，终必有死。纵至百二十，亦五十步百步之走耳”［6］639。由是，回顾孔子所答子路之问，也许刘咸炘先生给出了他的答案:“此道固不以死为的，盖能尽其性，死生无殊，非必死而后能也。故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永生者，生亦然，死亦然。”
一、善之准在生
哲学家尝谓:“以常识非哲学，疑若可笑，实则哲学之穿凿迷障，正当以常识正之耳。”［6］719面对在中西方哲学中自来便成立说绕不开之根本话题的“善”，刘先生却举重若轻地以一“生”字准之。初看来，似乎题不对义，也无奇特深刻之感。然而，这位“神童”加“天才”的旷世奇才从来出手不凡，他的“常识”是通达“神奇”而为言的。他虽一边言“夫平常神奇者，相对之词，宇宙固如是，即平常，即神奇，本无分别，特以人间所见有常有罕，遂以较罕者为奇耳”［6］737，可也不得不承认“此固非深探人生而推本宇宙无以言之也”［5］263。刘咸炘先生说:凡人之所以学问思辨者，无非求善，而天下之难辨者，则无过于善。善者价值之词，价值必有标准。审天下之所谓善不善者，固不以生为标准。杀人为不善，以其伤人之生也;淫欲为不善，以其戕己之生也。或谓全己之生非善，全人之生乃为善，则试问全人之生何以为善?岂非以人皆欲全其生乎?其他所谓善不善，莫不如此。故善否乃定于生否，生即善，不生即不善也。夫如是，则人既生矣，即既善矣，何乎斤斤然讲道术乎?斤斤然讲道术者，求善其生也。既曰求善其生，则是生有善有不善矣。与生即善不生即不善之言毋乃太相谬乎?曰:非相谬也。凡所谓生之不善者，浅见者以为生耳，实善不生也。杀人者人必杀之，欲全己生而终害己生也。淫人自以为尽生人之乐，而不知漏脯救饥，暂饱而终死也。是故生有尽不尽而以久为善，善之准在生而尤在久生，久即善，不久即不善。［6］638由此，刘咸炘先生认为，善的根本义准在生，而生的根本保障也正在于善。一方面，“善否乃定于生否，生即善，不生即不善”，与此同时，斤斤然讲求道术的根本目的亦在于明白真正的生唯有依赖决定生否的善作为根本标准。刘咸炘先生进而谓:“善否乃定于生否，完成其生即是善性，即人所以生。”［6］679《易传》谓“生生之谓易”，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此种“生生之德”即《中庸》所谓“苟不固聪明圣智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之“天德”，或许也正是《卫灵公篇》中孔子告诉子路的“由!知德者鲜矣”所指之“德”。在刘咸炘先生看来，此“德”或“天德”无疑为至诚纯善之道体，因此，人以纯善而成全其生，通达天人一贯并非玄幻。天道之德乃生乃善，因此说“善之准在生”，“善否乃定于生否”。此也正证成“生即善”，故刘咸炘先生谓:“儒者所证得者，止此生生之机。”［6］790不仅如此，刘咸炘先生还引证西方学者亦有相同之见。如他说:“法人戴森柏作《自然道德》一书，作善之定义曰:所谓善，乃足资保全与扩大生命之任何事物，乃谓促助个人与其所隶社群和谐伸张之任何事物。”［6］682此外，刘先生还认为除却高深之哲人，就是像斯宾塞这般主进化论者，也不得不以“最高之行为，乃引致最长最广最圆满之人生者也”［6］682为准，也不得不以人生为善准。因此，刘咸炘先生指出:“以完成生之本身为善之本，非新说也，乃古今中外深达之贤哲所同主。”
二、人生鹄的
刘咸炘先生曾说:“明乎人居宇宙，以本身言，必有所守;以对他言，必有所事也。诸动物只全其生，以物养物，是谓事物。人之稍上者，更全其情，以心交心，是谓事人。其最上者，更全其性，尽性合天，是谓事天。此三者为算数然，后数该前而最高也。事天以全归为终。《老子》亦言治人、事天、全而归之，而以归根复命为宗，与《礼》之以反本复始为大义同也。”［6］643在刘咸炘先生看来，人不仅具人身，人还具有人性。因此，除了物欲感官、功名利禄的追求外，人生难道不应该有更加超拔的高尚追求吗?人生从来就不只是建立在唯物之上的无限感官欲望与冲动，除却物质性，人还本具神性。孟子即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固也”(《孟子•尽心上》)之说。人得天地之神性灵秀而生，故而本来就不是与天道判隔为二的，人不仅可存心养性事天，尽心知性知天，更应该性修返德与天为合。而且，在刘咸炘先生看来，这才是人之为人生命本身最为根本、最为终极之价值意义所在。人有物质感官的“小体”，也有神性灵秀的“大体”，如果只从“小体”追求物欲与功利，过一天算一天，到死一切完结，这是人最大的遗憾与不幸!而人的至高生命则在于从其“大体”，进而参赞天地化育万物，达到尽性合天的终极价值。“中国伟大的哲学家最看不起‘小人’———自甘堕落的人，这小人只是一个完人的小数点，瞬即萎缩消失，只有真正的人———真人、致人、完人、圣人，才是道德人格中最值珍贵的理想，他们共同追求的，正是要摄取宇宙的生命来实现自我的生命，更而推广其自我的生命活力，去增进宇宙的生命，在这样的生命之流中，宇宙与人生才能交相和谐、共同创进，然后直至无穷，止于至善!这就是中国民族最可贵的生命精神!”［7］172由刘咸炘先生之所见，可以说，“老子说得好:‘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所以中国的思想家永远要回到自然，在宇宙生母的怀抱中，我们才会走向正途，完成生命的价值”［7］111。所以刘咸炘先生才说:“今有一恒言曰:凡人生观必本于其宇宙观。盖凡言人道者，无非求合于大自然而已。吾华先圣之道不过曰尽人以合天。”［6］641因此，刘咸炘先生说:“圣人知宇宙之相续相联，故其言人道曰:上事天地父母，而下传子孙。全其所得于天地父母之性命，而与天地父母同为久大，是谓大孝。此即人生之目的意义。……盖相联同续在于一仁，所谓生生之机也。仁之本著于亲子间之爱敬。亲子者，相续之要，相联之始也。往者来也，以此相续;远者近也，由此而推。故圣人于是焉立教，顺自然也。”［6］642总之，刘咸炘先生将“人”与“天地父母”及“子孙”融通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之中，将之纳入天道之“生生之德”的相续相联之“生生之机”之中。人此生不再是手段与工具，而是要在全其所得天地父母之性命并上事天地父母而下传子孙之高明薄厚的恢弘造化中，以成就人生所谓“最长最广最圆满之人生”正途。刘咸炘先生认为，盖于天地父母为孝子，于子孙为贤亲，于本身即完人。事天地父母即全其生，成己成他，同时一事，本不可以目的手段分。自延其生，即以延天地父母之生。［6］643－644唯有如此，方才可能在上达天德中尽人以合天，实现人生之终极意义。
三、结语
刘咸炘先生的人生哲学内涵是极其丰富和深刻的。他对人生命本身的关照不但是人性化的，而且是在根本上将人归到作为神圣性的天道生生之德之中来看待。他的人生观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土壤之中，也正因为如此，他对人生的体悟行思是和中国哲学及其文化的生命之源相通贯的，他的哲学与思想在根本上是与中国人历来由天言人、由人通天相契合的。中国哲学的智慧正在于体悟到天道宇宙是有神圣性和生命的，因此，孔子才讲“天生德于予”、“知我者其天乎”，孟子才讲“尽心知性知天”。由是，刘咸炘先生的人生哲学观正在于理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这一根本性智慧理路的人之为人的生命本相之所是。他对于中国哲学中的人生哲学有着过人的行悟思辨和坦荡大方的洞见，这对于志在“为圣道足其条目”的刘咸炘先生而言，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而面对西学历来在主流上多以概念思辨定义“善”等范畴，刘咸炘先生的学思恰恰又将其本来如是地返归到以人生体悟和生命实境的中国哲学传统之智慧源流中，这在根本上防止了人的异化乃至学术的异化。刘咸炘先生生逢五四时期，他的人生哲学观不仅展现了他自本自根、通贯而深刻的学思成就及其坚如磐石的文化定力，与此同时，可以说在客观上也极具现实针对性。而且，这种针对性从来就不可能消除，恰恰相反，在长期的过程中，以至于到了当下，当人们愈来愈不得不关照中国人和中国哲学及其文化之间的慧命相续性及其文化系统的适应性的时候，以及当人们愈来愈不得不更加关照人及其生命本身的时候，它就显得更加具有根本性意义和不可或缺性。
相关专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