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地农业产业化的限制条件分析
(一)区位因素
区位是任何区域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良好的区位条件能够使周边区域的资源向本区域集聚，本区域能够便捷地利用周边的各种资源，以促进本区域经济的发展。从总体来看，山地主要分布于全国的边疆和偏远地区，远离全国、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从局部来看，山地又位于各省的边沿地区，远离区域经济增长极，因此，由地域上的边缘性引致山地农业在经济上的边缘性，山地农业无法参与全国和区域的经济分工，也无法吸引外部资金，山地农业便从整个经济系统中分离了出来，最终只能是在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上自我循环。以我国山地最典型的贵州和云南两省为例。贵州属于典型的“三不沿”内陆省份———不沿江、不沿边、不沿海，省会贵阳距离北京2568公里，距离上海2018公里，距离广州1552公里，距离深圳1591公里;云南的省会昆明距离北京2982公里，距离上海2493公里，距离广州1637公里，距离深圳1784公里。由于与发达地区距离遥远，远离国内经济增长极，贵州和云南都无法接受发达地区的经济辐射，也很难参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分工。从局部区域的距离来看，贵阳距离重庆463公里，距离成都993公里，距离南宁875公里，距离西安1253公里;昆明距离重庆1237公里，距离成都1076公里，距离南宁828公里，距离西安1942公里。贵阳和昆明分别作为贵州和云南的经济增长极，它们与局部区域的城市也同样距离很远，同样远离区域经济增长极，就连贵阳和昆明之间也相距639公里，它们之间的交换也面临高昂的运输成本(上述距离是指铁路距离)。遥远的距离，增加了农产品的运输成本，也无法吸引外部资金进入山区，增大了山地农业走向市场和走向外界的难度。至于在区域内部，广大山区距离中心城市同样遥远，无法与中心城市进行交换。以公路距离计算，比如贵州的赫章县距离省会贵阳306公里，距地区行政中心毕节市96公里，赫章山区的很多特色农产品(樱桃、韭菜等)无法及时运达市场，只能自产自销，外界的市场信息也很难及时传递到山区，从而导致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低下。
(二)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资料
山地农业的基础设施主要体现为水利设施和交通设施。山地区域坡度较大，土壤瘠薄，蓄水难度很大，正因为如此，完善的农业水利设施对山地农业的发展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是，在我国的广大山区，很多农业水利设施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很多病险水库仍在使用，水库的蓄水能力大大降低，农业灌溉得不到保障。至于农村的交通设施，近年广大山区的农村基本上都通了公路，山区农村的通行条件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比如云南已基本上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的目标，贵州68．4%的建制村也已经通了公路，但是由于山区地势崎岖不平，坡度较大，乡村公路的路面并不宽阔，通行能力较差，如遇上下雨天气，乡村公路的通行能力更差;又由于农村距离市场较远，运费很高，加上农产品的销售具有很强的季节性，而且很多农产品的保质期较短，比如时鲜蔬菜，因此，每到农产品的收获季节，山区农村的交通条件并不能有效地将农产品及时运出山区并送达市场。在农业生产资料方面，同样由于山区地势陡峭，耕地破碎不连片，每块耕地的面积很小，根本无法使用现代化的农耕机械，很多山区至今都还是以几千年前的锄头、钉耙作为主要的农业耕种手段，畜力的使用在山区经常见到;有些山区由于地势太过陡峭，甚至连畜力都不能使用，比如云南怒江的大部分地区，而这一切又都源于山地的地形地貌特征。
(三)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
人口素质低下是造成贫困地区贫困的更深层次原因。贫困山区受教育的程度通常远低于其他地区，我国绝大多数文盲都是分布在广大的山区农村。以贵州为例，截至2010年底，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仅为5．3%，而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9．9%，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仅有小学文化程度人口的比例却高达39．4%。云南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截至2010年底，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具有大学(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为13%，而仅有小学文化程度人口的比例更是高达49．3%。由于受教育有一个基本的年限，受教育者达到一定的教育年限后，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其文化素质。事实上，仅仅受过小学教育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受教育者的文化素质，由此看出，贵州和云南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是很低的，其他省份山区人口的文化素质也如此。在一个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温饱是生活中最主要的考虑，低素质的人口，必然影响人们对现代生产技术的接受能力，而且商品意识差，市场、信息、效益和法制观念都比较淡薄。［1］农业产业化的推行，必然会有一些新技术和新的生产工具引入农村地区，如果劳动者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那么对新技术的理解能力是有限的，甚至根本无法掌握新技术，对于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也是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素质的普遍低下，使市场观念在这一区域的推广受到阻碍，不利于农村市场的培育。
(四)农村市场培育和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
由于受到前面三个因素的影响，最终导致我国广大山区的农产品市场发育极不健全，广大山区农产品的商品化率很低。我国广大山区很多品质优良的农产品，由于受到交通及市场条件的限制，根本就无法推向市场，只是用于自己消费。严格来说，广大山区的农产品买卖还停留在一家一户搞副业的阶段，还没有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阶段，甚至离农业产业化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山区农产品的商品化率是很低的。山区农产品的商品化率目前还没有准确的统计资料，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对比来大体了解山区农产品的商品化情况。还是以云南和贵州两省为例(见表1)。由表1看出，贵州和云南农民的收入不仅远低于全国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和我国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更大。贵州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北京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5．7%，上海的24%，浙江的30%，江苏的37．5%，广东的43%，全国平均水平的58%。云南的情况稍微好一点，云南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北京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8．9%，上海的27%，浙江的33．7%，江苏的42%，广东的48．8%，全国平均水平的65．4%。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农民的收入主要依靠农产品的出卖，因此，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高低，而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又是受到农村市场发育程度影响的，农村市场的发育程度反过来又影响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二者互为影响。农民收入的低下，无法为山地农业的再生产提供必要的资金投入，山地农业的专业化和产业化就很难进行。
二、山地农业产业化的实现路径
由于受到区位因素、通行条件、教育和农村市场发育情况等的限制，广大山区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很低，山区农民的生存状态很差，解决生存和满足温饱是山区农民的头等大事，至于如何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他们根本不会关心。由于山地农业的边缘性和封闭性，山地农业远离全国和区域经济增长极，无法参与外界的经济分工，无法通过区域贸易的方式为山地农业的产业化提供资金、技术支持，我国广大山区目前还不完全具备农业产业化的外部条件。山地农业的落后将影响整个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以及由于农业生产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而产生的巨大的负的外部效应。因此，必须对山地农业进行改造，以产业化经营代替传统的农业耕种。同时，由于山地农业缺乏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要件，所以，山地农业产业化必然是不完全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政府对山地农业的产业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山地农业来讲，市场机制并不一定是产业化的必备条件。
(一)突出政府在山地农业产业化中的重要作用
在山地农业产业化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整体规划和政策支持这两个方面。由于山地农业的边缘性和分散性，单靠农民的自发意识无法突破山地农业的边缘性和分散性，因此，政府应该对山地农业产业化做出整体的宏观规划。第一，政府应该对山地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思路进行统一，对山地农业产业化的框架进行规划，并以政策的形式加以确定。应该强调的是，政府在作整体规划时，不能仅仅以宏观的视角来看待山地农业的产业化，还要考虑到一些相对微观层面的东西，比如，哪个区域适宜进行农业产业化以及农业产业化应该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哪个区域的什么农产品适合进行产业化经营以及该农产品将如何进行产业化经营等，总之，政府在作规划的时候，不能忽略了各区域的资源特色以及相应的市场培育情况等因素。第二，不宜过早地将市场机制引入山区农村。虽然农业产业化需要农村市场的健全和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率，但是，农村市场的培育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同时，山区的农民与外界接触较少，并且文化素质较低，在思想上已经形成了自我封闭的意识，无法参与市场竞争，要转变这种意识同样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在市场发育不健全和农民竞争意识落后的情况下引入市场机制，其结果只能产生不利于山区农民的不等价交换，在看似平等的市场交换形式下其实隐藏着真正的不平等，山区农民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从而打击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无法改善山区广大农民的困境。因此，山地农业产业化实际上是政府保护下的农业产业化，它首先以解决山区农民的生存和提供农业剩余为前提，产业化并不一定必须面向市场，对于山区来说，首先应该是将产业化经营的思路引入山区农村，而并不一定将产业化的竞争机制引入农村。当然，在农村市场发育成熟的个别地区以及农产品具有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可以引入产业化的竞争机制。第三，各级政府要在统一的发展思路下，根据本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地形地貌特点，结合本地区的区域文化特色，因地制宜地进行再规划，突出区域特色和区域差异。［2］政府应该通过政策支持，加强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山区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掌握新的生产技术、劳动工具的能力，使山区农民能够拥有一技之长;建设农村信息工程，让山区农民通过对外界的了解，养成市场竞争的意识，尽快打破山地农业的边缘性和封闭性;加强山区的农田水利建设，确保山区农民增产增收;继续加强山区道路建设，改善山区的通行条件，通过交通改变山区农村的区位劣势，缩短山区通向中心城市的距离和时间，打破山地农业的分散性。
(二)将特色农业作为山地农业产业化的重点
由于山地农业的稀缺性和分散性，广大山区并不适宜发展种植业，山区的土地资源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坝很少，土层较厚、肥力较高、水利条件好的耕地所占比重很低，因此，山区可用于农业开发的土地资源不多。以贵州和云南为例，贵州山地和丘陵面积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92．5%，平坝仅占土地总面积的7．5%;云南的山地和丘陵面积占到全省总土地面积的94%，平坝面积仅占耕地面积的6%。大量贫瘠的耕地零星地分布在陡坡峡谷之间，耕地破碎不连片，单块耕地面积很小，耕地形状不规则，耕地之间距离很远，尤其是贵州，由于受喀斯特地貌的影响，土壤非常稀薄，肥力很低。［3］229山地区域的耕地资源禀赋决定了山地农业规模化种植的不确定性，由种植规模的不确定性引致山地农业收益的不确定性。因此，山区不具备发展种植业的条件，更不适宜将山区种植业规模化，如果将山地种植业规模化，不仅很难提高现有耕地的边际收益，反而因为耕地的开垦而破坏脆弱的生态环境，加剧山地农业的脆弱性效应，不利于山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结合我国广大山区的特点，适宜发展畜牧业、养殖业等特色农业。在山地农业种植规模不确定性很强的情况下，适宜将特色农业作为山地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点。山地畜牧业和养殖业对地形地貌的要求较低，山地区域的资源条件却很适宜发展畜牧业和养殖业。由于山地农业的多样性，广大山区拥有丰富的自然物种资源，为畜牧业和养殖业的发展提供了饲料来源。比如，贵州拥有优良牧草资源2500余种，饲养的主要畜品种有30多种;云南素有动植物王国之称，驯养的畜品种很多，具备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发展山地畜牧业和养殖业不仅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还能够创造经济收益，为山地农业的进一步产业化提供资金支持，为打破山地农业的边缘性，克服稀缺性、分散性和脆弱性创造条件。另外，山地农业的稀缺性、分散性和脆弱性，虽然不利于大规模种植粮食作物，但适宜种植山地经济作物。贵州和云南都拥有丰富的中药材植物资源，贵州的药用植物有3700余种，占全国中草药品种的80%，中草药的种植对耕地和水源的要求较低，也不受种植规模的限制，既可以单家独户种植，也可以适度规模化种植。发展山地经济作物种植业，同样能够增加山区农民收入，改善其生活困境，也不会破坏生态环境，为克服山地农业的脆弱性和实现山地农业的产业化创造条件。
(三)以休闲农业为突破口，发展农业服务业
由于山地农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大面积的农业开发不利于生态系统的恢复，从而不利于山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过，鉴于山地农业的多样性特征，多样的物种资源、丰富的民族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地形地貌条件为山地农业产业化提供了构建休闲农业的另一种路径。休闲农业在本质上也是农业，属于农业服务业，发展休闲农业和农业产业化并不矛盾。休闲农业是指将旅游因素引入农业，将农业中的旅游因素充分挖掘出来，以农业为基础，以休闲为目的，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向外来人员展示农业的生态文化，既不会因为游客的观光旅游而耽误农业生产，也不会因为农业生产而丧失旅游价值。休闲农业充分利用山区农村的自然环境、田园景观、农业生产、农耕设施、农耕文化、农家生活等资源，为游客提供观光、休闲、度假、娱乐等多种需求。［4］山区发展休闲农业的作用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克服山地农业的脆弱性，为山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进一步产业化提供条件，为本区域甚至是区域外提供生态品，为更大区域农业和其他部门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正的外部效应;第二，休闲农业增加农民的收入，为改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耕作工具提供资金来源;第三，随着外来人员的进入，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活跃农村市场，也会为山区带来较为先进的思想、经营理念，为引导山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和完善农村市场提供条件，为打破山地农业的边缘性和封闭性创造思想条件。贵州和云南的农作物植物品种丰富，单是贵州栽培的纤维植物、油料作物、粮食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共计近600个品种，这些用于栽培的作物同样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在地形地貌方面，云南和贵州的地形地貌丰富，山形独特，溶洞众多，形成独特的自然风光。在民族文化方面，贵州和云南都是多民族省份，贵州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9．7%，云南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3．4%，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服饰、舞蹈、图腾及工艺品等，长期以来，各民族在生产劳作中又形成了不同的农耕文化、风俗习惯、乡土风情、农家生活方式。上述因素为山区发展山地休闲农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作者：张攀春 单位：贵阳学院 经管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