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世界理念自在2005年雅加达亚非峰会上提出以来，已被世界人民所欢迎和接受。胡锦涛在2009年第64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发言时再一次强调和谐世界的理念。和谐世界理念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结果。从理论史的角度来看，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开始，马克思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地对其进行理论完善。在中国，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对世界历史观理论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和谐世界就是继承与发展他们这一理论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结果。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理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是指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彼此影响，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发展的历史，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打破了各个民族的狭隘界限，形成共同发展的历史，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各个独立的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世界历史具有不同的涵义。世界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在总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世界历史”则要早得多，其中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出现了，但这时的“世界历史”与本文所论述的世界历史不是同一范畴。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开始，马克思出于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和理论研究的需要，一直不断地对世界历史理论加以完善。
马克思进行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认为共产主义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真正获得实现，因此，马克思在自己的理论研究中是一直包含着世界历史研究的，特别是他在晚年的理论研究中更是注意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发展。在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包含着和谐世界的理念，因为共产主义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获得实现，共产主义的世界必定是和谐的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并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一理论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而后来的《资本论》则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进行阐述的又一部公开发表的著作。以后发表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说明马克思在晚年更是对世界历史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尽管他后来的这些笔记只是供自己以后写作而准备的资料，但从这些笔记中可以看出他晚年的世界历史理论更加完善，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过早去世，没能对它们进行加工、整理成系统的理论著作，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的理论体系的正确性。现代人们在讲全球化时所提到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基本上都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观点进行引证的，其实，这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片面的解读。
马克思并不是只注意了经济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而是全面的世界历史发展，它不仅涉及经济政治方面，而且也包括精神文化方面以及与人们生活相关联的一切方面，是以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为载体的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世界历史。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世界市场不断被开拓出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P88)人们的思想观念等精神生产是同物质生活直接相联系的，是物质生活的直接或间接反映，因此随着经济活动和交往方式的全球化，人们的精神文化的生产也同世界的其它地方联系起来，“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1］(P89)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各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1］(P276)世界各民族和民族国家越来越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在相互联系的意义上发展起来，以往的那种互不影响的发展状态被相互联系的发展所代替，整个世界的发展成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态势。而这种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人类获得普遍的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在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初级阶段，世界必定是一个逐渐走向和谐世界的过程，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类才能真正获得完全的解放，只有和谐的世界才能实现共产主义。
二、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和平是世界革命与和平的一部分以及和平共处理论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了论述。一个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一个是中国社会建设与世界其它国家关系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来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并进行理论阐述的，在中国社会建设和国与国的关系上，他坚持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和平相处与交往，阐述了世界和平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不同国家的关系。毛泽东在1926年3月18日《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将一国的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他说“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2］(P33)
毛泽东多次强调日本侵略者不仅是威胁中国，也是世界和平的威胁，把世界上一国的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着重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他一再强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离不开世界的革命，世界其它国家的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他认为中国的抗战也就是世界人民的抗战，是反对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他强调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抗战如果没有世界人民的援助，那么要想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并认为不仅中国的革命是这样，而且整个世界上其它国家的革命也是这样，只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与援助才能最终获得胜利，革命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相互援助的事业。他提出了“中国、日本、世界各种反法西斯的势力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帮助的。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个整体，这是现在世界政治的特点”，［3］(P133)
“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3］(P145)“中国革命是带有世界性质的”等等论断。毛泽东强调革命是这样，同样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建设也需要世界友好国家的援助才能顺利进行。在国与国交往方面，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对于中国处理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与其它国家交往。早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就写进了中国的外交原则，这就是“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4］(P1085)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初，毛泽东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要联合世界上一切能够平等对待中国的国家、民族和人民，联合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奋斗，共同发展。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人不要战争。所有这一些都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原则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时，双方应该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本着求和平与发展的原则。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应该求同存异，对于一些一时不能解决的纠纷，应该临时搁置，放一放，待以后时机成熟时再处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边界的和平与发展，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他认为在世界上，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只要愿意和平相处，是完全可以和平相处、相互合作、共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在对待其它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成果上，毛泽东认为:“一个民族多少世纪以来不仅保存了而且发展了，一定有它的长处，否则不能理解。”［5］(P410)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它民族学习的地方，这里不仅是经济与政治，而且也包含了精神与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有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6］(P41)他强调在学习其它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成果时，只能学习而不能迷信，要将别国的东西放到自己国家的实际来加以改造使用，而不能一味地模仿。这些论述包含着一切国家和民族在对待其它的国家和民族时都是如此的理念。
毛泽东强调在国际交往中要有利于双方的利益，做到互利合作，他说:“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5］(P371)在同任何一个国家交往时，要本着不是对哪一方有害，而应该对双方都有利，是互利的交往。不但在经济上的交往是这样，而且在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往都是这样，要在不同的方面进行合作，共同推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在对外交往中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只顾一国利益而不管其它国家利益与损失的国际交往，特别是大国与小国的交往上更是这样，他认为在国际交往中不管国家大小应该是一律平等，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一国对另一国以任何形式进行剥削和压迫。历史的经验是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强弱大小，只要侵略就总有一天是会被打回来的，因此不管中国将来发展的多么强大，都不会侵略其它的国家与民族。中国需要别国的帮助，同样中国也准备随时帮助其它需要帮助的国家。除以上这些，毛泽东还提出了非常著名的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以及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在这里就不再论述，所有这些都是留给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三、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理论和联合与互利合作思想
邓小平是中国的第二代中央领导的主要成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设计者与缔造者。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以他宽大的胸怀，着眼于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放眼世界，结合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对世界历史发展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放在世界历史中进行审视，以此制定对内对外政策，为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和平崛起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理论。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在对世界局势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在对世界上的和平力量和反对霸权主义力量与战争力量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在分析世界矛盾的基础上，打破对世界形势的传统思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理论。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7］(P105)
世界人民要和平、要发展，但和平与发展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爱好和平的人民与力量逐渐增大，而世界战争的力量正在逐渐减小，但世界并不太平，局部战争仍然存在，不安定因素仍然存在。世界的发展仍然是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和平相处的思想。中国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同任何一个愿意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国家和平相处。邓小平在继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自始至终地强调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维护和平的力量就越大，世界的和平就越是有保障。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8］(P415)
邓小平指出，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有生命力的原则，世界上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7］(P61)邓小平还创造性地提出将中国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方式运用到解决一些国际上的矛盾与争端的思想，使世界获得和平与稳定的环境。联合与合作思想。邓小平认为世界要和平就要发展，创造性提出要把发展问题放到全人类利益的高度来认识，使人们认识到发展问题不只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事情，而且也是发达国家的一种责任，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要发展就要加强合作，合作不只是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因此是全面的合作。否则，世界就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就是发达国家也不会获得很好的发展。他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说:“我们欢迎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政府提出，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7］(P282)强调国家之间应该相互开放。
四、江泽民的和谐世界思想
江泽民反复强调世界的共同发展。在继承邓小平有关世界发展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世界的共同发展，把世界上的各种不同制度、不同身份、不同民族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共同看待发展问题。世界要发展，就得有和平，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任何国家都难以获得很好的发展。“各国都是独立自主的，各国有相互合作及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不应针对第三方，大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负有重要责任，大国应该尊重小国，强国应该扶持弱国，富国应该帮助穷国。”［9］(P108)整个国际社会都应该尽力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而不是只从弱国的发展获得好处。提出和而不同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之间应该加强交流与学习。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对于世界不同民族与文明的观点，指出任何民族、任何文明发展到现在都对世界的文明与发展做出过贡献，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生命力。“不同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优劣之别。文明的差异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是世界交流的起点。”［9］(P521)
不同的社会制度是各个国家的人民的共同选择，各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与国家制度的权利，任何其它国家都没有进行干涉的权力和理由。江泽民强调世界上的不同文明之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制度应该能够长期共存，相互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在交往中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在相互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世界的活力在于它的多样性，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历史观不能否认的事实。世界只能是多样的，世界也只能在多样性中求得共同发展。因此，“应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9］(P110)大力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江泽民反复强调国家之间应该形成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国际上任何国家之间都应“彻底抛弃冷战思维，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9］(P108)在新的国家安全观下，应该建立和实现有效的军备控制和裁军机制，要“按照公正、合理、全面、均衡原则”来处理国际军事事务。国际上的一切争端和冲突都应该以和平方式来寻求解决，而不能诉诸武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在国际上的身份和地位应该一律平等。世界上的所有涉及共同利益的事务都应该平等协商来解决，照顾共同的利益。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有自己的一票，联合国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
强调建立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公平、公正的世界政治与经济新秩序。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全球发展和联系越来越紧密，但以往形成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是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所建立的秩序，在这种旧秩序中不发达国家处于极端的不利地位，必须改变这样的政治经济格局，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发达国家应该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发展能力和造血能力。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与国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应该是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进行交往，应该逐渐改变以往那些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的国际游戏规则。
五、胡锦涛明确提出“和谐世界”概念，并对其进行了阐述
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应该共同努力，积极推动国际关系多极化，坚持多边主义，积极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要坚持包容精神、坚持互利合作，创造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国际交往中应该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切实遵循联合国宪章，恪守世界各国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发扬国际民主、友好、合作和共赢精神。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最近，胡锦涛又提出“包容性增长”概念，这可以说是对和谐世界的进一步发展。
世界上的不同国家要相互包容，兼容并包，化解矛盾，以包容的精神实现和谐共存，实现持续和平和长久发展。不同的国家之间应该携手并进，共同应对世界面临的挑战、共同享有发展的机会、共同发展、共同分享世界发展的成果，努力建设一个繁荣而又和谐发展的世界。我们中国“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10］目前中国政府正积极地实践和谐世界的理念，这不管是在对外政治，还是对外经济、文化工作都是如此。中国坚定地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努力提高自身的和平力量，增加世界和平的保障。经济上中国正在“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做出新贡献。”［11］
文化上追求与世界各国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和谐世界”的理念中包含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是人类几千年来一直追求的理想;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的当代运用，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和为贵的思想精髓;它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理论的不断继承与发展的结果，是世界形势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它完全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要求，反映了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反映了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与心声。是我们党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又一大贡献。它的提出已经受到世人的理解与欢迎，说明它是有强大生命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