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对象及方法
1.1研究对象及研究地域概况
以近现代的武术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以地处苏鲁豫皖四省接壤的全国第一批武术之乡——沛县为个案。历史悠久的沛县因古有“沛泽”而得名。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和发迹之地，亦是明太祖朱元璋祖籍，向有“汉汤沐邑”、“明先世家”和“千古龙飞地”之称。县境位于江苏省西北部，为苏、鲁、豫、皖四省交界之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由于自古就是地域和文化的交界区，历来都是农民起义、封疆之争、政权更迭的战场。长期的战争和动乱，使得此片地区的人们习武成风。先秦时期就有“民风急暴强悍，任侠尚武”[1]。历代名家辈出，近代以来此地习武风气依旧不减，被授予新中国首批“武术之乡”称号。涌现出包括8位世界级冠军在内的众多现代武术套路冠军、散打王、散打冠军。但是随着近现代社会的变迁，沛县的武术活动历经喧嚣和失落，整体上也发生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
1.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查阅了国内外大量有关社会变迁、转型等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哲学方面的理论著作，以及民族文化研究与保护、武术文化研究与保护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同时查阅关于沛县的学术论文、新闻媒介、武术杂志、书籍等各种相关资料。
（2）田野考察法。自2008年3月起先后9次深入沛县城乡共计130余天，进入当地人生活之中。主要住宿地在大屯镇秦岗村和县城中，交通工具以自行车为主。足迹遍及沛县县城及辖区14个乡镇，共获得图片3千多张，录音3百多小时，视频10多小时，以及沛县地方志、专门志、地方文史资料、历史文献、宗族谱牒、碑文、私人笔记、统计年鉴以及相关的内部文件等材料。
（3）口述史方法。在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的基础上，笔者对本地区的各层次人物进行交谈，通过录音、笔录等形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将获得的资料进行统筹综合。在整个田野调查过程中，以开放式为主针对不同对象设计不同的谈话内容及形式，共先后对近百人（具体人物略）进行了深度谈话交流。
2结果与分析
近代以来沛县武术活动的基本特征随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可分为晚清及民国期间的自在习武期、解放后的体育化转型期、改革开放后发展经济背景下的繁荣期和新世纪以来的传统失落等较为明显的四个阶段。
2.1沛县近代武风及拳种流派形成——自在的传统习武期
2.1.1武术活动基本特征
新中国成立之前，习武活动主要是一种民间草根行为，处在一种自在的状态，此期间包含晚清和民国时期两个阶段。
（1）习武人群状况。晚清，习武人群从规模和来源上都有明显的增加，无论是客民还是本地民众都积极投入习武活动之中，武风呈增长之势，尤其是以微山湖西堤的“大边”内外尤甚。至民国初期习武人口剧增，达到这一时期的习武高潮，在抗战开始后逐渐转入低潮。
（2）习武的组织形式。晚清，习武组织形式也在延续师徒传承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武当大洪拳、三晃膀大洪拳、梅花拳、少林拳、二洪拳、晰扬掌等几大流派，同时出现了“团练”形式，包括依托“湖团”由民众自发组织的“团练”和由地方官吏和地主豪绅所举办“团练”。民国期间甚至又出现了武术进入部分新式学堂。
（3）习武内容。此期间，习武内容方面以传统的拳种流派为依托，注重技击实用。
（4）习武动机与用途。民众习武主要是用于防身自卫、保护家园。体现在“边里”“边外”的湖田争夺、防止“匪患”、军中临战杀敌之中，少数用于打拳卖艺维持生计。
2.1.2自在的传统习武期武术活动成因
2.1.2.1沛县地区自古就尚武成风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的沛县一直是国家或州、府郡的交接处。导致远离政治中心，形成政权管理的半真空或真空地带。加上“黄患”的侵扰，生存环境的恶化使得沛县的移民成为常态，本地民众和客民往往在争夺耕地、湖田等时发生频繁的械斗，历来都是农民起义、教门运动以及土匪滋生的温床，无疑增加了沛人的尚武之风。延至明清时期，“民风由舒缓知礼渐渐变得劲悍刚武”[2]，这里成了统治阶级眼中“盗匪的王国”。由明清科第状况就可见一斑，明朝文科进士4人举人17人，而武科仅有举人3人，至清代文科不足明代的一半，而武科却出现了7位进士和48位举人的悬殊差别，两代出现了完全相反的局面。
2.1.2.2清末黄河决堤与改道等自然环境的剧变
清末最具影响力的环境变化是咸丰年间的两次黄河决堤与改道北去，最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组织结构“湖团”。湖团的产生带来了“土民”与“客民”、“边里”与“边外”无休止的争斗。频繁发生的械斗导致“边沟附近，经常尸横遍野”，保家自卫成为了当时民众习武的原动力[4]。直接促使民众习练刀棒拳术，或组织各种形式的“团练”。同时，由于黄河改道，运道堵塞，漕粮改折，一些当年靠护航为生的镖师也南下来到沛县。另外，由于黄患北移，而且沛县的社会秩序相对好转，黄患灾民大量涌入，致使沛县人口在光绪十五年（1889）达到了506973，达到有人口统计以来的最高峰[5]。激增人口中包含了大量掌握异乡拳派技艺的拳师。
2.1.2.3农民运动、匪患等动荡的社会环境影响
首先是由于清末社会矛盾的加剧。诞生于皖北的捻军，频繁活动于沛县境内，曾多次控制沛县。另有先后两次攻陷沛县的“太平军”，以及流行于沛县和丰县一带“义和团运动”来源之一的“大刀会”的活动。在此状况下，形成当地的地主、乡绅为了自身家产的安全，“实行坚壁清野，命令各村设立圩寨，办团练自守”[6]的局面。同时由于特殊的地缘特性，使该地也成了农民运动失败后武师们的天然避难所。一方面，人口大量涌入，地主、乡绅增多，“团练”的进一步发展，增加了对武师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这些武师的纷至沓来，也进一步促进了“团练”的发展。日盛的武风改变了科第状况，从嘉庆十三年（1808）年后的近百年间只出现1个文科举人，而自同治四年（1865）至光绪十五年（1889）的25年间，却有了18位武科举人和两位武进士。[3]远远超过以尚武闻名的鲁西南（文武科比例为2.38︰1）[7]。纷至沓来的外乡拳师，带来自己的拳种、武功，在和当地的武术拳派结合后，其中一些武功高强的武师，影响力也日盛，通过设场授徒，发展团练，最后形成了以师承为主，具有宗法性质的派系，民众将练拳、习武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生活的必须。其二在民国期间，时局的混乱导致土匪活动发展为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特殊的地缘关系使沛县成了匪患的重灾区，不仅是华北的土匪活动主要出没地，而且也是长期以来“逃亡的‘客匪’的避难所”[8]。此境之下无论官匪、亦或普通百姓都很注重武功的训练。在“匪患”不断的背景下，清末民初聚集而来的梅花拳、武当大洪拳、少林拳、西阳掌、赵派大洪拳、二洪拳、三晃膀大洪拳等各派拳师纷纷设场授徒。同时外来拳种也不断充实沛县原有的（如黑虎拳、金钟罩、金刚拳、少林潭腿拳等）拳种，并促进其融合、发展，大大丰富了沛县的武术内容。另外，在那个战争频繁的年代，出现了青壮年男子以投身行伍为乐的景象。在后来的成名的武师甚至拳派宗师很多都有投军的经历，他们以武功特长，常常充当特种士兵、武术队队长，或做武术教官训练官兵。此时在全国提倡“尚武强国”之下，沛县政府也积极响应，不仅武术进入了部分新式学堂，而且多次举办武术表演大会和武术大赛。民国十二年（1923）出现了历时七天，积聚苏、鲁、豫、皖交界处的10多个县市武师，观众达到15万人次之多的比武大会。这也标志着清末以来第一个习武高潮的到来。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民族灾难的加深，日伪对民间习武加以打压和限制，以及战后国民党政府对习武的禁止，导致沛县此时的习武活动转入低谷。
2.2多种拳种流派与武术现代竞技快速发展共存——体育化转型期
2.2.1武术活动基本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武术也被作为优秀民族传统体育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沛县武术活动在沿袭传统的同时，在体育化下发生了悄然的转型，正如李印东博士言“武术体育化是时代的选择、历史的选择”[9]。此时成为了沛县武术新旧交替的阶段。
（1）习武人群变化。习武人数上经历了解放前夕的低潮后重新恢复，在文革期间甚至达到又一个习武高潮。除传统习武老拳师及其所带徒弟以外，出现了从事现代竞技武术的青少年。
（2）组织形式变化。传统的师徒传习依然是主流，并且设场教拳的习武形式逐渐增多，同时也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专业训练队。
（3）习武内容的变化。主体上还是以民间几大拳种流派的拳架体系为主，但现代竞技套路的内容越来越显现，甚至在民间传统的拳架之中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4）习武动机与用途的变化。对技击的追求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但整体上看习武动机主要体现在养家糊口、强健身体、以及寻求就业出路。表现在为生计而打拳卖艺或设场授徒，为寻求一份工作而练习竞技武术。
2.2.2体育化转型期武术活动成因
2.2.2.1技击需求的弱化和文化的惯性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结束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乱，社会环境得到了安定，武术的防身御侮之功退居次要。同时，百废待兴，农村经济发展缓慢，沛县大量打拳卖艺来糊口的拳师加入迫于生计而大量外出谋生的队伍之中。尤其是60年代末，打拳卖艺甚至成了很多拳师的副业。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打拳卖艺发展成以“表演大棚”为代表的规模扩大化，甚至有些乡镇将其作为乡镇副业发展，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增加了当地习武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但这种方式毕竟是以表演为主，因而其内容也就选择套路化、程式化的动作。在一部分拳师走出去打拳卖艺之时，另外一些拳师也纷纷沿袭习武传统，在自己家乡设场教拳。自“文革”中后期开始，教武场发展更加迅速，练武人口快速飙升。同时，一些拳师纷纷走出家乡，将教拳场开到山东、河南、安徽、山西、陕西、黑龙江、江西、新疆等多个省份。教武场也成了这个时期最为主要的传习场所。
2.2.2.2体育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对武术以“民族传统体育”的定位，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从1956年起，沛县开始选拔武术“苗子”，聘请拳师传艺，成为沛县武术走向现代体育竞技化的开始。随后，武术班、武术队相继成立。同时，为促进沛县武术的更好发展，县政府开始加大支持力度，积极举办不同形式、不同级别（包括省市级）的武术比赛。沛县武术运动健儿也积极参与省市、国家等各种比赛，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72年到1981年这10年间，向省、市运动队或体校输送了大批的武术人才，成为江苏省的重点武术基地。沛籍队员张成忠、王振田、张梅珠等，同当时领军中国武术竞技潮流的李连杰、赵长军和原文庆等都有过同场竞技，角逐冠军的经历。由于沛县武术运动水平相对高，一批武术教练被纷纷选派到睢宁、新沂、东海、赣榆、邳县等等周边的县市进行教学训练，促进当地的武术竞技运动的发展。这种政府导向下产生的现代武术竞技，尤其是其训练、培养模式，具有传统的设场教拳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习武者参与进去，这也昭示着沛县武术在悄然地转型，到20世纪70年代末武术套路竞技在沛县之影响力日盛，其发展态势势不可挡，甚至有个别传统拳种也模仿竞技套路中一些动作。这也似乎印证了学者在论证竞技武术的文化影响力时提出“竞技武术是主导文化”[10]的观点。
2.2.2.3社会环境的影响
众所周知，文革期间很多老武术拳师们都受到了负面影响，这在沛县也不例外。文革之初，武术受到冲击，很多拳师都遭到了“整治”，“成分高”的拳师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限制，禁止他们练武，甚至屈死者大有人在。但是，随着社会的混乱，“武斗”盛行，学校的停顿，由于斗争两派中习武人的榜样，在传统武风的影响下很多学生也纷纷加入练武的行列。加上众多以图自卫而学的青少年儿童的加入，出现了一个习武小高潮。有数据显示，1978年习武人口相比十年前增加了34%左右[11]。同时也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唯技击论”批判的大环境下，不仅对习武人群的成分有影响，对习武的内容也产生影响，造成套路比赛成为武术竞技运动一枝独秀的局面。
2.3着眼于发展经济的武术产业化发展为主——经济浪潮下的另样繁荣期
2.3.1武术活动基本特征改革
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确立，沛县整个社会发生着快速的变化。受其影响，武术活动特征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挖掘整理”和争创“武术之乡”的指引下，社会武术活动继续发展；以“精英杯”为龙头的武术竞技比赛活动进一步加快了体育化的步伐；昔日村头练武场逐渐被发展经济观念下日益增多的武术馆校所代替；武术活动表现出新的繁荣景象。
（1）习武人群的变化，改革开放伊始，习武人口进一步增加，主体为民间习武人群加上快速兴起的武术馆校学员。此后，习武人群逐渐以武术馆校学员为主，民间习武减少，并开始出现健身人群。
（2）习武组织形式的变化。此时期，习武组织形式表现为以拳门为中心师徒传习的地位逐渐下降，取而代之的是武术馆校的班级授课，一段时间还出现了武术进入普通中小学课堂之中。
（3）习武内容的变化。传统的拳架习练逐渐减少，更多习练的是现代竞技内容，其中以技击为主的散打搏斗运动开始发展。
（4）习武动机与用途变化。寻求经济利益成为此时期主导。很多武师通过开办各种资质不齐的武术馆校来获利。青少年更多的是通过习练武术竞技，达到就业和求职的目的。
2.3.2追求经济发展的繁荣期武术活动成因
2.3.2.1政府的引导
首先是政府加大对武术支持力度，1981年成立了沛县武术协会，随后又在各个乡镇成立了武术协会，引导各个拳派成立了拳社，形成了统一领导、更加组织化的社会武术发展局面。接着鼓励一些有名望的拳师开办武术馆校，并给予很好的政策支持。与此同时，积极开展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并获“全国武术挖掘整理先进集体”称号，这也为首批全国“武术之乡”称号的获得提供了基础。在引导争创“武术之乡”之际，习武活动呈现出新的繁荣景象：各类武术比赛交流活动频繁开展，“迎春武术比赛”升级为“武术‘精英杯’大赛”，昔日的练武场转化为武术馆、校。武术普及活动的开展顺利，先是部分有条件的中小学都将武术作为他们的传统体育项目进行开展，随后又在全县所有的中小学安排武术课程。因而有1984年习武人口达25万的记录。
2.3.2.2经济发展浪潮的推动
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思维敏锐的拳师即在原有的练武场的基础上改办武术馆。自1983年夏洼出现了第一个武术馆——“中国江北气功武术馆”后，效仿者不断，最多时，大小不等、资质差异巨大的各色武馆、武校近100所，甚至建立起全国少见的县立武术馆。到2000年底，全县登记注册的较大规模武术馆校仍多达30余家。同时，很多武师并不局限于国内开场教拳，纷纷走向国外传授武术，其中长期在欧、美、大洋洲和亚洲多个地区“开馆”教武术有10余人。在设场教拳演变成武术馆校的同时，沛县武师们传承了武术固有的艺术表演性，进一步又在“大棚”表演基础上，于1985年成立了“沛县武术硬气功表演团”，这一组织所从事的武术活动类似于当前部分学者提出的“新型武术文化展示形式”——“演艺性武术”[12]。无论是武术气功表演团的出现还是武术馆校的繁荣，为习武者带来了收益，也使沛县的武风得以延续。但是，也清晰的看到，随着经济逐渐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武术活动在众多的产业发展之中寻求自身的立足之地的同时，一批批农民从田间转而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从而摆脱了土地束缚，使得自然经济状态下特有的农忙与农闲之分渐渐消失,“忙时耕田、闲时练拳”的自然状态被打破,民间习武的环境也渐渐消失了。这样导致习武主体逐渐以武术馆校学员和体校武术专业队所代替。
2.3.2.3多元的价值追求
本阶段的后期，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就业意识的增强，在武术活动上也表现出多元的需求。首先，青少年为寻求升学、就业，或更为直接的经济效益，他们更多的选择了武术竞技，逐渐被简约易学的散打运动所吸引；其次，对竞技的追求使武风得到了转移，一些传统的习武家族转向从事技巧、举重、拳击等项目训练，造就了拥有83名全国冠军和12名世界冠军（截止2013年底，全国冠军和世界冠军分别达到134名和20名）的“全国体育先进县”；另外，那些注重健康的中老年人群则更青睐以太极拳为代表的健身武术运动。
2.4民间传统习武淡出视野、武术产业不力、健身需求凸显——传统失落期
2.4.1武术活动基本特征
早在上世纪末，在经济大潮之下，民间习武就有淡出人们的视野的趋势。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快速转型，沛县武术昔日的繁荣景象逐渐消失，呈现出传统的失落。
（1）习武人群的变化。习武人数显著下降，传统的民间习武群体更是非常少见。主体以习练武术竞技的青少年和习练健身运动项目的中老年两种不同的群体。
（2）习武组织形式变化。在学校班级授课的延续和主导下，师徒传习的形式已退居边缘，出现更多的较为松散、非正式组织的健身活动站点。
（3）习武内容的变化。武术竞技内容依然保持，只是格斗竞技的比例增大。同时，太极拳等健身活动的内容增多，传统的拳架习练逐渐减少，几近消失。
（4）习武动机与用途变化。中老年习武健身成为主流，青少年则仍然更多的是通过习练武术竞技，达到就业和求职的目的。
2.4.2传统失落期武术活动成因
2.4.2.1价值认同的变化首先是社会本位价值认同的变化。由于改革开放后，经济利益成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本位价值，曾经的“不让孩子习武就是愧对孩子”观念转变为“自家的经济状况不如别人就抬不起头”，如同前文提及，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从农业生产中走出来，武术要么被投身其它产业的人们所遗弃，要么被开发成产业发展,曾经热闹的练武场逐渐消失。在新世纪以来，经济建设快速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更加显著，昔日的民间传统习武状况已不可逆转，传统的民间习武所剩无几也就在所难免了。其二，在传统的价值观念改变而使民间习武者对传统武术还未产生“文化自觉”同时，现代体育文化环境对武术活动的认同，尤其是在青少年中产生很大的影响。新世纪以来，全球体育文化交流加速，西方体育文化渗透到沛县城乡之间，对传统的习武活动产生冲击。具有时代特点的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更容易受到广大青少年接受，甚至经过西方体育文化洗礼的跆拳道运动在沛县的火爆程度也超过武术活动，同时，源于传统武术的现代散打运动，以其简洁、明快、易于学练、速见功效等项目特点适应了现代不断加快节奏的社会需求，受青睐的程度也超过武术套路竞技。
2.4.2.2武术馆校的紧缩
随着武术热的降温，武术馆校学员毕业的就业走向等现实状况，使人们更加理性的看待武术馆校的培养机制，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国家对农村“两免一补”政策的出台，沛县众多的民办武术馆校在经历喧嚣后开始衰落。2005年以后尤为显著，一些小规模的武术馆校相继关闭或改行，演变为一些戏曲学校的招生培训基地或者改为技巧训练馆，甚至有的改造为养殖场或铸造厂，仅存几所以搏击为特色的馆校。至2008年7月，整个沛县武术馆校仅存三个，学员一共不足300人，只有一个非民办的体育中学武术队还有300人左右，散打和套路各半。目前，沛县青少年习武主体在体育中学，另有两个在校学员分别为43名和110多名勉强维持经营的武术学校和一个拥有50多人的散打搏击学校。
2.4.2.3健身休闲理念的渗入
随着近年来，城镇区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对身心健康的需求增强，各种健身运动悄然兴起。与此同时，以太极拳、木兰拳为主的武术运动项目，以其特殊的健身功效顺应时代要求，在沛县随处可见。曾经无人关注的太极拳，近十多年来，普及加快，其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加。作为一种健身运动，太极拳已经深入人心，不只是城镇的普通群众热于习练，而且很多其它拳门的拳师也投入其中，目前县城区共有太极拳活动站点多达50多个，其它乡镇也有近20个活动站点,全县长期参加太极拳锻炼的人数远远超过从事其它武术活动（包括传统练拳和现代竞技）的人数总和。太极拳能在沛县短短的20年间有如此迅猛的发展势头，是与其顺应了时代发展分不开的。
3结论与启示
近现代沛县的武术活动发生了一系列的兴衰沉浮，经历了传统的自在期、体育化过程中的转型期、经济浪潮下的繁荣期以及传统失落期，不同时期的习武人群、组织形式、内容、动机与用途等武术活动特征都有不同的变化，其每一次变化都与自然或社会环境紧密联系，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每一次变迁，甚至一次微小的变革，都直接影响到武术活动的不同层面。这种影响有的制约了其发展规模，有的主导了它的发展路径，有的改变内容、形式或决定其活动的目标、意义等方面。同时研究发现，沛县的武术活动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充当着不同角色。就武术活动的发展而言，必须融入社会生活之中，尤其是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当前，习武健身成为主流，武术活动更多集聚在城市之中，广大乡镇难觅其踪。因此认为，切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在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之中真正找到自身的生存空间。此层关系同样适合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另外，虽说“传统的失落是现代化的必然”[4]，但行为人的价值偏好及其产生的行为选择在武术活动的微观变化上起重要作用。一个沛县身边的例子，其所属的徐州市近年来在打造国际武术文化名城的成果就是一个很好说明，市政府接连印发专门文件，将武术文化的发展纳入政府的重要工作内容，不但引导武术竞技和社会武术发展，甚至将武术作为了中考必考项目纳入中小学课堂之中，将十年前全市仅以沛县武术为主体的“彭城武林”打造成继沧州之后第二个市级全国“武术之乡”。因此武术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进行保护，相关部门的主观选择或合理引导就显得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护和传承武术文化，社会和政府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者：陈威 单位：淮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