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之先生（1912－1989），原名杨元靖，重庆潼南人，我国知名哲学家，教授，诗人。他对整个西方哲学史都有着独到的研究，尤以对德国哲学的研究而著称。早在1930年法国留学期间，杨一之先生就已经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因而其哲学思想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思想的底蕴。与此同时，作为一位知名学者，其中西贯通的渊博学识，造就了其思考问题的独特视野，使其学术思想具有极高的独创性。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千姿百态的万物以及千变万化的运动之中是否有着某种可为人类认识的规律呢？如果没有？那人类如何来适应这一混乱不堪的世界呢？如果有，那这个规律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些看似无聊，实则对人类发展关系重大的问题，自古以来一直都是哲学家们在苦苦追寻的疑问。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水”到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的“交往”，从中国春秋时期哲学家老子的“道”到明朝思想家王阳明的“心”，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不同的诠释。杨一之先生认为，尽管哲学家们使用的概念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其核心思想都离不开对于“有”与“无”问题的反思和论述。因此，不管人们是为了对世界做出更为正确的解释，还是为了更为准确地理解哲学家们的思想理论体系，都绕不开哲学史上关于“有无”问题的争鸣。杨一之先生也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通过对哲学史上“有”与“无”问题论述的分析，阐释了他的哲学思想。
一、本体问题：有无的反思
世间万事万物源于“有”，还是源于“无”？即世界的本体是“有”，还是“无”？这是一个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哲学史上对“有无”问题争论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杨一之先生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赫拉克利特的评论》一文开篇就指出：“赫拉克利特自从被称为‘晦涩的人’以来，受尽了毁谤和歪曲。”[1]（p82）就算是当代的学者仍不免肆意曲解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如法国的格莱维约在《近代思潮》一书中就认为赫拉克利特给“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所谓“有”就是荒谬的。同样的，海德格尔也通过引用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即“清醒的人们有着一个共同的世界，然而在睡梦中，人人各有自己的世界”，来证明和附和其存在主义。既然赫拉克利特秉持的是“一切皆流，无物常住”的辩证唯物论的观点，那其思想为什么以及是如何被曲解的呢？
要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杨一之先生认为必须借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基本理论，才能辩证客观地理解这位辩证法之父的理论体系，也才能对其思想做出科学、公正的评价。他指出，在世界的本原问题上，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中已经有了很质朴的思想：世界本为各种元素构成，而元素的转化也被认为是自明之理。赫拉克利特的历史功绩正是把这种思想加以理论化，形成了自己的“有无”思想：世界是由元素组成的（这就是“有”），但一切皆变，事物在既是其本身的同时，又在变化，向着另外一物转化，即朝着“非我”运动变化（这种向着“非我”的转化就是“无”）。因而，在赫拉克利特的理论中，“有”与“无”不是说的两种元素，而指的是事物及其运动变化过程。后人攻击赫拉克利特的缘由，多是把其思想与克拉底鲁、恩培多克勒、普罗泰戈拉等人的思想混淆，歪曲地把“有”与“无”看作世界构成之两种元素所致。这种“有无”问题的混淆伴随着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兴起而更趋复杂和混乱。杨一之先生在《康德摧毁了上帝本体论的证明》一文中认为，最初想要对上帝的存在进行论证的教士安瑟尔姆就曾“用所谓有限物的‘完善’程度，来证明必有一个绝对完善的存在”，“主张一切有限物都是有无而来”。[1]（p228）
尽管这种证明不过是乞灵于纯观念逻辑论证的盲昧迷信而已，但是该思想对其后哲学史上的“有无”思想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虽然500多年以后的笛卡尔及莱布尼茨的上帝论证与中世纪神学的精神实质有着本质区别，但他们在其关于上帝的论述中所涉及的“有无”问题的阐述还是充满了“类似的无可奈何的遁词，也表现了理性派独断的特点。”[1]（p235）这种混淆终于在康德那里开始得到改变。康德在“有无”问题上的贡献主要在于其从逻辑上（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证明了“有”“仅仅是对一事物或某些规定本身的肯定。”黑格尔则在康德“有无”思想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出了“有无同一学说”。他通过“论证抽象的‘有’、‘无’如何互相过渡、统一于变化中而成实有，并描述其运动过程”[1]（p248）阐述了一种主客统一、辨证运动的“有无观”。黑格尔的成就是巨大的，但唯心主义的立场（抽象的“有无观”）也注定了其有着致命的缺陷。杨一之先生指出：“事物发生、消灭的过程，假如把它的质的相对稳定性抽掉，便无从谈起。所以伯格森把生命的奔流或亢进作为形而上学的本体，实际上是最保守僵化的东西。那样的形而上学本体，说它是永恒的奔流，和说它是涅槃的虚无，是同一回事，同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的东西。”[1]（p85）
因此，对于哲学史上的“有无”问题的争辩，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分析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有”的世界，即是物质的，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与此同时物质存在是一个“无”的状态，即向着“非我”辩证发展的状态，世界就是一个“有无”辩证发展的物质体，即表现为绝对的运动和相对的静止的矛盾的统一体。如此，杨一之先生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出发，通过对哲学家们在“有无”问题上争论的辨析，论述了他关于“有无”问题的独特见解。他认为，世界本是一个物质的世界，即一个“有”的世界。“无”的概念的使用实际上并不是反映世界的本源问题，而是为了说明事物辩证运动的变化过程。因而，“有”与“无”在本体论意义上实际上是统一的。哲学史上关于“有无”问题的争论的实质反映出的只不过是哲学家们在本体论立场上的差异而已。
二、认识问题：有无的同一
自有人类以来，人类的认识活动就一天也未停止过。这种认识活动不仅直接指向人类实践活动所涉及的一切事物，而且还有对人类认识本身的认识和研究。世界可否被认识？人类的认识活动是如何可能的？诸如此类的问题的不断深入，就逐渐形成了作为哲学组成部分的认识论。杨一之先生认为，认识论的产生必然要首先回答关于这个世界的“有无问题”，也就是说认识论必然要以哲学本体论为其根基，而本体论也必然贯穿于认识论的内容之中。不同的本体论就此而发展衍生出了不同的认识论。可见，哲学本体论本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思想家们孜孜以求的理论终点，甚至不是他们所关注的重点。任何一种本体论的生命力无疑首先必然表现为其对世界的解释力。因此，本体论的“有无”问题的争论就理所当然地就延伸到认识论的世界。对于哲学史上不同认识论之间的差异，杨一之先生认为许多哲学认识论并没有从认识本身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研究认识，而是从其坚持的本体论（“有无”的世界）出发来对认识的实质、产生、发展、规律等问题进行论证，因而不免有失偏颇，甚至是歪曲荒谬。本体论根基的偏差必然导致建筑于其上的认识论的谬误。对此，杨一之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哲学史上的认识论进行了其独特的解读。
关于认识论中的“有无”问题，杨一之先生主要是通过对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有”与“无”的辨析来进行阐述和说明的。黑格尔在“有无”问题方面一直秉承着两者同一的观点，坚称“无论天上地下，都没有一处地方会有某种东西不在自身内兼含有与无两者”。这种观点在当时便招来诸多非议。费尔巴哈在对黑格尔的理论进行了剖析的基础上，直接提出了自己的质询：为什么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从“有”的概念（或者说抽象的“有”）开始，而不是从客观的事物（或者说现实的“有”）开始？鲁多尔夫•海姆也认为，黑格尔哲学逻辑体系中的“有与无的相互转化”———由之而产生“变”这一范畴，只有在具体的现实基础之上加以抽象才有可能。对于这些观点，杨一之先生认为，由于黑格尔哲学本身的唯心主义缺陷，招致责难和误解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要想客观地看待黑格尔著作中的体系与方法、形式与内容、逻辑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唯有从认识论入手。如此我们就会发觉这些责难都是集中于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本体论观点。而黑格尔的关注点根本就在认识论，其在哲学史上的贡献也在于其认识论思想，而非本体论，其“所阐述的逻辑内容自身的辩证法运动，实际就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过程的矛盾发展”，[1]（p158）
并非世界本源问题的论述。杨一之先生指出，黑格尔逻辑学（哲学）中的“有”实际上就是人类所要认识的整个客观对象。其理论中所谓的抽象的、直接的、无规定、无内容之“有”也不过是为人们的感性提供了素材的客体而已。那为什么这些客观存在的、活生生万事万物在黑格尔那里却被冠之于“抽象的、直接的、无规定、无内容之有”的称谓呢？黑格尔认为这些客体由于是被人的感性所直接感知的，还没有被理性加以分析识别，所以其本身还不具有规定性，当然也没有真正的认识内容了，故是最贫乏、最抽象的。可以看出，正是在这里黑格尔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事物的规定性是其本身所固有的属性，与人们是否感知到、是否认识到是没有必然因果联系的。人们没有理性地加以分析识别，并不是说该客体不具有规定性，这只能说明人们对该客体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还亟待深入。
虽然黑格尔哲学认识论存在着这一巨大的缺陷，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抹杀其在认识论上的真知灼见。杨一之先生认为，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无”，是指人们在感知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思维的认识活动。“有”是客观事物、是肯定，“无”是心或精神、是否定。“有”与“无”的同一就是“无”对“有”进行规定，进行认识，人类的认识活动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无”对“有”的正确规定，实现两者完美融合。纵然客观事物并不依赖于人类的认识活动而存在，但认识活动不可能离开客观对象，没有认识的对象，又何来认识活动？因此，黑格尔坚持人类认识活动必然从“有”开始，而不是一些哲学和神学所认为的从“无”开始，也不是费希特、笛卡尔所认为的从“自我”开始。通俗地说，黑格尔认为人类的认识活动就是找出具体事物的规定性。
“有则意谓着认识对象，无则意谓着认识活动”。[1]（p165）对于黑格尔的“有无同一说”，杨一之先生认为其虽然有着难以克服的唯心主义缺陷，但其“认识活动是主客体交织的对立统一的辨证发展”的观点，无疑为唯物辩证的认识论观点的产生做出了重要的理论积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正是在吸取黑格尔哲学认识论的精华，而又抛弃了其唯心主义基本立场的基础之上发展完善起来的。“这样也可以较亲切地体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什么那样重视黑格尔，要致力摘取其合理的内核……也可以较透彻地明白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如何客观的，为什么它竟成了走向唯物主义的前夜。”[1]（p158-159）
三、意义问题：有无的实践
“历史的累积，我们无从否认；现实的煎迫，我们亦无从遁逃。”[1]（p1）杨一之先生认为，哲学史本体论以及认识论中“有无”争论不仅在真真切切地影响着人类的实践行为，而且其本身的真理性也要在人类的实践行为中经受检验。这就是马克思曾经说过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p57）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这一句经典论述，是哲学史上第一次以清晰、明确的语言揭示了一个长期以来被哲学家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的问题———哲学史上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争论的意义到底何在？哲学家们绞尽脑汁研究创造出来的思想理论的意义何在？那么这种争议的意义到底何在呢？哲学家们的思想理论的意义到底何在？这个问题长期以来被过去的哲学家们严重地忽视了。在他们看来，哲学家的任务或者说使命只不过是对本体世界及其规律的消极探索而已，哲学只要搞清楚了本体是什么、如何认识和理解就完成任务了。对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p55）
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把“实践”这个重要范畴引入了哲学，提出了哲学的实践性问题。他从实践出发，深刻地揭示了哲学家们的理论研究及其理论的终极意义问题。他指出，不管哲学家们是否已经意识到其研究和理论的实践性问题，但人们的思维必然是对客观世界所做出的反应，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如果哲学家的研究及其理论不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最终又回到实践中去的话，那这种研究和理论只能是虚无而无意义的。既然哲学家的研究及其理论必须具有实践性才有意义。那么一种关于“有无问题”的哲学思想也不能例外。“有无理论”本身的讨论显然是应该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并且该思想也是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的。“有无理论”在实践中的检验过程本身也是这种哲学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有无意义”的验证过程。一种建立在真实的实践基础之上的“有无理论”才有可能具有真理性，一种拥有正确“有无理论”的哲学思想才能对一个社会的发展产生正面的积极效应，一个个拥有正确“有无观念”的人也才能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希望所在。反之，错误的“有无”哲学思想不仅仅是意味着一些空洞、荒谬、无意义的逻辑论证，而且还可能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引入歧途，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制造障碍。
对此，杨一之先生1934年在“《旬论》卷首献辞”中回顾自清末以来中华民族探寻图强复兴历程的时候，指出“数十年来，我们社会上不断汹涌着新奇的浪潮，然而都不曾得到预期的效果。我们常常以希望代替分析，信仰代替了研究。一时的偏至，造成了牢不可拔的成见，从这些成见，产生许多各不相容的集团，而浪费许多可宝贵的精力。固然真理之能否体现为真实，是有待于人的努力，在这种场合，我们无法避免冲突和斗争；但是假设我们所认为的真理，并非基于现实，而只是我们自造的心上幻影，或是移植的不能获果的种子，则严正的缜密的思考，不能不谓是必须的了。”[1]（p2）在这里，杨一之先生通过对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历史考察，以历史的事实再一次证明了正确的思想理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以及思想理论必须要回到现实、回到实践中来才能获得其意义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哲学史上关于“有无理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争议，是源于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的，终极目的也是指向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的，即哲学家们都是期望探索出一种正确的“有无理论”以期影响和改造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
综上所述，杨一之先生认为哲学史上的“有无理论”争论涵盖了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三大部分。“有无观”不仅是深植于人类哲学思想中的基础内核，贯穿于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而且已经成为与人类生存方式、实践价值取向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他也正是从哲学史上“有无问题”争论的独特视角入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通过对各种“有无观”思想精神实质的分析，系统地阐述了其哲学本体论、认识论以及实践论思想，给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有无世界”。其对哲学思想，尤其是在“有无观”上的精辟分析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到理解，至今仍然闪烁着智慧的矿井机电论文光芒，不山东职称仅给我们正确理解各种哲学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而独特的视角，而且也促使思想家们在进行探索时进一步意识到了其理论实践性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