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年阶层固化的原因
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当今中国底层青年改变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都在减少，社会资源在集聚，体制障碍让社会流动机会减少、流动成本提高。
1.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是阶层固化的动力阶层结构，实际上是社会资源在不同阶层上的配置状况的体现。中国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型，上层是稀缺的。少数社会阶层控制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反过来为了得到更多、更稳定的利益，必将保卫着、垄断着、固守着资源和机会优势，拒绝还利于民。
2.教育公平的恶化阻碍了阶层间的正常流动一般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和市场秩序比较规范的国家，它的收入和教育是正比关系，美国的教育学家发现，在美国平均每多受一年大学教育，将来的收入会比原来增加12%[2]，这就是“教育的收益”。但中国青年阶层在国内继续教育的动力不足。愈演愈烈的“择校风”使得优质教育资源日益向有钱、有权的阶层子女倾斜，高校扩招后全面收费以及就业难的出现，贫困家庭子女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也越来越难了。放弃高考、留学移民热潮，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社会不同群体对阶层固化的应对。教育提供社会流动机会的功能渐趋减弱，青年群体不愿按照日益板结的社会体制，复制父代的模样，于是逃离社会游戏规则或是提早退出教育投入。教育部数据显示，2010年高考全国弃考人数接近100万，2012年9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报道，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已占全球总数的14%，位居世界第一，且中国留学生有“大众化”、“低龄化”的特点。
3.体制下元身份的差异决定一个人地位有两种因素，一是先赋性因素即家庭背景；一个是后致性因素即个人努力。社会本应该“使每个人从一开始就有足够的权力（物质条件）以便得到相同的能力而与所有其他人并驾齐驱”[3]。中国已形成包括户籍制、机关事业与企业的多轨制在内的“人造隔膜”体制，人为制造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基本国民待遇的差异化。“人造隔膜”促成强势集团子代因家庭先赋，“子承父业”、集体世袭，挤占、剥夺弱势家族年轻一代的向上层流动的机会，引发了阶层分化与固化的双重趋势。
4.民主与法治的不健全权利的劣势恰恰是公权肆无忌惮的根本原因。当权力的约束机制不健全时，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权力的私有化，公权力沦为个人谋利的工具，如权力随便进入市场，不仅可以在市场上换成黄金白银，还可以换取子女职业的继承，这样的一个结果必然造成对他人正当权利的损害。所以，权力的膨胀总是伴随着权利的侵害。当前，公权力不能有效、合法行使，致使民众权利受损是造成阶层关系紧张，可以说权力与权利的失衡是当前公权力行使中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贫困的代际传递恰恰是权利不足和机会缺失而陷入贫困陷阱不能自拔。
5.市场体制的不健全一个健康的社会取决于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的平衡。在市场和社会发育程度很低而权力独大的情况下，最后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失控；在市场和权力的力量很强而社会发育很低的情况下，则会形成权钱结合的治理模式[4]。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陷阱”主要是指裙带资本主义，即商界和政界不道德的结合，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阻碍改革以固化阶层利益。这会使他们的特权与关系网利益超然于市场经济的应有秩序，让社会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市场秩序比较规范的社会，青年争取地位上升的手段更常规，比如考试、文凭、职务晋升等，其结果是社会变得更稳定。当今中国社会对青年精英普遍持怀疑态度。无论是年轻公务员的提拔晋升还是年轻富豪的上榜，社会一致显示出“不出（身份）所料”的态度，普遍没有尊敬。比如干部家庭的子女更易获得政治精英的身份，虽然现实更多地是入口处的不公平，也就是父母是干部的青年确实更有机会进入公务员系统，但若想升到更高的位置，个人能力和其他际遇更为重要[5]。但“身份取向”让公众在观感上有强烈的印象和被剥夺感。
6.底线权利的保障机制的不健全福利不仅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项基本契约，更是可以通过社会保障使人们建立起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国家福利目的在于“保障国民能象人那样的生活，以及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确保人的尊严：其主要是保护帮助生活贫困者和社会的经济上的弱者”[6]，国家对社会权的给付义务，是以“最低核心”[7]，即要求国家应且只应以保证公民享有健康且文化性的最低生活水准为限度。当今中国没有形成“兜底”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保障机制，使底层青年改变地位的机会易夭折。
二、如何撬动壁垒，促进青年向上流动通道畅通
1.形成橄榄球型的社会结构在没有特权，充分竞争的市场分配制度中，收入分配和人的才智、体力相关。而人的才智、体力是服从正态分布的，两头小中间大。因此橄榄球型的收入分配社会是比较自然的。但是对低收入人群的扶植还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对自然的必要干涉。在这个结构中，中间“大肚子”部分是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事业有成，收入较高，工作稳定，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素养较高，对未来有良好的预期，不希望社会发生任何混乱，它是社会的“稳定器”和“过滤器”。从根本上说，中产阶层的发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有关。国家必须让利于民，通过分配制改革、创业鼓励机制、产业结构调整等，让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中产阶级。
2.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改革是社会利益格局的大调整，其背后的实质是社会权利分配的大调整。当然，“全赢”的局面———即社会每一个集团都获得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上升———也不是绝对不可能。当前社会不和谐的主要根源是社会资源在社会不同主体之间的不公正配置。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是要通过市场和再分配机制实现。市场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在交换中，尽管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商品，但并非用暴力去强制占有它，而是“相互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平等和自由“在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8]95。商品交换也只有建立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正是在这种“相互平等的交往”中，“自由和平等”就“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8]197。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为打破“阶层固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3.高等教育推动化解阶层固化不同阶层的家庭对子女教育的经济支持和精力投入差别很大，精英阶层对子女学习习惯、学习计划的统筹等非认知技能的培养，都或隐或显地实现了精英阶层的代际生产。在教育的过程中，优势资本实现了叠加，对不同阶层的子弟而言，大学的门槛并非“同一条起跑线”。我们的大学教育既然主要是公共财政支持的，就必须是“有教无类”，不能偏好优势阶层，就必须着眼于培养“潜在精英”而不能培养“现成精英”[9]。在大学招生中强制设定农村学生的最低比例不仅不违反公平正义，反而是最大的公平正义。
4.法治社会的建立完善的司法制度，能够有效调节社会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利益，有效遏制富裕者的财富过快增长和保障社会弱者利益，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都能受到公正的法律保护，实现社会公正。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公权力退出市场、司法独立。通过建设法治，使得社会公众能有序参与政治发展，社会公众的权利能得到有效保障；社会诉求与愿望能在民主的制度下得以实现，社会矛盾与利益纠纷能在法治的框架下公正解决；违法必须受到惩处，不存在“法外施恩”，不搞“下不为例”。近些年来大量政策包括农业税全免、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都无法对社会阶层的分化形成冲击，很大原因是，目前很多制度在设计上都在积极保护弱势群体权益，但政策执行在基层走样。因为权力失去制约，使权力者在进行资源分配或再分配时，无视和破坏规则，贪婪地将公利转为私利，践踏弱势群体权益。
5.公民社会的构建多元的社会主体必然有多元的利益，因此一个公正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整合必不可少的机制。民众具有表达自己利益和进行博弈的权利。培育“自由、平等、竞争”的社会意识。当前社会的不公正现象与社会弱势群体缺乏利益表达机制密切相关。“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6.不断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在一个社会中，跨过贫困线以后，社会自然产生分化，总有一部分人会先富起来，但如果社会制度、政府政策、行为都不能保持社会有一个合理的机制和规则，原来的优势阶层会利用优势将优势进一步扩大、固化，底层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公共权力可以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发展的平等权利，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选择机制、甄别机制；另一方面，社会多元价值主体，使政府的政策难以兼顾成为现实，但政府最起码的是要健全对底线权利的保障机制，防止社会资源的过分集中。
7.阶层责任意识的培育权力对应的是责任，在精英阶层里，除了权力之外还应该讲奉献、讲责任。像英国过去的贵族阶层，很重要的一个评价指标就是是休闲农业论文否有社会责任感，阶层的高贵必须体现在社会的担当上。“为富不仁”应是“千夫所指”，而不是“法不责众”。
作者：黄勤锦 单位：佛山大学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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