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新增长理论或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始于美国经济学家罗默(Romer)首先于1986年论证了知识外部性导致单调不减增长的可能性。其后卢卡斯(Lucas)于1988年的研究中意图构建一个新古典的框架，但“干中学”模型事实上从人力资本积累内生化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理论，对罗默的研究成果实现进一步的发展。随后格罗斯曼(Grossman)与赫尔普曼(Helpman)合作于1989年发表了三篇文章，一方面考查企业家受市场利益驱动的行为导致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提出质量阶梯理论，提出了“创新—增长”的二元模型。同年，罗默发表“内生技术变化”一文，将技术视作非竞争与部分排他品，既非传统商品也非公共品来考查。1993年，杨和尤框(YangandYew-Kwang)在一个新兴古典框架中讨论了分工的内生化问题。迪那波罗斯、欧姆克和希杰斯托姆(Dinopoulos，OehmkeandSegerstrom)则在一个模型中同时考虑了水平型创新与垂直型创新对内生经济增长的贡献。之后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贸易对技术扩散的重要作用。布罗科尼尔和斯乔荷姆(HenrikBraconierandFredrikSjoholm)1998年用两个模型分析了得自R&D扩散的生产力增长。海贾兹与萨弗里安(WalidHejaziandA.EdwardSafarian)于1999年衡量了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同年，BINXU和JIANMAOWANG考查了资本品贸易对R&D溢出的影响。Noh-SunKwark和Yong-SangShyn则于2006年研究了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对于国际技术扩散的催化剂作用。JakobB.Madsen(2007)使用数据对通过贸易的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做了测算。此后的学者将研究兴趣转向了对溢出的测算。
2国际技术溢出的经典解释
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视作外生进程而认为资本积累是产出扩张的主要内生来源。以罗默(Romer,1990)、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或叫内生增长理论，学者则将由经济利益驱动的商业导向的创新视为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增长的主要动力。该视角下，创新一方面产生于R&D活动积累的知识，另一方面反过来丰富了知识库。长期来看，经济的生产力水平取决于其累积的R&D活动与知识库的效率，二者是相互关联的。R&D活动对于开放经济体的重要作用，既提高现有资源利用效率又强化了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利益的能力，并进一步细分了获取自国外R&D的利益，包括直接利益如对新技术、材料、生产流程或组织方法的学习，以及间接利益如进口由贸易伙伴开发的产品与服务。本文将正文分为理论、数据与实证发现三部分。
(1)理论部分使用了累积的R&D支出作为知识存量的代用指标。并用该指标对每一个样本国的国内知识存量与国外知识存量进行了赋值。国外R&D资本存量的赋值方法是使用依进口份额加权的贸易伙伴国的累积R&D支出。并计算了各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其定义为产出的对数扣减劳动与资本产出的加权平均，权数取要素份额。之后关于国内外R&D资本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测算则反映了国际贸易与国外R&D的重要关联。
(2)数据部分本文选取了“OECD+以色列”的二十一国样本，数据时期为1971～1990年。数据显示国内外R&D资本存量都对国内生产力产生重要影响。而依据全要素生产率对R&D资本存量的弹性进行重要性衡量时，测算表明，一国进口占GDP比重越大则越受益于国外R&D资本存量，而对于大国如G7集团则国内R&D资本存量可能更加重要。
(3)实证部分本文对数据作了计量经济学上的检验并附了相关数据与数学公式及推导过程。本文对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的模型进行了拓展，将创新的来源细分为国内R&D与国外R&D，并由此推导出国际贸易对技术扩散的重要作用。本文对新增长理论的发展作了重要贡献，然而没有对不同产业的R&D投入产生的大小不同的增长效应作出识别，也就没有对各国别的R&D的产业分类构成作出区分，导致了对大国小国各自的自国际贸易导致的技术溢出利益的原因估计的效度降低。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然而尽管本文的理论解释不够严密精确，但本文将对内生增长的分析从封闭的框架中解放出来置于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系统中，这不仅放大了理论的视野，也使得理论研究更加具备现实意义与政策意义。
3新的理论进展
3.1R&D的国内与国际扩散
新古典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的比较HenrikBraconier与FredrikSjoholm在“NationalandinternationalspilloversfromR&D:Comparinganeoclassicalandanendogenousgrowthapproach”一文中选取了6个OECD大国中9个制造类产业1979～199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用两个模型分析了来自于R&D扩散的生产率增长。第一个模型是基于传统的生产力分析模式的。第二个模型则基于内生增长理论。经验结果显示出对第二个模型的强烈支撑。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R&D扩散既存在于国内也存在于国际的产业之内，至少在技术密集的产业中如此。然而也没有明显证据可以表示在产业间也存在相应的R&D扩散。最后，国外直接投资似乎促进了R&D成果的扩散。本文没有找到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投入于中间产品的R&D投资对于增长产生了效果。本文发现了产业间与产业内R&D扩散的重大区别，却没有进一步区分贸易结构不同的国家组合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考虑到世界上各经济体的贸易结构的极为巨大的差异，这种疏忽可能会导致政策制定时的重大误解。
3.2贸易、FDI和R&D溢出
WalidHejazi和A.EdwardSafarian在“Trade,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R&DSpillovers”一文中将视角放在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影响上。传统上的分析思路是进行跨部门的研究，并且局限于对单一国家劳动生产率的考查。前沿的进展则将视野扩展到国外R&D存量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上。本文对理论界的贡献在于将FDI与贸易同样作为国家间全要素生产率辐射效应的传导通道。本文考查了G7集团通过FDI和贸易对OECD国家的影响。结论有三：其一，对FDI影响效用的估算要比标准模型中贸易的扩散效应高；其二，一旦加入对FDI的考虑，贸易的通道效应将被大大减弱；其三，在加入对FDI的考查后，总的溢出明显地增加了。本文考查了FDI与贸易，却遗憾地没有考查直接技术转让在国际技术溢出中的作用。贸易主要是以实际发生交换的产品或可用货币度量的服务来实现技术扩散，FDI则通过生产能力的转移实现技术的地理扩散，并进一步通过东道国的国内贸易实现与国际贸易类似的技术扩散。然而技术溢出效应的另一重要形式——技术的直接转让，是通过直接提升受让国生产率的形式进行技术扩散，也是最直接的技术扩散，却没有被有效地研究。
3.3OECD国家的资本品
贸易与R&D溢出BINXU和JIANMAOWANG在“CapitalGoodsTradeandR&DSpilloversintheOECD”一文中考查了资本品贸易在国际R&D溢出中的重要意义。并且量化考查了OECD国家的国际R&D溢出。本文比较了资本品贸易与非资本品贸易，并进一步对比了附着于贸易流的知识与作为独立形式评估的R&D溢出。评估显示，一个G7集团中R&D投资的近半产出会溢出到其他OECD国家。资本品贸易被证实是一个对于R&D溢出而言十分重要的通道，尽管多数的溢出还是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的。本文重点在于区分了资本品与非资本品对R&D溢出的承载系数。使得通过分析贸易结构来估算两国间R&D溢出利益的得失成为可能。并且进一步区分了依附于贸易，FDI的R&D溢出与不依附于贸易，FDI的溢出，如技术文献，国际会议、国际技术转让等。
3.4贸易与技术扩散
科勒(WolfgangKeller)在“TradeandTransmissionofTechnology”一文中考查了前期封闭经济体中R&D与生产力的关系的研究，以及近期对关注热点的开放经济下由R&D驱动的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并对两者做了关联性分析。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技术以产品设计的形式，通过异化的中间产品贸易在国内与国际间进行转移。本文收集建立了一个产业层面的数据样本，涵盖了1970～1991年间超过65%的全世界制造业产出与绝大多数的世界R&D费用。通过对数据的处理，本文估算，产业内R&D投入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占50%，国内其他产业R&D投入的贡献占30%，而其他的20%则来自于国外产业的R&D投入。
3.5国际贸易中的技术集约度与经济增长
JuliaWrz在“SkillIntensityinForeignTradeandEconomicGrowth”一文中考查了贸易结构、贸易分工与人均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理论界认为，在出口产业进行专业化的产业升级会对长期增长起到积极作用，而进口的贸易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难以确定的。本文使用了不同的结构变动指标扩展了一个标准的实证增长模型。而后建立了一个45国数据样本，包含了OECD国家与部分亚洲、拉丁美洲国家1981～1997年的数据，并以此检验了一个假说，即“重要的是不同类型的贸易活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不同影响，而非贸易本身”。对数据的动态分析显示，中高级技能集约度的产业中贸易分工会对长期增长产生积极作用。
3.6国际R&D溢出的重新审视
对国外技术的吸收能力取决于人力资本Noh-SunKwark和Yong-SangShyn在“InternationalR&DSpilloversRevisited:HumanCapitalasanAbsorptiveCapacityforForeignTechnology”一文中从多角度考查了R&D的国际溢出效应，尤其着重探讨了在国际技术扩散过程中，国际贸易与人力资本的催化剂作用。本文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用以衡量国外附着于中间产品和资本设备的R&D存量，并认为这摆脱了从前理论界对于旧的衡量方法的质疑。本文搜集整理了103个国家自1970～1995年的数据作为一个固定样本，并发现，国外R&D对于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都有着显著影响，并且一国人力资本是吸收国外R&D溢出的最重要的能力。本文将人力资本从一个封闭的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中扩展至开放的技术扩散系统中，实现了“溢出—吸收”的循环考查。以往的文献更加关注R&D投入国所产生的溢出基数，或对吸收国而言即“技术溢出约束”，而该文献考虑了“技术吸收能力”。这为发展中国家与期望从国外R&D投入中获益的国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思路与理论框架。
3.7通过贸易的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会聚
基于OECD国家135年数据的经验分析JakobB.Madsed在“TechnologySpilloverthroughTradeandTFPconvergence:135yearsofevidencefortheOECDcountries”一文中使用新的数据处理方法得到了OECD国家在一个长达135年的时间段内的进口的科技和全要素生产率，检验了技术是否真的通过国际贸易被有效传播。经验估算显示了进口的技术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稳健的相关关系。并且，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高达93%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可以完全用知识的进口来解释。更进一步说，数据表明了，在1870～2004年这个期间，OECD国家全要素生产率会聚的背后，起到主要作用的便是知识的溢出。
4中国学者的研究
符宁在《中国进口贸易、技术扩散与技术进步》一文中着重考查了进口贸易通过国际技术扩散机制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包括进口贸易、技术扩散和进口国技术进步的分析框架，强调了进口贸易结构对技术扩散效应的重要影响，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吸收能力低下从而重申了Noh-SunKwark和Yong-SangShyn的观点即中国的人力资本不足。最后本文还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于中国的技术扩散的可能影响。本文综合使用了BINXU和JIANMAOWANG以及Noh-SunKwark和Yong-SangShyn的理论框架，将之放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平台上，但却没有更进一步分析中国的人力资本结构与劳动力市场对技术扩散吸收能力的影响。美中略有不足。仇怡在《基于对外贸易结构的技术扩散效应比较研究》中，从结构的视角量化并比较了中国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的技术扩散效应程度。本文将高技术产品贸易用作了技术贸易的代理变量。考虑到技术贸易与高技术产品贸易在概念上的差异，以及后者所暗含的对进口国生产能力缺失的假设，本文的这种处理在逻辑上可能有可质疑之处。李放在《国际贸易结构、人力资本与技术扩散关系的研究——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分析》中，使用中国的数据对新贸易理论做出实证检验，试图给出证据即中国资本品的进口与人力资本相结合，现实地从国际技术扩散效应中受益。本文将进口资本品总量视作技术扩散利益的约束边界，将人力资本存量视作既定约束下的决定技术吸收效率的关键变量。最后本文还提出一国应该依照自己的人力资本禀赋来选择符合自己优势的适宜性技术。总的来说，中国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尚未对理论框架作出突破性贡献。
5结语
新增长理论从讨论长期单调不减增长的可能性开始，先后将知识、人力资本、创新差异、人力资本阶梯等内生化到增长模型之中。随后理论界研究了知识、人力资本等在技术溢出中的地位与作用机理。得出的结论是，知识与创新通过国际贸易、国外直接投资等渠道将利益溢出到贸易与投资对象国，贸易结构中资本品的比例以及技术集约度对溢出效率有着重要影响，而对象国吸收技术外溢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结构与集约度等。理论界使用大量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估算了贸易结构与各种具体技术溢出形式的溢出效率。证明了贸易与国外直接投资等技术溢出渠道确实对国家间的全要素生产率会聚起着重要作用。这对我们追赶发达经济体、平衡区际经济发展状况、调整贸易结构等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然而现有理论似乎隐含着一个有效市场的假设，没有区分垄断市场情形与竞争市场情形。依据现有理论，技术扩散的主要形式是模仿与技术转让，而其根源的驱动力在于市场竞争对企业的压迫力。垄断市场中，尤其是政府特许权垄断情形，企业缺少自主创新与模仿、引进技术的动力。因为可以通过特许权获得垄断利润，而这种垄断利润的获得与生产率无关，而是取决于对政府保护政策的游说能力。因此，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的国家，要想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来加速本国的经济增长，首先就必须在垄断行业打破特许权垄断，引入外部竞争。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或者正在消失。经济将转向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为驱动力的长期增长路径。因此，吸收来自国外的技术溢出就显得尤其重要。在国内自主创新尚处于较低阶段时，对国外技术溢出的吸收将决定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否强劲。因此，本文对中国经济利用国外R&D促进增长看法如下。首先，提升国内人力资本集约度，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高整体人力资本台阶，由此加强在既定技术溢出约束空间下的吸收能力。由于溢出渠道大体包括知识直接转移、商品贸易与国外直接投资三种，分别对应的吸收能力为：(1)学者型人力资本的个体集约度，即是否有理论造诣深厚的学者与工程师。足够数量的高水平学者与工程师将有助于吸收来自学术会议、研讨会等形式的技术溢出，同时也是理论与知识自主创新的源泉与保障。(2)国内企业中的研发型人才队伍。即从事进口替代品生产行业的企业中的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直接接触进口品与相关生产技术，是模仿与产品创新的主要执行者。培养扶持进口替代品生产企业的研发能力，有助于对商品贸易中的技术溢出进行有效吸收。(3)有技能的产业工人队伍。国外FDI带来的不只是设备与资金，同时还有一些国外先进的生产控制与管理流程以及直接生产劳动中的特殊技能。这些流程与特殊技能将随着产业工人生产熟练度的提升而内化为劳动者的个人技能，提高劳动者的个人劳动生产率。因此产业工人队伍的“技能化”是有效吸收来自于FDI的技术溢出的关键。其次，调整贸易结构。根据测算(3)，对于OECD国家，资本品贸易的技术溢出系数与非资本品贸易的技术溢出系数显著不同。因此，调整资本品进口在总进口中的比重可以影响进口国从技术溢出中获得的利益。同时，进口国从技术密集度高的产业的进口贸易中所能获得的收益要高于技术密集度低的产业。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应该在提高自身吸收能力的同时，鼓励高技术密集度行业的资本品进口。最后，在高准入门槛的行业以及存在规模效应易形成自然垄断的行业，允许国外企业与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参与竞争，但要大力扶持本土企业，改善其生存条件。垄断是现有理论所未能涉及的一个领域。出于前文对现有理论的隐含假设的分析，本文认为，如果在垄断行业让国内市场完全被个别国外企业占领，非但不会增强中国对国外技术溢出的吸收，反而会使吸收渠道关闭。如前文所述，技术吸收一个必要非充分的条件是，国内存在对进口替代品的倒闭，也就不再存在对国外技术溢出进行吸收的经济主力了，获得技术溢出利益更无从谈起。
综上所述，中国在面临刘易斯拐点时，应该一方面大力强化自身的休闲农业论文自主研发能力以作为“造血机制”，另一方面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阶梯、优化贸易结构、进一步对外开放引入竞争，同时保护自然垄断行业的国内企业等方式增强对国外技术的吸收，作为外部的“输血通道”。最终，实现长期路径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卢天一 单位：兰州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