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技术贸易中的限制性商业条款，也称限制性商业行为，是指通过滥用或者谋取滥用市场力量的支配地位，限制进入市场或以其他方式不适当的限制竞争，对国际贸易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及其经济发展造成或可能造成不利影响的行为。由于我国在技术贸易方面起步较晚，我国对限制性商业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体系还很不完善，与发达国家、地区和国际条约的规定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我国应构筑并不断完善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对限制性商业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体系，以实现其与国际社会先进经验的接轨。
一、以反垄断法为核心对限制性商业行为进行规制的必要性分析
1．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知识产权的滥用，弥补民商法调整的缺陷。
知识产权的滥用要受到知识产权法自身规范的限制，同时还要受到民法的基本原则的限制和主要作为公法的反垄断法的限制。它们从各自特有的角度出发，确保知识产权这一合法垄断权的行使不背离法律设定它的基本宗旨。无论是知识产权法自身规范对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还是民法基本原则对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受到民商法自身固有性质和手段的局限，并不能解决个体同社会之间的全部矛盾，也不能满足社会和时代发展对法律的全部要求。此时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予以规制的任务就最终落到了反垄断法上。
《反垄断法》是保护自由竞争为基本使命的法律，素有“经济法宪章”之称。如果在《反垄断法》中对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规制，则当知识产权权利人利用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通过保护竞争所要实现的社会整体目标相冲突时，《反垄断法》应当优先适用。“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运用各种调整手段来弥补传统民商法的缺陷，以不断解决个体的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调控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1］因此，反垄断法对知识产权滥用的约束与限制，一方面可以运用各种调整手段来弥补传统民商法调整的缺陷，以不断解决个体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的矛盾，调控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反垄断法所进行的限制必然主要运用公法的方法，有专门机关的主动介入，这种刚性调整比知识产权法的软性调整能取得更有效的法律效果。
2．有利于完善我国对限制性商业行为进行有效规制的法律体系。
实际上，禁止市场支配地位滥用制度是《反垄断法》实体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属于结构性行为规制制度，典型的体现了反垄断法的本质和特点。其依据是由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具有滥用这种地位的可能性，其相对于其他企业更容易从事违法行为，因而《反垄断法》需要对其进行“特别的关照”——监督、控制。《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在我国属于行政法规，其法律效力层次是不高的，如果将《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一起组成我国的“经济宪法”，那么我国关于技术转让及其他经济领域的法律便会更加成熟和完善。
3．有利于与国际社会接轨，维护国际技术贸易市场的公平竞争。
《ＴＲＩＰＳ协议》规定，各国有权在其国内法中对可能构成对有关市场竞争具有不利影响的知识产权滥用的专利权使用做法和条件详细载明，并可采取适当措施阻止或控制此种做法和条件。尽管各国或地区使用的名称和立法模式有所不同，但其立法宗旨却是共同的，即都是为了反对和禁止限制、妨碍正当竞争的垄断行为，保护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这类强制性规定无条件地适用于转让合同，包括技术受让方和转让方各自国家的规定，已经成为国际技术转让合同法律适用领域公认的惯例，即使当事人对合同的准据法作出有效选择，这些“强制性规定”仍应优先适用。因此，应该侧重在反垄断视野内对国际技术贸易中出现的限制性商业行为进行规制，将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国际条约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差距。
二、完善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规制法律体系
1．可借鉴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经验，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细则》或者制定专门性的《反垄断指南》，细化可操作的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条款。在《实施细则》或《反垄断指南》中尽可能详细、具体地分析阐明各类限制竞争行为的合法与违法的界限，从反垄断法自身的特点和内容出发，将知识产权行使过程中的行为按其不同的形式分别归入不同类型的限制性竞争行为中进行分析，充分体现从反垄断法角度控制知识产权滥用的特点。特别是在国际技术贸易领域，要根据国际技术转让的特殊性，详细规定限制性商业行为的判定标准与反垄断制裁。要设定一种恰当的、确定性较高的法律机制，既方便当事人高效率地行使知识产权，又可以降低法律风险并预防违法。比如可将限制性商业行为分为三类，一类是可以完全豁免的条款，一类是属于限制性豁免的条款，对此类可进行合理性原则的分析，再作出是否豁免的决定，第三类是自身违法的条款，不予豁免。在列举之后，可规定一般条款作为补充，这样可以适应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滥用知识产权的新情况。
2．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来源以引进技术为主，而在“入世”后，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限制、打压我国产业发展不再局限于国内市场，因此应把反垄断重点放在国际技术转让中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行为，将《反垄断法》规制与《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对外贸易法》等涉外法的规制结合起来。
3．根据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制定与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在必要的时候，就国际技术许可合同的不同类型，技术贸易的不同领域制定具体的审查条例、管理办法等行政规章。这些规章可以就某一时期、某一类型的限制性商业行为进行规制，更灵活、更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利于司法和行政机关的法律适用，以及当事人的法律救济。
4．有效利用在我国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作为国内法的反垄断法，其效力范围应当限于该国主权管辖所及的一切领域。但是随着跨国经营的增加，使得反垄断法出现域外适用的问题。我国《反垄断法》第2条亦规定了域外适用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适用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垄断行为，对境内市场竞争产生排除、限制影响的，适用本法。”这样，为我国对外国企业和跨国巨头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制裁提供了保障。但从国际上来看，虽然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有利于保护本国、本地区的利益和市场竞争秩序，但也会直接引发贸易摩擦，面临严重的司法管辖权冲突，甚至涉及到司法主权问题。“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而行使域外效力，很可能出现不仅本国法的域外效力不能实现反而为其他大国在本国适用域外效力提供了口实的尴尬。”［2］因此，很多发达国家在实践中很少适用域外效力，我国也应当谨慎和有效地行使这项权力。
5．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使其与《反垄断法》相互配合，完善我国的竞争法体系，共同为我国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保驾护航。《反垄断法》已经出台，所以我们需要修改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熏将其中若干垄断行为纳入反垄断法统一规制，以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另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比较原则和粗线条，立法技术上缺乏严密性，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非常有必要进行修改，不断地加以完善。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只在第六条明确了强制交易行为的主体，对搭售行为和低价倾销行为则未作主体上的要求，造成有的实践部门机械地理解法条，不考虑经营者的市场地位，认为只要有搭配出售商品的行为或低于成本价格销售商品的行为都能认定为限制竞争行为。
而且，世界各国竞争法对滥用行为的规定无不具有原则性和概括性，反垄断机构依照国家经济环境、宏观经济政策，并结合个案情况，运用裁量权认定滥用行为。而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只确立了四种滥用行为，没有概括规定或一般条款（兜底条款）。《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一般条款是指“规定执法机关或法院在法律具体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外认定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要件的抽象的或者概括的规范。”［3］一般条款具有概括性、广泛的适用性等特点，可作为法院或执法机关认定具体列举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外的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据。如《保护知识产权巴黎公约》规定了“在商业活动中违反城市管理的任何竞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在这个一般条款之下，列举了部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这种封闭性的缺陷，已影响了该法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尤其是在国际技术转让领域，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发达国家进行限制性商业行为的做法也不断翻新，实践中已经出现的盘剥购买者、排他性交易、拒绝交易、歧视待遇等行为因法律的缺位而得不到有效规制。因此，应当确立一个一般条款（兜底条款），以增加其可操作性。
6．我国要加紧与其他国家缔结知识产权反垄断合作协议。近年来，反垄断法的国际化与国际合作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各国制定国内反垄断法和进行反垄断执法的视角均发生变化，都充分考虑了国际化因素，将国际化的商业现实纳入考虑范围。如对于国际卡特尔、跨国购并等行为在认定和处理时都从国际或多国角度着眼。而且，反垄断执法的双边合作逐渐加强。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已经签署和实施了竞争执法协作的协议。比如相互通报反竞争行为的线索、在制止国际垄断行为时相互支持和互通情报等。这些协议的签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用单方主义处理跨国垄断的不足。另外，竞争规则统一化进程也在加快。反垄断法和竞争政策问题正在成为国际经贸交往中的热点问题，无论是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贸易组织还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竞争法和竞争政策都越来越重视。ＷＴＯ甚至成立了竞争政策的专门机构，来推动反垄断法和竞争政策的国际合作，联合国制定反垄断法多边规则的呼声也逐渐提高。因此，中国要呼吁和推循环农业论文动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多边竞争规则的制定，以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反垄断法律体系，维护我国在国际技术贸易中的利益，保障我国国家经济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