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疏离反拨：《西藏组画》的开拓性
《西藏组画》的开拓性首先在于它终结并开启了一个油画的新时代。《西藏组画》的出现给中国的油画创作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它喊出了时代的心声，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人性，开创了中国油画注重表现现实生活和乡土风情之先河，使中国的写实油画从前苏联的影响中解脱出来，转向追随欧洲传统，被公认为“文革”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实主义的经典油画作品，在中国的油画史上树立了一座了不起的丰碑。当时绘画中所流行的强调主题性和思想性的创作方法在《西藏组画》中已经荡然无存，陈丹青以写生般的直接与果断描绘了一些丝毫无戏剧性或者文学主题性的普通的藏族人民的生活场景。“文革”时期的创作模式离不开“巨型、单幅、叙事、主题性”的模式，而陈丹青在《西藏组画》中采用了“小尺寸、多幅、非叙事性、无主题性”的模式进行创作。这是对“文革”创作模式的疏离和反拨。这种大胆的创作方式给当时的画坛带来了清新之风。一百多年前法国最受人民爱戴的画家米勒以其淳朴、亲切的艺术语言真实再现了法国农民的真实生活，一百多年后陈丹青在中国的画坛上以对现实的忠实、对自己内心声音的忠实以及对生命的赤裸裸的真情表达，再现了淳朴、憨厚的藏族人民的真实生活。他们都在画面上震撼了人们的感官，在视觉上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冲击力。在那个时代，陈丹青第一次给予了人们以视觉上的新的享受，让人们受到了一次欧洲古典写实油画的沐浴与洗礼。《西藏组画》中的人物是中国油画中未曾有过的真实形象的再现，它向我们展示了长久以来未曾体验过的表现在艺术上的真实，给人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种充满乡土气息的藏族题材，已经超越了特定时代的局限，让人们更乐意从更宽泛的历史角度去审视其内在的寓意。
二、《西藏组画》诞生的背景
一件优秀作品甚至在美术史上有一定地位的经典作品的诞生，一定是与其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一定蕴含着艺术家对艺术、对生活的独特理解。陈丹青的作品从某种角度上说也一定会体现艺术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精、气、神”。总的来说，《西藏组画》的诞生背景有两个：一是1978年来华展出的“法国乡村油画展”，二是“文革”后知青们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陈丹青的反叛意识。
（一）1978年的“法国乡村油画展”
1978年的“法国乡村油画展”来华，法国“巴比松画派”大师库尔贝、柯罗与米勒的原作一经展出，便让中国的艺术家们大饱眼福。这次展览打开了中国艺术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窗户，使中国的艺术家重新回到真正意义的反映现实的道路上。“文革”结束后中国国门重开，中法两国重新恢复了文化交流，法国表示可以在中国搞一个美术展览，允许中国去法国各个博物馆随意挑选要参展的艺术品。结果我们既没有挑宫廷贵族的、也没有挑基督教的，更是过滤掉了希腊文化传统、希伯来文化传统和现代艺术，而是挑了更符合中国当时文艺方针的19世纪农村风景画和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虽然在法国的艺术史上，19世纪的以表现农村、农民真实生活为题材的风景画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些农村风景画基本上体现不出法国当时艺术运动的方向和潮流，但它们偏偏被中国的代表挑来在中国进行展出，于是便成为当时最对中国有影响力的艺术作品。假如展出的是另外一些作品，结果又会是怎样呢？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在这个展览上展出的是库尔贝、柯罗、米勒等画家的原作，而就是这么一个一般性展览却对中国的艺术家特别是陈丹青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没有这个展览，就没有陈丹青当年的《西藏组画》。陈丹青在他的《我的七张画》中曾说，画《西藏组画》时他心中只喜欢生活中普通的细节，他的敏锐只体现在直观和暗送秋波的事物中，他的想象来源于内心充满曾经在底层生活的种种印象。他不想随波逐流，不想凑热闹跟随时风去讲求创新、讲究民族化和现代化。陈丹青最神往的境界就是对普通生活和人类朴实情感的热爱。他发现，一个画家的风格无论怎样变化和独特，总离不开他所偏爱的前人画家，他们之间总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陈丹青崇拜米勒、伦勃朗、柯罗，并毫不羞涩地、大胆地去模仿他们。在西藏这块土地上，面对淳朴天然的人情风俗，陈丹青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亲切质朴、细腻刻画与让人追恋的古风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真情实感，所用的正是自己崇拜的画家所使用的油画语言。由此可见“法国乡村油画展”的来华展出给陈丹青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艺术在创作中要关注自然、关注人民、关注现实生活，彰显时代精神的社会责任感是中国的艺术家们从这次展览中学到的宝贵经验。
（二）“文革”后知青们创作主体意识
的觉醒和陈丹青的反叛意识“高、大、全”“红、光、亮”是“文革”时期中国油画的主要表现手法。表现在艺术创作上就是把工农兵形象放在主体位置，过分强调领袖人物的高大英武；表现在造型艺术上就是过分注重主要人物的健康力量的召唤；在色彩上就是用“红、光、亮”来表现一种积极向上的热情饱满的精神倾向。对工农兵新人物以一种理想的写实主义去反映。创作时充分奉行“文革”时期的“三突出”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在主要英雄人物形象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可以说，“文革”时期的油画创作完全沦为了政治的附属物和说教的工具，艺术家在思想上失去了自由，在人格上失去了独立。“文革”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的东西扑面而来，知青艺术家们开始寻找自认为是自觉的知识分子应该走的路。有一些先锋的青年艺术家如陈丹青、罗中立等，随着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艺术本体观念的确立，开始挣脱文革意识形态的束缚，突出地表现了对人的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思考与呼唤，从而开启了中国油画的新征程，使中国油画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创作热情。如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罗中立的《父亲》等都是突破了“文革”时期的思想枷锁，力求反映真实的现实生活的代表性作品。在上述背景下，陈丹青创作的《西藏组画》引起巨大的轰动便不足为奇了。敏感的陈丹青抓住了“法国乡村油画展”中显示出的最本质的精神——即人道主义精神，并通过《西藏组画》把它展现出来，把人性还原，使人性得到了复苏与回归。在《西藏组画》中，陈丹青描绘的都是司空见惯的藏民日常生活，然而作者正是通过真实的写实手法创作出了迥异于以往“革命美术”的作品，使人耳目一新。人们惊诧于作者画中那种无主题、无英雄、无典型的思想，用几乎接近自然主义的写实手法，突出体现了陈丹青对人性的真我认识，从而超越了一般性质的社会体验。1978年的“法国乡村油画展”、“文革”后知青们创作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陈丹青的反叛意识给陈丹青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使其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题材上都有了重大突破。这双重突破具体表现在形式上是摆脱了学院化的束缚，树立了一个多元化的表现形式；表现在题材上则是对更深层次上的文化的思考，这思考已经远远超越了对普通事件的反思。《西藏组画》从本质上来说完全超越了艺术自身的意义，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人性，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渴望和对时代心声的呼唤。它并不会因为陈丹青的无意识创作心态而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减少它所产生的巨大效力，相反，人们从《西藏组画》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其中所蕴藏的巨大的冲破历史语境的精神力量。
三、《西藏组画》的影响
陈丹青的《西藏组画》蕴含丰富的法国古典主义绘画语言特征，将藏族人民憨厚与朴实的生命力用质朴厚重的油画肌理与笔触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在《西藏组画》中陈丹青完成了从英雄到平民为主题的转变，把藏族农民的日常生活作为绘画的主体。以陈丹青、罗中立、何多苓为代表的艺术家开启了中国油画史上一种新的绘画潮流——“生活流”。他们注重表现人性的淳朴与憨厚，关注普通百姓质朴原始的生活状态，用一种自然真实的人道主义眼光去看待他们的生活，使艺术摆脱了文革时期权利斗争工具的表现形式，真正回归到了表达普通人日常生活和真实心理的平民状态。《西藏组画》的影响我们可以从绘画领域、非绘画领域、创作模式和绘画语言上来作分析。首先，从绘画领域来看，《西藏组画》打破了长久以来以苏俄为主的油画创作技法及单一的美学思想，开启了中国油画向欧洲传统油画溯源的新风气。《西藏组画》也几乎成了陈丹青的代名词。陈丹青在《西藏组画》中将创作的视野专注于身边、眼下那些既非英雄又非主题的真实生活，绘画语言上虽借鉴了法国乡村组画的风格但却不失个人特色，用浓郁厚重的生命力取代了曾经反映在革命绘画中所使用的单调的理想主义和粗糙的激情色彩，在笔墨上追求现实创作的快感，在创作过程上更服从绘画本身所带来的愉悦。其次，《西藏组画》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在非绘画领域中所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组画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真实态度，为国内的新潮美术及现代艺术运动吹响了号角。20世纪80年代最为重要的文化图景就是《西藏组画》及同时期的新文学和稍晚的第五代导演的新电影。直观真实的绘画表现形式让《西藏组画》理所当然地成为最有影响力的艺术作品之一。这种影响并没有在技术上给我们以支持，也没有给提供可以以借鉴的题材，它的影响需要退到远处方能看得清楚。然而它的出现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突破社会主义革命美术的意识形态。这在20世纪的80年代已经是难得可贵的了。再次，在中国流行了几十年的创作模式被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从根本上改变了，那种戏剧性的、唯美的、矫饰的传统创作原则，即艺术世界始终遵循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被以陈丹青为首的艺术家们彻底改变了。组画破坏了“文革”时期所要求的“三突出”的构图方式，不再突出主要人物的主要位置，艺术家们开始了表现生活的某种新的可能。这时的《西藏组画》似平静的湖水中投入的一枚石子，虽小但却激起的是中国美术界的一次深刻反省与革新。最后，在绘画语言上，陈丹青执着于19世纪法国写实主义画家米勒的轨迹，抛弃了当时俄罗斯画风式的银灰色调和摆放成块的笔触。陈丹青在色彩和笔触的运用上极尽朴实，画面上突出的色彩是那浑厚的灰褐色和极富情感的表现力度，从而使作品有一种凝重感。欧洲著名的美术史家沃尔夫林在他的《美术史原理》中曾说过，陈旧破烂的东西要比平整光滑的东西更具有绘画性。陈丹青或许从中获得了有益的启示，充分发挥了他的技法，才使得“贫困和愚昧”这样的题材得以显现出来。
四、《西藏组画》的价值
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被水中天在《关于乡土写实绘画的思考》这篇文章中并归入“乡土写实绘画”的范畴，他认为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乡野的质朴美和纯真，其超越了中国几十年的艺术创作风格，把现实生活中劳动人民那种“淳朴、憨厚的人性及古朴、贫困粗犷的生活状态”真实再现了出来。
总之，《西藏组画》真实地再现了西藏这种异域生活，给观众以震撼人心的力量。组画中用照相般的真实生活场景的再现，使人产生一种超现实的感觉，带来视觉上的巨大冲击力。作者在绘画题材上的大胆突破，选用当时画坛上禁忌的题材，淋漓尽致地再现了劳动人民那沉重与阴暗的生活、落后与贫困的环境、愚钝与麻木的人生，充分体现了艺术家的批判精神。《西藏组画》中显露的那个时代特有的人文情怀和社会生活，不仅体现了艺术家对生活的态度与视角，而且也体现了艺术家的艺术品位与观点。《西藏组画》的可贵之处在于很难赋予其一个准确的历史位置，其不限时空的历史价值直到今天依然可以看成一个命题的重要前提，这恰恰是《组画》的魅力和价值所在。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期待能从《西藏组画》背后挖掘出更大的价值。
作者：李平平 单位：楚雄师范学院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