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哲学近代以来的发展历程
近代的中国哲学建设，在学科分类体系上逐步接受了西方的学科分类；在内容的来源和取舍方面范围逐步拓展，从诸子学说、到汉学与宋学，以及儒学、道学到佛学都逐步纳入中国哲学的阐释范围；在路向上包含着民族性、阶级性、文化性的不同；在中西文化对比的大背景下发展中国哲学。
近代以来，特别是20 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学理论准备阶段，时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各种思想还处于介绍传播过程中，而传统文化又处于一种激烈的批判之中，真正的哲学交锋刚刚拉开帷幕。
（2）理论创立阶段，时间在科玄论战时期。论战主要涉及到时代精神、价值观念、理想追求、道德标准和文化走向等问题，包含了科学与哲学，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等内容，产生于中西文化大交汇与大碰撞背景下的科玄论战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意义。因此，它标志着中国哲学新境界的曙光。
（3）理论发展阶段，20 世纪30 年代起，哲学大家纷纷推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系”、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体系”等，所以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哲学的繁荣期。
（4）理论转型及嬗变阶段，从50 年代到70 年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使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转折。80 年代以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邓小平理论的逐步完善并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哲学和中国的其他各项事业一道步入新时代。
2 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可能性
一个哲学派别中各哲学家的思想即是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代表或拟代表某种本然哲学的体系。哲学是显示本然的哲学系统的一种途径和方式，是不同社会和时代背景下，对本然哲学的表达。本然的哲学体系是一般，实际的某种哲学体系是个别。这样，中西哲学就有了通约的基础。中西哲学都是具体的哲学体系，其中都有哲学的一般。各自的一般相对于另外的具体的哲学体系来说就必然是特殊。中西哲学的融合，必然是中国哲学的一般（相对于西方哲学就是特殊）和西方哲学的一般的结合。
中国哲学要相对独立地发展，就必须把中国传统哲学所蕴涵的哲学问题、独特的方法和价值进一步发掘出来，为解决人类哲学和现实问题提供来自于东方文化传统的独特智慧，展现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中国哲学解读而言，任何西方哲学的概念、方法的引进和运用都必须经过一系列消化、调整和自我限定的过程，这必然有助于彰显中国思想的特质和增加中国传统思想的丰富性。
在现代的知识状况下，中国哲学只有全面深入地与西方哲学以及世界其他哲学思想开展相互交流和批判，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和价值依据现代知识形态加以表现和重构，使其所内蕴的哲学问题和意义以普遍和通适的哲学形式表达出来，要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思想范畴原本就具有的意象性与丰富性，而不是简单地把它们平面化和表面化。以哲学来论释中国传统思想，成为我们接续传统的一种门径，应当能够帮助我们接近而非疏远往昔先圣先贤们的深沉思考，深化对于他们生活世界的理解。中国哲学才能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确立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成为建设未来世界哲学的重要力量。
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性是很自然的。在今天，我们应该从跨文化的视界中去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及其对世界、对未来的意义。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既然是面向世界的，它必定会再次面对东西方哲学由对话生发的多缘性因素和机遇。
中国哲学既要立足于传统，又要面向现代。就中国哲学的建设来说，这一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为自身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只有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审视下，中国传统哲学才能寻找到面向现代和未来的真实途径，也只有深入参与到新文化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哲学才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服务，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和人类交往理性的建构中获得发展，展示其自身对哲学问题的独特理解，提供解决人类哲学问题的崭新智慧。
3 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现实性
只要人类还在思考，哲学就必然存在。只要哲学存在，哲学的学科范式就永远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之中，也就不会有终结的时候和终结的形式。一切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自然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汉宋之间近千年的吸收转化，才真正融入中国社会，才孕育产生出中国化的禅宗与佛学化的理学与心学。
纵观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发展，东西文化撞击交流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而当代中国哲学的紧迫课题是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精神与价值取向，不但要反省旧的文化观念与思维模式，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文化背景，而且更应树立新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以引领正处于急剧变革中的新纪元。
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理论，既是改造和创造客观世界的哲学理论，又是改造主观世界、塑造新人品格的哲学理论。中国哲学高度重视理想人格，首先，在个人的自我价值上是“谋道”，即追求真理的高尚品格，有所谓“士志于道，而耻于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之说。其次，在人际关系上倡导“仁”，，有所谓“仁者爱人”，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也倡导“义”，即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第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表现为既要有生的义务感，强调人生意义在于报效国家和社会；又要有历史的责任感，强调“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还要有道德教化的使命感，关心社会道德秩序的维护和道德理想的追求；以及政治抱负，修身与正心，是为了“治国、安天下”（《大学》）。另外要有忧患意识，关注民族安危，国家兴亡，如林则徐所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戌程口占示家人》)中国古代哲学中倡导的为人之标准、修身之目标、正心之根据，这些积极思想经过吸收，被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理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
我们从马克思到邓小平的论著中可以找到诸如批判性的解放思想、方向性的实践规律论断、纠错性的自律意识等等观点，现在需要揭示这些论点之间的历时关联和逻辑关联。“解放思想”不是哲学概念，蕴含其中的“实践批判性”才是哲学论断，“从国情出发”不是哲学概念，中国社会具有中介过渡性才是哲学论断。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哲学思想通常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形式，其实其中不仅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内在地熔铸着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这一过程，既是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更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的过程。“中国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同时又是中国哲学马克思化理论成果。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哲学只有发展了，世界的目光才会正眼相看，中国哲学也才能登堂入室而获得普遍认同。发展具有绝对的裁决权。中国哲学的力量以及它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取决于中国的国家发展与民族崛起。中国的强大对中国哲学未来形态与存在方式及影响力始终都具有先决意义。
中国哲学的现代建设和未来发展具有前瞻性。中国哲学的前瞻性并不妨碍中国哲学的传统性，体认时代的精神，把握时代脉搏，并较好地深入中国哲学固有的精神世界之中，则是中国哲学现代建设的时代目标。中国哲学建设的前瞻强调中国哲学自主性和批判性；中国哲学建设的传统性强调中国哲学对历史的接纳性和继承性，融会贯通于二者，中国哲学的建设就会形成引领新时代的“智力支持”和“思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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