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化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依据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和主要斗争任务，结合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特色，把握国内外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维度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建设，从而成为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实践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文化做出了科学的阐释：
“一定的文化就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694毛泽东特别注意正确把握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善于运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文化发展，通过科学合理的逻辑模式建构中国气派的文化发展图景。一、毛泽东文化思想的三个维度（一）民族的文化形态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第一个维度。毛泽东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自己民族的悠久历史，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予以总结，批判地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经过几千年的传承、扬弃积淀，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优秀的道德观、价值观。
[2]79社会主义新文化同样应具有民族特点和民主形式“，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征”，“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708剔除糟粕，吸取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的重要前提；肯定民族文化的珍品，尊重民族文化，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在肯定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指出，文化艺术离不开民族的发展，文化的艺术形式和民族风格是在该民族特定的历史发展中的生活习惯、人民感情以至语言的基础上形成的。[3]55同时，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使之经过一定的民族加工，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1]707就是要依照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特点，形成具有我们民族特性的新文化。毛泽东反对“民粹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盲目排外等片面思想，指出要把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与中国民族特点相结合，而“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在毛泽东看来，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是发展该民族的新文化和提高该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对于古代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存辩证的思维去看问题，我们应该吸收其中的一切营养成分来发展我们当前的文化事业，同时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文化应该“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1]706。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建设，构建中国文化的话语权。而卢卡奇（GeorgeLukacs）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即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统治阶级对整个社会进行精神控制的权力，是对现存秩序的理性的合法化。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必须当作真理来体验的谎言”[4]18。毛泽东则指出具有中国意识形态的文化就是使我们的文化反映民族特点、民族风格，真正成为民族化的文化形态，为科学的文化思潮构建文化系统，为文化大众化构造文化内核。
（二）科学的文化思潮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第二个维度。毛泽东通过对人类文化发展趋势的考察，把科学性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建构目标，主张实事求是，反对过去的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和文化糟粕的武器；通过科学合理的文化运动把共产主义理想灌输到每个公民内心深处，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1]686社会科学理论指导人类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清醒地看到，要想真正地推翻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必须首先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正像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之前首先开展的启蒙运动一样，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需要首先开展一场深入的思想大运动，荡涤一切损人利己的剥削人压迫人的陈腐落后的旧的传统观念，打碎中国人民脖颈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改变人们落后低级的认知思维模式，努力提高人们对大自然客观规律的高度重视与遵从大自然客观规律的自觉性、主动性。
后来鉴于苏联变修的教训，毛泽东想通过科学的文化运动来实行民主监督，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
毛泽东致力于通过科学的文化运动使每一个人都明白，要解放全人类，使全人类人人幸福，惟有完全彻底严格按照大自然的客观规律办事才有希望，也惟有依靠大自然的客观规律才能彻底消除损人利己的剥削压迫思想，“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使新文化以自己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三）大众的文化自觉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第三个维度。毛泽东十分重视在实践基础上实现大众的文化自省、自觉，从而教育组织广大人民群众，使新文化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传统的）大众文化通过欺骗使大众无法认清社会的真相和自身的命运；通过说教不断向大众灌输顺从社会的思想；通过驯化大众的思维使他们习惯于认同，而丧失批判反思的意志，其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为现存的统治秩序进行辩护。毛泽东通过对大众文化的多向度思考和否定性批判，创造性地提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反对人民政权自身的腐败现象、建立廉洁政府的主要力量。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化生产者的工农化和大众化，在抗战时期他就十分注重延安文化建设，文化教育基本上围绕有三分之二文盲的农民展开：大设识字组，编写普及生产知识的教材，让农民学会打算盘、记账、写信、写路条；在文艺方面，发展秧歌、快板书、春联、小调、章回小说、年画等。这样既满足于革命实践的需要，又调动农民生产创造的积极性、自觉性。毛泽东告诫我们“：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5]790。虽然农民文化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向，毛泽东认为应该看到“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5]860因此，毛泽东通过对大众的文化教育、普及与深化，使“大众文化”成为大众的文化自觉，达到对人的真实本质和鲜活生命的现实肯定。
二、毛泽东文化思想的致思趋向与重要内涵
（一）文化创作应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毛泽东认为我国的文化创作活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是马克思主义。同时，毛泽东反对离开中国实际空谈马克思主义，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5]801必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5]874。
（二）明晰文化活动的主体———人民群众（工农兵及其干部）。“文化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5]849毛泽东指出，（文艺创作）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工作不是为了某些特权阶级，而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文化，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5]855“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5]851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面向群众，熟悉群众的语言，创造出人们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
（三）文化创作的原则与方法。1.文化创作要坚持实事求是。毛泽东批判地吸收了中国古代文化中优秀思想的精华，对“实事求是”这个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古语的含义做了全新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现象的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
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毛泽东指出我们进行文化创作必须要坚持“真”“、实”，他深刻地指出“一些同志喜欢写长文章，但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这会在群众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要写得精粹些”[5]833-834
一些文艺工作者，写文章搞创作内容空洞，废话连篇，言之无物，有的同志“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幼稚了，而且无赖了”。[5]834-835
2.文化创作要坚持深入群众，贴近群众；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毛泽东深刻地指出“，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和人民群众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语句”。[5]850-851
所以他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全心全意投入到人民群众中，“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844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文化创作要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群众生活，在此基础上发挥创新和创造“，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人类文化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前者而要求后者。”[5]861
3.文化创作要坚持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统一，普及和推广的统一，传承和创新的统一。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艺术遗产，批判地继承吸收其中的文化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作时的借鉴。”[5]860
文化创作要学习国外先进东西和发扬古代传统文化，“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5]837
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留下的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化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变成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5]812文化创作者不能成为狭隘的功利主义者，要密切联系群众，真正为了群众，这样的工作才有意义。
文化创作要坚持政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内容愈是反动的作品愈是有艺术性，就愈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因为）文化作品缺乏艺术性，无论政治思想怎么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5]869
三、通往理想之国———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的逻辑建构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伟大的领袖，既是政治伟人又是文化巨人，他毕生致力于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反思，他认为“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5]1083毛泽东以浪漫主义人格追求，致力于通过改造个体世界，唤醒主体性。
他主张通过“人化自然→文化→以文化（立）人→理想国”的逻辑模式，来建构“中国气派”的文化发展图景。
（一）人化自然。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6]283
人化自然则是被人的实践活动改造过的、打上了人的目的和意志烙印的那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周围世界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同自在世界与属人世界之间的关系。因此，正是人的实践活动才确立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和人的各种关系。“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7]92
马克思指出人不仅通过劳动改造外界自然，使外界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而且在改造外界自然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自然，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人类自身，促使自身的“自然的人化”，所以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一致的”[6]59。毛泽东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人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感悟、消解着外在世界，同时丰富、发展着自我内在世界，文化是“人化自然”的结果，也是“自然人化”的结果。所以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是具有历史同构性，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
（二）文化。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阐述了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揭示了人的本性“，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征，它的类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是人的类的特性”，“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7]57-58
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毛泽东对马克思的文化观进行提炼概括，认为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即人化自然、自然人化，人类创造了一切文化，并创造了人类自身世界。文化即“人化”，是人类依据“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的理想来改变世界和人本身的产物，是对自然状态的扬弃，是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意味着让人的生存状态更完美和完善。
文化的发展有两个向度：一是外向扩展，即人按照“人”的需要和理想改变人以外的世界，以满足人生存发展的需要；二是内向完善，即人按照“人”的需要和理想优化、美化和完善自身。
所以纵观毛泽东的文化观，其实就是“人化”和“化人”的有机统一“：人化”是指按人的方式改造整个世界，使任何事物都带上人文的性质；“化人”是指反过来，再用这些改造世界的人文成果来提高人、装备人、造就人，使人的发展更全面、更自由。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对文化教育领域不断地进行革命与改造，从而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科学的与人民大众的教育体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
（三）以文化（立）人。“恰同学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就认为改造中国应先从教育入手，树立了“以新文化改造中国”的远大志向。青年毛泽东就曾感悟到：“现在国民性懒，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家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8]639。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后，毛泽东把对工农大众的教育同中国革命、建设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教育实践相结合，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为无产阶级政治及工农大众服务的新教育制度。毛泽东认为通过以文化人、以文立人实现广大军民的文化自觉，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1934年1月他提出为了革命的需要，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以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1937年，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强调，要“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以后又指出“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建立有文化的军队，是毛泽东建军思想和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针对大部分工农长期遭受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导致觉悟不高、不识字的状况，提出建设一支有文化的人民军队。建国后，毛泽东基于建设一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的需要，更加强调文化工作是军队建设的重要任务，他多次指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毛泽东建设有文化的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思想，至今仍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对待旧文化工作者，毛泽东主张“采用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知识、新方法，为人民服务”[9]117。
针对党内的文化教育和思想作风建设，即使在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清醒而深刻地指出，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他提出“两个务必”重要思想，就是希望通过思想教育能够去掉不良的习气，保持共产党优良作风。
为了开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及民众教育，毛泽东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教育方法和措施，大力提倡群众性扫盲识字运动；建国后，他强调要将普及教育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相结合，提出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并具体提出农民学文化、学技术与农业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教育思想，迅速提高了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毛泽东系统提出了将统一性与多样性、普及与提高、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在办学形式上，毛泽东大胆创新，提倡国家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教育、自学并举，免费与不免费的教育并举。
毛泽东强调通过“文化革命”、道德重建，通过“以文化人”、“以文立人”，推动人民大众的思想纯净化、坚定化。“使他们坚信，即使在最绝望的环境中，意志的人也会取得胜利。在没有任何个人像毛泽东那样将这种对未来的信念灌输进人们的心灵中从而鼓舞起人们的斗志。这种信念不仅存在于那些能使人们按照共产主义理想去构造未来的理性观念中，而且还存在于对最终实现这些理想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念中。”[10]45-46
毛泽东认识到文化的上层建筑包括范围相当广泛的各种思想和习惯，对其逐步改造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文化的改造要有自身的一场革命———文化革命，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的方式，反对旧的思想、风俗和习惯，提出他们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习惯”。[11]225-226
（四）理想国。理想国不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理想，更是一种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蓝图建构。毛泽东把文化哲学的灌输作为建构理想国家的重要逻辑路径，通过共产主义文化的持久熏陶，通过以文化人、以文立人的改造运动，致力于培养一个个鲜明独立、勇敢、公心、关注国家和社会的人，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使干部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了这些，就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谈到，“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了。”[6]296
其实在夺取政权以前，洞悉古今的毛泽东已经看到共产党执政后腐败文化可能滋生，将危及新生政权的生存。因为在剥削社会里，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往往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他们奢靡享乐，而大多数人的生活资料却难以为继，朝不保夕。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就向被统治者灌输统治阶级的思维意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道德、封建理念，认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是天经地义的，这种思维方式，根植于人们的意识之中。
毛泽东找到了克服腐败的路径，在黄炎培谈起历史周期律时，他豪迈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156-157
毛泽东主张通过对中国当代文化清醒的历史认知，通过文化的“永久的革命”（permanentrevo-lution），来建构中国新文化的理性自觉。通过文化运动不仅是要摧毁新官僚的堡垒，更是要摧毁数千年来剥削阶级强加于人们思想意识的文化道德桎梏。“造成文化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悟起来，推动人民走向团结和斗争，实现改造自己的环境。”[5]861
一方面把民主和权力真正赋予人民，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另一方面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和谐，最终建设一个大同的世界，这也就是毛泽东心中的理想王国。“文化大革命”释放了广大群众翻身做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激情，带领人民朝着理想主义的自由王国进军。
但由于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理论混乱等原因，文化大革命蜕变为长时间的社会混乱。应该指出，毛泽东进行文化革命的出发点是高瞻远瞩的，他希望通过对大众价值理念的集体改造实现中国革命、建设的意义更新，从而建构通往“理想国家”的力量，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今天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撞击、交汇、融合。这些思想文化，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有外来的和本土的，有进步的和落后的，有积极的和颓废的。
各种各样的文化之间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之势。毛泽东文化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我们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13]
我们要深刻解读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内涵，汲取力量，提升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
正如毛主席所说，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使全人类人人幸福，不仅要实现人的躯体的解放，更要实现人的思想的解放，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就一定能迎接到明天“喷薄欲出光芒四射的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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