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历来重视完善儿童权利的保护，但总体而言，儿童人身权利的保护水平还有待提高。儿童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和国家未来的希望，如何更好地保护儿童权益尤其是儿童的人身权利已经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当普通法律对受害儿童保护无力和无力救济时，需要加强和完善宪法对儿童人身权利的保护和救济，借助其根本法的效力和地位，以实现权利的全面保护。
关键词：儿童；人身权利；宪法保护；法律救济
近年来，国内媒体曝出了许多儿童人身权利遭受侵害的事件、案件，如实习护士虐婴事件、温岭幼师虐童事件，各类贩卖、拐卖儿童案件，利用儿童进行扒窃、乞讨、卖艺、卖淫等违法犯罪案件，这些事件、案件的发生及后续处理反映了目前国内儿童人身权利保护相对薄弱的现实。由于儿童人权具有的特殊性，如权利的主体易受伤害，权利的享有需要由成人加以保护，行使权利的能力受到年龄限制等等，探讨儿童权利的法律保护，尤其是作为人权的基础和重要内容的人身权利的法律保护和权利救济，显得更为必要和紧迫。
一、现行法律未能对儿童人身权利提供全面的保护和救济
“儿童权利具有诸多不同于成人权利的特殊性，如权利主体的身心特殊性、权利内容的特殊性、权利行使的不可选择性、权利实现的依赖性、权利的易受侵害性及权利保障的特殊性等。”因此，法律对儿童人身权利的保护主要是通过为其他权利主体设置义务并履行来体现的。例如儿童受保护的权利是通过规定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时应当依法承担责任等监护义务来实现的。儿童在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学习时，其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等权利的保护，是以设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及其教职工应当建立安全制度、采取措施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等管理义务来体现的。对相关政府部门设定诸如对流浪乞讨或者离家出走的未成年人的收容抚养，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度等监管义务来实现对儿童的社会保护。然而，现行法律对儿童人身权利的保护是不完善的。（一）尚未形成完善的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体系围绕着宪法保护儿童的基本原则，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专门的法律法规，但是并未形成自成体系的、不同于成年人的组织法、实体法和程序法，有关儿童生存、发展和教育的一整套保护儿童的法律体系尚有待完善。以未成年人保护为主体的专项法律，仅有《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三部，其他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规范分散于以成年人为主体的法律法规之中，如刑法、婚姻法、继承法、母婴保健法、收养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对儿童权益的保护尚停留在基本生活保障、救助及福利政策上，立法和执法总体上失之“宽”和“软”，亟需构建从立法到司法的完善的儿童权益保护法律体系。以成年人视角和标准为儿童制定的保护规则，很难全面体现儿童自身“不具有充分行使权利之能力，不仅在权利能力上与成人间存在差异，且在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上也存在差异”之特点，加之行政职能部门监管的疏漏，执法和司法部门未能穷尽救济手段，立法机关的慢作为，以及行为人违法成本的低下等种种因素，致使很多侵害儿童人身权利的案件没有得到妥善处置。（二）现行法律对儿童人身权利之救济存在不足1.公权力侵害儿童人身权利的行为，普通法律未能给予有效救济：一类是公权力主体履行职责过程中侵害儿童人身权利的行为。虽然法律规定了公权力主体履行义务的条件、程序、法律责任等等，但是因疏于或者懈怠履行职责而使得儿童受侵害的人身权益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如2015年合肥儿童福利院寄养家庭虐待残障儿童事件，尽管民政部出台了部门规章《家庭寄养管理办法》对家庭寄养制度进行规制，但是具体到该案，谁来追究施虐者的法律责任？对受虐的寄养残障儿童的人身权益如何进行有效救济？代表国家对收养的儿童行使监护权的公权力主体怠于履行义务的行为又该如何惩处？寄养家庭的道歉和福利院会加大监管力度的答复恐怕不能抹去其各自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更难以弥补受虐儿童的身心伤害。又如儿童的出生登记权，“出生登记是儿童获得公民身份的基础，也是儿童实现获得社会福利和国家保护的基础，”可见出生登记对于儿童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保护之重要。但是现实中各种微观因素影响着儿童父母登记行为外，管理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也影响到了出生登记。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曾长期运用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与落户、入托、入学、低保等相挂钩的简单有效的行政管理方式，侵害了儿童的出生登记权，进而影响到其基于户口出生登记之上附着的教育、社保等种种社会福利，最终损害的仍是儿童的人身权益。一类是公权力的缺位损害儿童人身权利的情形。这在“事实孤儿”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上显得尤其突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属于因父母一方或双方重度残疾、服刑、患严重疾病、失踪、弃养等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抚养和监护职责，导致事实上无人照料和抚养，基本生活和成长需要得不到满足的儿童。2013年南京幼女饿死案中，当作为儿童监护第一责任主体的两名幼女的父母早已丧失抚养监护能力（父亲入狱，母亲吸毒无经济收入）时，国家本应当承担起监护儿童的责任，但由于当时的法律规范一直未对民法通则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撤销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监护人的监护资格”之“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具体情形作出明晰的规定，具体干预措施的缺位和关于未成年人监护规定的不易操作，使得行政部门和司法机关面对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监护人合法权益事件时无据可依，难以处置。而2014年底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确定的七种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监护失当情形，未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完全纳入其中，2010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也未将“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纳入孤儿群体，那些父母一方或双方重度残疾、患严重疾病、失踪而处于困境中的“事实孤儿”难以享受国家的相关救助，更不能被收养，其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2.私权主体侵害儿童人身权利的行为，普通法律难以给予及时救济：一类是义务主体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义务，其侵权行为与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相称的情形。义务主体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义务对儿童人身权利造成损害，但是该损害后果是以成人为标准来衡量的，忽略了儿童与成人在身心上对损害结果的承受能力，如2012年温岭幼师虐童案，引发社会关注的是性质如此之恶劣、社会影响如此之坏的案件，以涉事教师承担与其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不相称的较轻的民事赔偿责任和行政责任而告终。在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前，中国虽然出台了很多禁止虐待儿童的法律规定，但是对于虐待儿童行为的法律定性并不清晰，很多人不知道虐待儿童的边界，也不认为取乐、忽视、侮辱儿童的行为属于虐待，刑法中没有独立的虐待儿童罪的罪名，与虐待儿童相关的罪名主要集中于虐待罪、侮辱罪、故意伤害罪和寻衅滋事罪四个罪名，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的虐童行为尚未纳入刑法规制中，温岭幼师的虐童行为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和犯罪构成要件，无法入罪。且虐待儿童的行为没有造成死伤后果的，很难追究虐童者的刑事责任，即便这种虐待儿童行为的性质十分恶劣，“给幼童造成的痛苦程度可能远甚于给成年人造成的轻伤，况且对幼童实施虐待行为，其主观恶性可能比对成年人实施伤害行为的恶性深，年幼时的这些伤害行为可能带来的心理伤害，较之于成年人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可能造成永远无法弥合的伤口，其后果更为严重。因此，立法中幼童和成年人在故意伤害罪中的一律平等，其实质是不平等”。立法的漏洞和空白使得实践中司法机关常常用行政处罚来代替刑法罪名，义务主体的违法行为与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实则不相称，不但难以修复弥补儿童人身权利所受到的伤害，也未能起到警示教育和正面引导的法律效果。一类是未成年人行为失范而侵害儿童人身权利的情形。侵害人和受害人都是儿童，且侵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亚于成年人作出的情况下，一方面以成人标准来界定儿童侵害人的侵害行为，但是对侵害行为的处罚上又强调成人与儿童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以儿童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不同于成人而不适用成人的法律、当作成人案件审理和按成人标准来处罚，而给予较为宽松的处理，且立法和司法上又没有相应的处罚规定和救济手段或者规定较为原则、缺乏操作性，使得对儿童侵害人的失范行为的管束和惩治处于模糊地带，受害儿童的权利难以得到切实的保护和救济。如重庆女童摔打男婴案件，因施暴女童未到刑事责任年龄，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侦查。从披露的案情来看，该案从性质上而言是一起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但是却以犯罪嫌疑人尚未达到法定14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不进行刑事处罚并放任其远走异乡而不了了之。中国虽然出台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却没有配套的程序法，也没有针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行为失范问题的教育和干预机制，导致未成年人在具有不良行为或实施严重不良行为造成大的社会危害时无法被及时有效的矫正。这一案件也引发了“降低刑责年龄”的又一轮争论，在刑责年龄降低尚难可行时，作为未成年侵害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该承担怎样严格的监护责任，法律应当给予幼弱的受害男婴的人身伤害和精神创伤怎样的权利救济？又如国内层出不穷的青少年霸凌事件中，受害人往往对遭受的暴力保持沉默，反而是施害方将视频上传到网络才引发了关注，由于事件本身的隐蔽性和年龄等问题，以及我国法律尚未对校园暴力作出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惩戒规定，很多孩子实施校园暴力却不会受到惩罚，学校最多也是批评了事，很多事件最终不了了之，这也容易使未成年施暴者形成“藐视法律”的心态，受害的儿童也很难感受到法律对自己的保护，这些在他们以后的成长过程中是极其不利的。总体而言，普通法律中涉及保护儿童人身权利的规定，未能提供多样化、系统化的权利救济方式以及权利救济制度，存在着瑕疵。
二、保护儿童人身权利是宪法的核心价值所在
之所以将儿童人身权利保护提到根本法——宪法保护的高度，一方面，是因为人身权利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基础，是最基本的人权，而儿童的生存、发展和保护是人类发展的先决条件，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作为弱势群体的儿童，其生命健康的权利、人格尊严的权利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的话，更遑论其他权利的保护，可以说儿童人身权利是基本人权的前提和基础，保障儿童人身权利是宪法最高价值的体现。另一方面，保护儿童权益尤其是儿童人身权利是收入分配、性别平等之外关涉社会正义的重大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成人往往因为儿童的依赖性和从属性，不知不觉地忽视甚至剥夺了这些基本权利，儿童被遗弃、被家暴、被残害、被拐卖、被参与、被游戏、被娱乐等现象层出不穷。儿童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是基于其特殊身心需求所享有的一种有别于成人的权利，如若不对其予以全面有效的保护，则权利就无法实现。无法实现的权利是纸上的权利，缺乏救济的可能性。因此，需要从宪法的高度重新定义儿童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儿童具有不同于成人的诸多特点，如儿童的幼弱性与成长性、依赖性与相对独立性、不成熟性与可塑性以及易受侵害性与自我保护能力的缺乏性等。”保护儿童权利，尤其是儿童生命身体健康的权利、受保护和教育的权利，表面上是单纯的法律问题，实际上与国家的文明、进步程度息息相关，更与宪法的核心价值密切相关。我国五四宪法中，关于儿童只作了“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第96条第2款）极为原则的规定，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并无变化。八二宪法经过四次修宪，除了增加关于人权保护的条款（第33条第3款），强调“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外，还增加了“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第49条）的规定。可见，宪法将儿童视之为与老人、妇女一类的弱势群体而独立的受到宪法的保护，且宪法还指出了国家作为义务主体有培养并保护未成年人的义务。因而如果儿童的人身权利受到了侵害，但是普通法律中，欠缺宪法已确认的儿童基本权利之具体规定，或是相关规定较为原则不易操作，无法通过民事、刑事或者行政诉讼来获得救济，或者通过现有的救济途径对受损的权利难以及时有效救济时，就需要借助宪法的地位和效力，对受到侵害的儿童基本权利进行最后的宪法救济，修复或者弥补受损的权益，以此实现权利的全面保护。
三、对儿童人身权利进行宪法保护及救济的途径
基于上述，笔者提出以下公私权领域儿童人身权利侵害案件的宪法保护及救济途径：（一）进行修宪或者宪法解释，使之于法有据1.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将儿童人身权利保护的条款单独、集中列出，并扩大儿童人身权利保护的内容。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之一，应当在宪法中明确儿童权利保护的四大基本原则，保障每个儿童理应享有的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例如奥地利国民议会通过法案，将儿童权利纳入宪法之中，在宪法中新增了以下条款：“保障每个儿童受到保护和照料的权利；奥地利公共及私营设施中所有与儿童有关的措施都须优先满足儿童的身心舒适；原则上每个儿童都有权与父母保持直接接触。儿童拥有与年龄相当的参与权、残疾儿童有权得到相应的特殊保护和照顾以及禁止童工和虐童行为等条款。”虽然有评论说法案的内容并不完善，在保障儿童健康权、教育权、娱乐权和生活质量以及在消除儿童贫困等方面都显欠缺，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是，笔者以为毕竟这是从宪法的角度明确提出对儿童权利的各项保护，具有借鉴意义。其次，借鉴国外在保护儿童人身权利立法、司法等方面的经验，适时制定我国的儿童福利法、儿童法院法，并将其上升为宪法性法律。儿童福利法主要涉及对儿童救助的法律问题，包括确定儿童福利保障对象、实施主体、保障方法和保障水平、保障资金来源等内容，避免诸如饿死、虐待等恶性儿童受侵害事件的发生，且通过对儿童的生存、发展、教育、庇护等合法权益的切实保障，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减少或防止儿童因不良境遇而产生不良心理和不良行为乃至犯罪的情形。儿童法院法则是一部涉及18岁以下少年儿童的集实体法、程序法和组织法为一体的综合性法律，通过设置独立的审判组织，对涉及儿童的刑事、民事、行政等案件适用不同于成人的程序，配备较高专业素养的儿童司法机构人员等等，来构建属于儿童的特别法体系。2.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明确“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有获得救济的权利”之原则，基于目前儿童人身权利救济之现实困境，建议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宪法解释权之外确立最高人民法院有限宪法解释权的宪法解释模式，并就两种机关的宪法解释效力作出明确规定：在有关宪法权利案件中，两类宪法解释可以直接引用，具有法律效力，使宪法中关于儿童基本权利条款具有司法适用的效力。且基于儿童的身心特点和天然的弱势地位，还应当在程序上保障儿童享有以下权利：（1）申请宪法权利诉讼的权利；（2）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二）构建宪法司法救济制度，使受损的儿童人身权利尽可能获得补救和修复司法救济是保障儿童宪法权利的必要途径，也是最有效的宪法权利救济措施。1.适当扩大宪法司法适用领域，公域和私域并行适用。宏观上可在以下两个类型的行为领域展开宪法司法保护：一是公权力侵害儿童的人身权利的行为。二是私权主体侵害儿童人身权利的行为。2.界定司法机关适用宪法保护儿童人身权利的情形：一是扩大检察机关的公诉范围。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应当对受害儿童无力自诉的案件提起公诉。目前我国刑事法律规定的自诉案件包括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不需要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设立自诉制度的初衷，虽然是为了避免对某些轻微犯罪刑事打击的扩大化，但是具体到受害对象——儿童时，应当考虑儿童自身的行为能力或者说是自诉能力，尤其是低龄儿童，如何通过自诉这一手段和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显非易事。《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了“监护侵害行为可能构成虐待罪的，公安机关应当告知未成年人及其近亲属有权告诉或者代为告诉，并通报所在地同级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告诉的，由人民检察院起诉。”《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中规定“对于家庭暴力犯罪自诉案件，被害人是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没有告诉或者代为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告诉。”这意味着检察院只有在受害儿童及其近亲属没有告诉的前提下才起诉或者可以告诉，如此规定虽然出于尊重被害人程序选择权、保障被害人自诉权之目的，但是对于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方式，还是成为现实中受害儿童维护自身权益的巨大障碍。建议针对儿童的刑事案件不再区分自诉和公诉，一律由检察机关提告追究。二是确立法院适用宪法审理儿童人身权利的条件。在目前的司法体制下，有条件的适用宪法来审理关于儿童人身权利的案件。即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不直接适用宪法关于儿童人身权利之规定审判具体的案件，而在必要时则可直接适用“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有获得救济的权利”之原则审理案件。也即侵犯儿童人身基本权利的行为，一般情况下只能通过普通法的规定给予司法救济，在选择适用法律时应当优先适用低位阶的法律规范而不直接适用高位阶的宪法规范，即通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保护。但是：第一，虽然能够直接援引民事法律或行政法律的规定进行保护，但是当民事法律或行政法律对儿童人身基本权利保护的强度与范围不如宪法对儿童基本权利的保护强度与范围时，人民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宪法之规定进行审理。如重庆女童摔打男婴案件，对儿童侵害人的监护人，应当援引宪法规范追究其最严格的监护责任。上文提及的温岭幼师虐童案，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以前，依据罪行法定原则，涉及刑事审判只能直接适用刑事规范，不宜直接援引宪法规范作为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但是对类似普遍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对儿童身心造成巨大伤害的行为没有相应的刑事规范进行惩治前，仍可引用宪法规范对受虐儿童的权益进行深度保护。第二，在法律没有将宪法具体化的情况下，也即宪法规定了儿童人身权利，但是法律对此类侵害儿童人身基本权利的行为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也没有具体的保护性规定，人民法院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对被侵害的儿童人身权利提供法律上的救济，或者即使有普通法的规范但其内容存在漏洞以致对案件的解决仍无法通过类推解释方法提供适当的判断依据时，可以直接援引宪法上的儿童人身基本权利之规定来审理案件，以更好的实现儿童优先原则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如对青少年霸凌案件和校园暴力案件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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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