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市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政治学研究的繁荣不但体现在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而且更体现在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以及研究主题的逐渐深入等多个方面。本文仅就2001年下半年至2002年全年的政治学研究在一些重要主题上取得的成果作以简单回顾。
一、政治学原理研究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政治学基本理论。尤其是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上，政治与经济的互动研究推动了我市政治学理论的创新。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的研究、政治与利益集团的研究，尤其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更是突出地体现了从经济入手进行政治学理论研究的特色。在专著方面，朱光磊出版了《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一书，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国家政治权力结构与党政关系；决策和决策的施行；政府过程与国家经济、社会生活；中央——地方政府过程等内容。程同顺出版了《当代比较政治学理论》一书，介绍了政治发展、政治文化、政治参与、结构功能主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第三世界本土化发展理论以及民主体系的类型学比较等内容。在教材方面，朱光磊再版了《政治学概要》一书，高建参与主编了《政治学理论》一书。两书均对政治学理论的体系进行了更全面的深入理解和创新，适应了新上时期的政治学理论教学的需要。现就重要专题综述如下。
1.贫富差距与中国政治发展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逐渐加剧，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政治学理论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问题。就贫富差距问题，朱光磊纠正了一些错误认识，分析了贫富差距的产生的原因。朱光磊认为，贫富分化的形成与自然、历史因素、政府政策、体制等多种因素有关，就我国的总体情况来看，城乡二元结构成为贫富差距的一个核心问题，而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则会是一复杂的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除此而外，作者还提出了“政策组合”等重要概念。朱光磊于2002年出版了《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一书，对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做了重要的深入研究。该书以当代中国为个案，全面地研究和阐释了贫富差距的概念与测度方法、借鉴了国外解决贫富差距的经验，从中国实际出发分析了贫富差距的原因及制约因素，并提出了政府控制的模式、原则。
2.“入世”与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经过15年的艰难谈判，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它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必将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为了更好地应对入世的挑战，天津市行政管理学会与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联合主办了“中国加入WTO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对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意义、进程及其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与会代表认为，在进一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明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端正指导思想；其次要科学论证行政审批改革方案，简化和重理程序。第三，要建立和健全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监督纠察机制，以保证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真正得以实施。第四，要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吴春华在分析WTO对中国挑战与机遇的基础上指出，为了应对入世的挑战，政府应该加强政策创新：一方面，政府在经贸政策、外资政策、防范市场风险、反垄断等多方面加强政策规划；另一方面，在政策传输中实施电子政务，实现政策传输的网络化。除此而外，李一文撰文分析了加入WTO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积极与消极影响，王重高则研究了WTO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要求。
3.基层民主与中国政治发展研究村民自治的活跃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基层民主理论的研究亦成为天津学者关心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回顾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基础上，潘允康、王光荣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民意识的培养等方面论证了基层民主自治的合理性。郭素芳认为，从基层开始、从农村开始、从保障民主权利做起，扩大民主是村民自治的实践给人们的重要启示。基层自治不但有着成功的经验，亦有着失败的教训。程同顺认为，为了防止村民自治发生蜕变，需要从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营造等多方面入手进行综合治理。除此而外，程同顺还对村民自治过程中的乡村关系、村级党组织与村委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4.政治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打破学科间的壁垒，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角度研究越来越成为政治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手段。就天津市来看，从经济角度入手研究政治学理论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梳理、分析与创新。另一方面即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在《当代西方政治思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书中，杨龙对公共选择学派、集团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政治思想做了重要介绍。除此之外，杨龙还对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政治观以及政府经济学等理论做了深入研究。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实践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天津政治学界在分析影响经济发展的政治因素，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职能等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在此基础上，杨龙、宁守波于2001年出版了《影响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因素》一书，进一步深化了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该书在总结新中国50年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历史经验后，概括出影响中国经济的五个政治因素，即意识形态、政治领导方式、政治权力结构、社会阶层分化、国内政治局势，并分析了这五个政治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为我们认识政治与经济关系，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认识。
5.政治与利益集团研究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的政治现象，美国政治政治甚至被人们认为是利益集团的政治。刘润忠从美国利益集团这一典型的政治现象出发考察了美国利益集团的组成、类型、倾向及其与政府高层的互动，分析了利益集团影响美国政治的基本特点和主要趋势。在《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理论综述》一文中，谭融介绍了包括多元主义、精英主义以及利益代表制等利益集团政治理论，并对不同时期和不同派别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比较和评析。作者又连续撰文评析了美国利益集团政治以及美国的公共利益集团政治，分析了美国利益集团产生的原因、政治参与模式及其改革等内容。作者指出，利益集团既有利于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又容易滋生腐败，阻塞政治过程，妨碍国家整体利益，而利益集团的改革却常常因为利益的干扰、派别冲突以及宪政等诸种原因很难取得成效。
二、政治思想研究天津是全国政治思想研究的学术重镇，政治思想的研究形成了繁荣局面。在学术队伍建设方面，形成了以以徐大同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群体和刘泽华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群体，两个学术队伍集体科研攻关，为我国政治思想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学科内容方面，政治思想的基础性研究进一步推动了政治文化、政治哲学等理论的研究，形成了学科综合发展的势头。值得关注的是，由徐大同教授主持编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五卷本）以及由刘泽华教授主持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十卷本）已经取得重大进展，预计近期完成，将再一次成为天津乃至全国政治思想研究的标志性著作。
（一）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在政治思想史和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两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对政治思想家个人的研究更多地深入到理论研究的更深层次，这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就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研究来看，由徐大同教授主编的《当代西方政治思潮：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政治思潮的社会背景、源流及其主要特征和内涵作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介绍和论述。
1.研究的指导思想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是政治思想研究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徐大同教授在教学与研究中坚持“出格不出圈”，既主张打破条条框框，在学术研究中进行创新，又要求端正治学的思想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徐大同教授认为，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应该注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比较和借鉴”，应该在“介”、“评”、“用”三个字上下功夫，尤其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以为我所用，深入、比较、借鉴的研究思想为指导，高建认为，在国家与社会领域的分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建立、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调适、公平与效率的契合等各个方面，西方近代政治学理论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因此，应该转变观念，注重和加强对近代政治思想理论的深入挖掘和系统研究。
2.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研究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思想的研究为深入研究自由主义政治思潮提供了基础。吴春华分析了密尔政治思想的自由主义特征及其成因，尤其是密尔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矛盾性与实用的折衷主义。马德普在《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的冲突》一文中探讨了哈耶克关于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冲突的思想，为理解保守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个人自由、市场、法治观念提供了基础。就自由主义发展的阶段来看，马德普认为，战后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50-60年代的冷战阶段、70-80年代的内部分歧加剧阶段和90年代的革新阶段。吴春华指出了21世纪自由主义发展的趋向，即以维护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个人自由；倡导积极、平等的个人自由；多元主义倾向；关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对个人自由的影响。赵景来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上个世纪末期出现的诺齐克与罗尔斯之争、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之争论以及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进行了综合研究。
3.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研究马德普认为，基督教代表了西方普遍主义传统的成熟形式。一方面，它为中世纪初、中期的政治统一和西方法治传统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两极化、不宽容、喜好扩张和圣战的特性。自由主义更是普遍主义为特征的理论体系，以原子论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规则普遍主义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特征。马德普认为，尽管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及其蕴含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历史主义精神对普遍主义构成了严重挑战，但是，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包含着历史主义和文化多元论只限于价值多元论的角度，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普遍主义的影响。
4.后现代政治思想研究后现代主义政治思潮在西方具有广泛的影响。常士訚的专著《政治现代性的解构：后现代多元主义政治思想分析》从解构的多元主义、分散化的多元主义、交往的多元主义、实用的多元主义以及有机的多元主义等几个重要方面描述了西方后现代多元主义政治思想。除此而外，常士訚还对后现代的局部政治论、民主思想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在《后现代民主思想述评》一文中，作者认为，后现代民主理论注重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民主化，将差异和民主交流作为主要内容，其思想典型地反映了信息社会条件下西方民主政治建设从制度化领域向文化领域转变的新趋向。
5.宪政民主理论研究权力、权利是宪政发展的重要维度。佟德志认为，正是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公民权利、选举制度、自由宪政等逐渐成熟推动了美国宪政的不断发展。在改革时代，美国的宪政民主理论实现了一次创新，有限国家和有限政府的理论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正。佟德志认为，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民族政治心理、演进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对这一宪政制度的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分析勒庞《革命心理学》一书的基础上，佟德志还揭示了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宪政与民主对立统一的关系。
（二）中国政治思想研究经过多年的长期合作，在刘泽华教授的带领下，天津市政治学界形成了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法政学院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队伍。该学科的研究有着丰富的学术成果和较高的学术水平，而且形成了政治哲学、政治伦理、政治理念与社会整合研究以及士人及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等丰富的层次，此处仅对政治思想的内容加以综述，其余部分参见政治文化等其它部分的综述。除此而外，天津市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的研究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对梁启超政治思想的研究。
1.王权主义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一直是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刘泽华在多年的潜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王权主义”这一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命题。该命题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王权支配社会”的基本运行机制，它在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基础上搭建了社会结构以及与这种社会结构相适应的观念体系。[37]另外，陈永森探讨了民本思想与王权主义之间既相依存又相制约的关系。作者认为，在中国，王权的幽灵之所以久久不肯离去，就在于民本情结在作祟。要根除王权主义，就要从对权力的道德呼唤变为对权力的约束，就要从对圣君的期待变为对公民权利的追求。
2.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与整体研究近年来，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学科壁垒仍然没有打通。刘泽华在《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和整体研究》一文中认为，就历史本身而言，两者是结为一体的，以致可以说两者互为表现，是一种历史的本体。因此，作者提出，要整体地研究思想与社会，要研究思想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思想化过程；研究思想（观念）的社会和社会的思想（观念）等等内容。2001年4月，南开大学以“思想与社会”为主题召开了“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第一届年会”，并在《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发表了“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笔谈”，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2002年南开大学又召开了“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推动了思想与社会的互动与整体研究。
三、政治文化研究天津市政治文化的研究逐渐走向成熟。依托于政治思想学科，南开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分别设立了政治文化研究中心，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西政治文化论丛》以及由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同《天津社会科学》联合开办的“政治文化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论衡”等栏目为我市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园地。此外，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政治文化研究网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方便。自2001年以来，《中西政治文化论丛》已连续出版三辑，其内容涵盖了中西政治文化传统、中西政治文化比较、当代政治学理论等内容，为推动天津市政治文化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该论丛第一辑刊出了徐大同教授的《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重民主与民主》、《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几点思考》等论文，在全国学术界内形成了较好的影响，该论丛的专业性和高水准更是得到了全国学术界的好评。
1.政治思维研究刘泽华认为，从君本—民本、尊君—罪君、王体道—道高于君、等级贵贱—人为贵、王有天下—天下为公、正统—革命等一系列对立要素来看，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是一种“阴阳组合结构”。该学说以对立统一的辩证视角既昭示了一种思维定势，同时亦体现为一种价值系统，并对士人政治思维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一重要认识出发，对传统政治思维的研究取得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在《论政治思维定势与东林党人的困境》一文中，葛荃以东林党人为个案，从东林人士表达出来的“善恶两分的绝对化政治思维定势”分析了东林士人陷于狭隘的派系冲突而不能自拔的思维因素。
2.政治人格研究剖析政治人格，研究政治心态是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针对学术界认为儒学是“人学”的观点，刘泽华、刘丰认为，中国古代的人际关系受制于礼，没有形成独立的个体观念，中国古代对人的探讨最终归结于“等级人学”。程同顺、杨文彬亦认为，传统等级观念是阻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必须改造传统等级观念，塑造现代政治人格。在对政治人格剖析中，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人格与政治心态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葛荃在《晚明东林党人政治悲剧的心态之源》以晚明东林党人的道德理想与“慎独”的境界、“戒惧”的心态为典型剖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世界葛荃认为，从传统的士人精神中走出来，实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现代化，需要从“价值支点”、“人生目标”和“人格结构”等三个方面入手，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过程。
3.公民意识由于受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我国公民的政治意识在转型期表现出一些消极因素。戴回天认为，正是道德中心主义、封建专制主义、民本主义、官僚主义、政治冷淡主义等传统文化心理因素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黄颂认为，为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政治系统应做出积极反应，通过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意识形态的整合、疏通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等多方面的努力来保证公民政治意识的健康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主体意识的崛起在客观上要求主体自由的获得。段志超认为，建设属人的政治必须从人的主体性和客观性视野出发，构筑解决价值和实践矛盾的人学政治理论；同时要避免抽象人性论、主体中心主义以及其他错误的政治观。张喜阳则认为，求实精神的恢复推动了我国政治思维的转型，开放、灵活、宽和的政治思维新模式推动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发展。
四、治国方略研究2001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了坚持“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重要思想，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产生极大反响。这一科学论断进一步地将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丰富了我国治国方略的理论，同时亦为我市政治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指导。在治国方略的研究上，天津市政治学界在继续深化“依法治国”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研究以德治国的繁荣局面，并对德法并举的治国方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1.以德治国中国传统社会有着丰富的德治思想，这为“以德治国”方略提供了传统文化基础。然而，当代中国的“以德治国”却决不是传统德治思想的重复。葛荃认为，在现代社会理念的关照下，德治的规定性主要表现在道德对社会公共领域的全面介入、“守法为德”以及实现社会公正与公平等三个方面，这些规定性决定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德法并举的合理性。在另一篇作品中，葛荃将当代德治的合理性区分为“学理合理性”和“操作合理性”，认为当代“以德治国”的思想并不是传统德治的简单重复，而把握“德治”的操作合理性将是实现“以德治国”的关键。因此，挖掘德治思想的传统资源，正本清源是以德治国研究的重要内容。温克勤纠正了对将儒家人治主张定位于不要法治乃至于与法治相对立的认识中。吴德义纠正了目前学术界把德治仅仅理解为用伦理道德来进行统治的狭隘看法，主张从更广泛的行政伦理、经济、法律及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来全面理解德治思想。刘世明区别了传统德治思想与当代以德治国思想，认为传统儒家的“德治”思想以忠君孝悌为核心，其特点是道德与政治一体化，主张重义轻利、重德轻法，其价值导向是整体主义；而当代中国的“德治”思想则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道德与政治相对分开，主张义利并重、德法兼治，其价值导向是集体主义。
2.法治与德治并举作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法治与德治成为我国治国方略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郭九林、顾世宽撰文认为，法治与德治是治国安邦的两大法宝，搞清“法治”与“德治”的辩证统一关系，科学地界定其在治国安邦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国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温克勤回顾了我国历史上的“德治”和“法治”的学说，指出我国早在二千多年前即产生了朴素的“缘法而治”的思想，而“德治”思想的产生还要早得多，这些思想中有价值的、合理的因素与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治国经验，值得在批判、改造基础上加以借鉴、吸收。宋戈、仲崇盛两人认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具体化，两者结合的内涵在于合乎道德地依法治国，这一结合以价值功能上的契合为根据，运行过程中的互动为实现方式；操作中必要的整合为途径。另外，仲崇盛、叶万军、王维国、陈光等人亦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