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女性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欧·亨利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在世界短篇小说发展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其女性角色书写对于广大读者了解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婚姻观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然而，国内外对欧·亨利小说女性角色书写及其婚姻价值观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文学对人的关注，关键在于人的自然存在走向了社会存在，其核心在于社会结构中形成的各种人际关系，而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则是这些关系中更为重要的一环。因而，表现婚恋，尤其是女性婚恋观是文学有史以来一直给予关注的主题之一。在人类发展史上，不同的社会形态决定了人们的不同婚恋观。美国建国之初就是一个讲求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因而，其婚恋观在文学上的反映虽与欧洲具有连带关系，但却有其独特之处。受欧洲文学思潮的影响，美国文学表现婚恋主题的创作是由浪漫主义开始的。１９世纪初，美国文学的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和文论家是霍桑和爱默生，代表性作品是霍桑的《红字》。这部浪漫主义小说集中体现了作家的美好理想，将女性人物海斯特·白兰作为理想人物，让其冲破政教合一的婚姻旧礼教，为女性追求婚姻自由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到１９世纪中叶，美国文学在经历了美国文艺复兴之后，浪漫主义的繁荣期开始消退而进入现实主义阶段。在这个发展阶段中，美国文学中以家庭生活为主题的作品倡导的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对作家的创作形成了更大的推动作用。埃文斯创作的此类题材小说《圣爱尔摩》反映的是女性人物将社会的种种规范作为其毕生追求的“事业”，而将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作为文学持久创作题材的作家是苏珊·沃纳、苏珊·安娜、索斯沃夫人、哈兰和特休恩等一批女性作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阿尔科特及其代表作《小妇人》。然而，阿尔科特这部小说表现的是美国１９世纪各种文化形式共享的社会空间，亦无激进主义可言，因而作者所要极力表现的依然是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理念所构想出来的世界。然而，这些反映家庭生活的文学作品却是反映社会元素的重要切入点之一，因为“美国文学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在于文学领域中新的成分和阶层与同领域中不同社会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乔认识到阅读故事报这样的作品有损其道德观，进而表明她已成长起来并具有了社会认同的身份，进而书写了“生活在一个堕落的社会”，揭示了“亵渎女性性格中最具有女性品质的特征［。而就文学流派而言，如同“福克纳是现代主义鼎盛时期的代表作家，而莫言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发展时期的作家”一样，欧·亨利则是现实主义短篇小说的杰出代表。
欧·亨利的小说创作处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鼎盛时期。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美国现实主义作家开始反思美国文学传统中的女性婚恋观。现实主义文学家兼文学批评家豪威尔斯反映该主题的代表性作品是《现代婚姻》。豪威尔斯认为１９世纪８０年代美国令人动荡不安的资本主义竞争和垄断已无法使人们感到满意，浪漫主义气数已尽，小说应以教诲为目的，而非仅仅是娱乐，因而这部小说以一对年轻夫妇因草率结婚终酿悲剧的故事对美国当时的婚恋观提出了质疑，并使这部小说成为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在美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婚恋观中，尤其是在自然主义小说的婚恋观中，作家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入手，以泛性论为主要特征，过分强调了人在本能欲望驱使下行事的阴暗一面。１９世纪下半叶，美国中产阶级女性参与公共生活，进而形成了内战后美国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此间反映美国中产阶级婚恋观的文学作品认为美国中产阶级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婚姻由于是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的，因而，霍尔姆斯将“真正的婚姻”界定为“伴侣之间的爱情———确确实实，别无他物。有爱就是婚姻———没有爱就是卖淫。”［１］３２４德莱塞的自然主义小说《嘉莉妹妹》中的女性人物嘉莉是具有自然主义典型性的代表作，是环境决定论视域下女性社会悲剧的集大成者。一个原本天真无邪的小城姑娘来到大都市芝加哥，先后委身于几个男性，虽然后来在舞台上大获成功，但依然无法摆脱社会的桎梏，无法圆其家庭与事业的美梦，最终沦为一名“成功的失败者”。同为现实主义作家，欧·亨利小说对女性婚恋观的探讨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传统和美国文学传统，但是欧·亨利更加关注小说女性人物婚恋观的正向价值取向，将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学品质融入其短篇小说中，其绝大多数作品都在探讨这一价值观或涉及这一价值观。以王楫等人选编的《欧·亨利短篇小说选》为例，在选取的４２篇短篇小说中，有３０篇是以女性人物婚恋观为主题的。综观欧·亨利女性人物婚恋观书写的全部作品，表现下层社会平民中的女性婚恋故事，以“爱情至上”、“有情人终成眷属”为主导思想的女性婚恋故事占据了其小说的主要位置。因而，欧·亨利笔下女性人物角色及其婚恋观的故事叙事为人们了解当时美国社会女性婚姻现状以及探讨人们应持的婚恋价值观打开了一扇窗。欧·亨利女性角色及其婚恋观的小说叙事除具有社会因素和文学思潮的影响以外，还与其自身的经历相关。
正如美国鲁宾斯坦教授指出的那样：“伟大的作品需要深深植根于作家所处时代的生活中。无论这个时代对作家有利还是不利、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现实性地表现还是象征性地表现，就作家而言，均是如此。如果一个作家越伟大，越有个性，那么在其代表本人说话时，也就愈加意义深远地代表了广大民众。正如范·威克·布鲁克斯在其著作《美国的未来时代》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作家对社会的压力感到越加深重，那么他就越加深沉、清醒且成果越加丰硕。’”［３］Ｐｒｅｆａｃｅ欧·亨利幼年丧母，由其姑妈抚养成人，１５岁开始在药店学徒，饱尝人世间的辛酸。其小说女性角色的塑造则受其妻子艾斯蒂的影响。当初他与艾斯蒂相恋时，艾斯蒂的父母极力反对，两人瞒着父母私奔，婚后生下一个女儿。当欧·亨利在银行做出纳时又因盗用资金被起诉。为躲避审讯给他带来的羞辱，他不得不抛下妻子和女儿，独自到洪都拉斯漂泊。得到妻子病危的消息，他赶回家乡，在送走亡妻之后被捕，被判入狱５年。艾斯蒂是欧·亨利衷爱一生的女性，但他却没能给她带来幸福。妻子毫无怨言的等待、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给欧·亨利留下永生难以磨灭的记忆，并对其创作生涯产生了重大影响。仔细阅读欧·亨利的作品，读者不难发现，其作品中的许多女性人物形象都是以其妻为原型的。这些女性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点：在生活的困顿中挣扎，渴望美满的幸福婚姻，对爱情忠贞不渝，为爱情而奉献终生，用自身的挚爱去感动他人。她们在恶劣的生存困境中表现出一种坚韧不拔且又豁达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在面对金钱和名利的诱惑时也依然坚持自己的婚恋原则，甚至不惜以牺牲自己为代价。社会因素、文学思潮和个人经历为欧·亨利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塑造和表现她们纯真的恋爱态度奠定了基础。虽然一百多年过去了，但其小说女性人物形象产生的社会意义和形成的艺术效果仍是短篇小说界难以与之媲美的。
二、欧·亨利爱情观的核心价值及其叙事策略
欧·亨利短篇小说中女性人物的爱情观书写是其小说对传统文学爱情观的突破，也是其短篇小说的核心价值之一，因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４］３。也就是说，人类的物质生产和自身的繁衍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两大要素，因而，文学对人的关注就必然要关注人类婚恋中的价值观，即经济因素与婚恋的关系。欧·亨利的女性婚恋故事虽然同样具有“教诲”的作用，但这种文学的意识形态作用却是以讲故事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波特（欧·亨利）的生活伴随着苦涩、不幸与屈辱———与喜悦生活的（文学）反映正相反，其出人意料之外的故事结局却构成了欧·亨利小说对人的生存困境进行讽刺的典型性特征。”［５］４１０欧·亨利独特的故事结尾方式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喜剧和悲剧界限，不仅将故事中女性人物刻画得更加栩栩如生，而且进一步增强了作家对女性角色婚恋价值观的深层次思考，表现出作家的“个性化”和作品的“个性化”［６］４０。在婚姻家庭中的夫妻关系上，欧·亨利崇尚无私的奉献精神。在《贤人的礼物》（旧译《麦琪的礼物》）这个故事中，作家首先提出了“生活就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三者组成的，而抽噎总占优势”的论断［７］１。处于下层社会，主人公詹姆士·迪林厄姆·扬一家最值得荣耀的两件东西是黛拉的飘飘长发和吉姆祖传的金表。圣诞前夕，这对恩爱夫妻都想为对方准备一份最好的礼物，于是，黛拉卖掉了她那值得称耀的长发为丈夫换回了一条表链，而吉姆则卖掉了金表为妻子换回了一把梳子。夫妻双方的最初夙愿最终却似乎变成了“虚无”。然而，作家的用意却正在于此：“他们俩是最最聪明的”，因为“这两个人就是《圣经》里提到的贤人”［７］７。夫妻双方采取了“最不明智的”做法，变卖了家中最宝贵的财富，然而却正是这种出人意料的故事结局将有价值的东西呈现给广大读者，体现的既是恩爱夫妻之间最真挚的情感，也是作家对婚姻价值观的艺术再现。《爱的牺牲》表现了相同的主题：一对酷爱艺术的下层社会夫妻黛丽娅和乔的婚姻幸福观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住房再小也不会觉得拥挤。”［７］９故事的结论是：“你要是爱上了艺术，再大的牺牲……，不，为了爱情，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７］１４－１５在金钱和社会地位与纯真爱情之间的关系上，欧·亨利在《财神与爱神》中借女性人物艾伦姑妈之口提出了“比起真正的爱情，金钱不过是粪土”的价值观［７］３２。于是，作品中清高自傲的兰特里小姐不为理查德的上流社会身份和千万富翁的钱财所动，但却因戒指这个表示爱情的小小信物而将芳心交给了朴实无华的理查德。相同的主题还表现在《来自卡克塔斯市的买主》这篇作品中。这两则故事的共同点在于女性人物择偶的标准是对方的人品，而非金钱和社会地位，体现出作家崇尚纯真爱情的态度。在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上升阶段，欧·亨利笔下的这两个女性人物的择偶体验对以利益为标准的旧式婚姻价值观给予了沉重的一击。欧·亨利的全部短篇小说除均有出人意料的故事结局以外，作者还时常采取元小说的叙事策略，在小说中探讨小说的写作。
元小说始于１８世纪欧洲文学，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成为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元小说的基本特征凸显在话语言说的策略方面以及对故事情节的随意安排方面。”［８］１５４作者还辅以第一人称全能视角的叙事策略，作者直接与读者对话，借以拉近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进而增强虚构故事的可信度和其婚恋观的意识形态价值。在《菜单上的春天》开篇处的第二段，作者采取了一整段的元小说叙事方式：“你写小说决不要这样开头。没有比这更坏的开头了。这样开头平板枯燥。没有想象力，可能不过是一句空话。不过在这篇小说里可以允许。因为下面一段文字，那该使叙述开场了，实在写得太过分，太荒唐，不好不做点铺垫就塞到读者面前。”而开篇的第一段仅有一句话：“五月的一天。”［７］３６作者是讲故事的高手，难道真的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吗？这恰恰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欲擒故纵。作者越是以这样自嘲的口吻言说，读者就越有读下去的欲望。于是，欧·亨利借助女性人物———爱上了一个农夫的姑娘萨拉因过度思念恋人而打错菜单的故事情节描写，向读者展示了一支美妙的爱情浪漫曲。在《并非特写》的开篇处，作者也采取了类似的叙事策略：“为了避免心存不满的读者将这本书丢到屋角落里，我得赶紧声明，这不是一篇新闻报道。你碰到的不是光穿衬衫却无所不知的城里编辑，也不是刚从农庄来的缺少经验的天才读者，既不是独家新闻，又不是小说———反正什么都不是。”［７］１５１这段元小说的写作方式，不仅具有上述例证的全部特征，同时还增加了故事的不确定性，而这一点作为一种反映社会特征的方式却是于２０世纪下半叶才在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兴盛起来的。欧·亨利的时代是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兴盛时期，追求作品的确定性是对作家的基本要求。因而，欧·亨利采取的不确定性故事开头，再加上出人意料之外的结尾，的确增加了故事的不确定性，然而，在表面上看似不确定的故事叙事中，作者却将其确定性隐含于整个故事中。解读和阐释欧·亨利小说的最好方式，就是将前因与后果完全颠倒过来，这也是欧·亨利与同期现实主义作家的不同之处。
三、欧·亨利女性婚姻价值观的时代意义
欧·亨利活跃于文坛的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是美国在经历了国内战争之后形成的历史性大发展与大变革的时代，国内的社会矛盾也日益加剧。伴随资本主义积累的步伐，广大民众，尤其是下层平民的生存危机感也愈加强烈。现代工业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扭曲、畸变的程度也愈加令人难以忍受。价值观念、信仰追求、人生态度、道德规范等，均在新的社会生活境况面前受到震撼性的检验、挑战、选择与裁判［９］３。在这个历史转型时期，美国社会充斥着赤裸裸的以金钱为杠杆的人际关系。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几乎荡然无存。即使在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作家那里，也难以看到婚恋观的正向价值取向。尤其在自然主义作家笔下，泛性论视域下对人本质的批判和社会学以及政治学视域下对婚姻与社会关系的批判却成为文学的主流。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人们相互欺诈、不择手段攫取利益的金钱社会里，欧·亨利却以独特的视角，虽以悲剧开始，却以喜剧结尾的婚恋故事，让人们在倍受压抑的社会大气候下闻到一丝美好人性的气息。这一点在欧·亨利塑造的众多女性角色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通常说来，女性文学常以女性作家为主体。然而，作为一个男性作家，欧·亨利却在其绝大多数小说作品中选择了女性真、善、美本质的生命原动力来表现婚恋的正向价值，借以寄托他的情感与理想。
欧·亨利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多为下层社会中的女性，她们不仅有美丽的外貌，而且具有高尚的品德和奉献精神，在处理家庭关系上表现出女性应有的温柔而又宜人的品质。她们面临生活中的巨大压力时勇于承担责任，能够承担起家庭中精神支柱的角色。这些美好品质在其女性角色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的描写，集中体现出作家“沉重的、灵魂受到压抑的感觉，也就是所谓责任感”［７］１５４。支持欧·亨利笔下女性人物义无反顾地去做出自我牺牲的动力是爱，是两性间纯真美好的爱。这是那些上流社会有钱人永远无法体会到的最本质、最诚挚的爱。她们的爱不需要舞会，只要有能够解决饥饿的面包和牛肉卷就足够了；她们不需要别人的恭维与赞美，仅有恋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支持就已足矣；她们亦不需要金银珠宝来填充其爱情的空隙，因为爱已填满她们内心情感世界的空间，即“为了爱情，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这种真挚的爱情是可以超越物质的，而不会因为没有金银首饰和餐桌上没有美味珍馐而褪色，也不会因两人挤在狭小的公寓空间里而产生变形。然而，在美国这个讲求资产阶级民主的平民社会里，虽没有欧洲君主制下那种天生就高人一等的王公贵族，但在美国梦价值观的主导下，衡量人们贵贱高低和成功与否的唯一尺度就是对金钱占有多少，因而贫富两极分化也就成当时美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美国垄断资本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将美国变成资产阶级革命家当初所描绘的“人人享有民主、自由、幸福权利”的人间天堂，却将其变成了世界上“贫富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１０］。黛拉和吉姆用自我牺牲换来的精美而又昂贵的礼物已无任何使用价值，充其量是下层社会穷苦人生活中的奢侈品而已。黛莉娅和乔出于爱为使对方能够继续追求艺术而放弃了各自的艺术追求，可两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对方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他们为了爱而善意欺骗对方，为了爱而牺牲自己，作家的创作目的就在于崇尚恩爱双方对彼此一直坚守的最真挚的爱。既想超越物质却又被物质所束缚的爱在《汽车等待的时候》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我是这样想的，假如我有一天爱上一个人的话，那个人一定是地位很低的。一个劳动的人，而不是不干活的懒汉。”［９］２６３这是一位年轻漂亮姑娘早期所期待的一份纯真爱情，与物质追求无关。可是，她却偏偏又爱慕虚荣，善于装腔作势，结果假冒名门望族，错过了可能出现的爱情和命运的机遇。这种婚恋价值观的误区造成的惨痛教训即使在当今社会中也是具有深刻教诲意义的。虽然欧·亨利离开我们已经一个多世纪了，社会也发生了巨变，但是，重温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找回那个时代婚恋价值观的优秀部分，对解决当今时代的婚恋问题而言，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富冬青 单位：吉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