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锐意进取、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努力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实现十七大作出的各项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而奋斗。
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核心内容；是新形势下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对司法活动规律的新认知和新总结，是新形势下人民法院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努力把广大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思想统一起来，力量凝聚起来，探索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方法和途径，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出应有的贡献。
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的根本性措施，是改革和完善党对司法工作领导方式和解决当前司法领域存在突出问题的正确选择，是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必然要求。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特别是审判制度，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现行司法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和弊端，这些问题和弊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基本功能的发挥。
一、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基本内涵
公正，是指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坚持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人们进行诉讼所追求的直接目的，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障。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司法公正，则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公正；一个国家所设立的司法机关的活动体现不出公正，则会丧失设立的目的。
高效，是指司法机关追求司法资源的节约和司法资源有效利用的最大化。司法效率是司法公正的本质要求，没有效率的司法不是公正的司法。任何一项诉讼争议必须在合理的期限内解决才有意义，如果诉讼无止境地拖延，最终的裁判结果实体上即便是公正的，它对当事人和社会来说，实际上也是不公正的，即“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
权威，是指司法机关应当具有的威信和公信力。司法权威是人们对司法的信赖，也是对司法公正的认同。司法的权威代表了法律的权威，代表了国家的权威、代表了执政党的权威。只有人们相信司法是公正限制、约束权力而保护权利的时候，司法权威才会确立起来。没有权威的司法制度不是完善的司法制度。
公正、高效、权威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有机统一。公正是目的，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高效是要求，是我们党司法为民的具体体现；权威是保障，是司法活动得以良性运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
二、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司法权力的地方化。我国司法机关的设置与管理体制一直是按照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关隶属并受制于地方。这使得司法机关难以抵制地方的不正当干预，造成有些司法机关不是以国家法律为裁判依据，而是以是否符合地方利益及领导人的意志为标准。由于党政职能与司法职能混同，司法机关及人员没有法定的职业保障，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导致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受利益驱动在司法活动中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引发了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司法公正。
（二）司法管理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我国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设定、人员配备及内部工作程序等基本上是按照行政管理体系设计的。司法机关的院长、检察长、审判员、检察员等也对应行政级别，处理案件层层把关，实行首长负责制的请示汇报制度，任何责任都由“集体”承担，司法程序不规范，司法行为随意性大，司法责任制难以落实，给司法腐败形成空间。
（三）司法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我国对司法活动是多头监督，但没有形成一个严密健全的法制监督网络体系，没有用切实可行的法制措施将其变成有力的全程监督，断层、脱节、失控现象突出。一是国家权力机关还没有行使监督权力的具体操作程序和规则，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只表现为“工作监督”，即限于各级人大根据同级党委的意见选举或罢免同级司法机关的负责人，听取和审议司法机关的年度工作报告。二是司法机关内部制约监督不到位，检察机关的监督只是一种事后监督，法院上下级监督是“自己监督自己”；三是纪检监察的监督权利和责任不明确，程序操作不规范，监督效果不显著；四是社会监督缺乏规范合法的渠道。这势必出现没有针对性的监督、盲目监督或者自由监督，势必出现不必要的干预或者侵权，导致司法不公。
（四）司法运作程序缺乏规范。司法公正必须通过司法程序即诉讼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来实现，而诉讼程序公正则是司法公正的关键环节。要使当事人在借助司法的力量定纷止争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到法律的公正，那么即使司法的结果与当事人的主观预期有差距，当事人也会自觉接受对自己不利的结果。这样的裁判才能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实践中，司法程序问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诉讼制度设计不科学不合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现象普遍存在；许多最基本的程序没有贯彻落实，存在诸如侦查活动、证据确认不公开，暗箱操作等突出问题。司法机关内部以大量的文件形式规定“隐形程序”，而当事人不知晓。程序不公正是影响司法机关和从业人员形象和社会公信力的最主要原因。
（五）司法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一些地方的司法人员法治观念淡薄，滥用司法权，执法犯法；有的司法人员地位不中立，与当事人单方面接触，职业道德差，行为失范；有的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权钱交易，枉法裁判，甚至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等等。
三、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了一般司法理念与中国具体国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理论体系。反映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映和坚持了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的原则要求；反映和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要求；反映和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因此，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
（二）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进一步强调：“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司法机关越是以独立的方式保证司法公正实现的程序，其维护党的领导权威和实现人民利益的作用就越大。反之，势必损害党的领导和威信，动摇党的执政地位。为保证司法公正，党和国家就赋予司法机关相对独立的地位，以防止一切非法的干涉和干预。这是保证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法律制度选择。
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加强和改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表现在：从路线、方针、政策上加强领导，指导司法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使之符合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监督司法机关严肃、文明、公正执法，支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领导和监督政府提供开展司法工作所必需的物质保障；加强对政法干部队伍的思想教育和纪律监督，提高司法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品德修养，搞好廉政建设。
（三）遵循司法工作的内在规律。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司法活动的内在规律。人类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智慧成果和经验总结证明，分权制衡是不可回避和必须遵循的一条普遍的法治规律。我国的根本制度和国情决定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别国的具体模式，但科学配置、规范权力，实现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以及司法系统内部权责的相互分立、合理配置和相互制衡，确保国家机器协调、顺畅、高效运行，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确保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推进依法治国进程，构建和谐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司法活动具有六种特性：一是中立性。要求司法人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做到不偏不倚，居中裁判，公平、公正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诉讼纠纷。二是独立性。即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不受其他权力的影响和不当干扰，只服从法律，对司法权只能实行监督而不是发令指挥。三是民主性。主要是指司法活动要公开接受权力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公民、党的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防止司法权的滥用。四是被动性。司法权功能是有限的，只可被动行使，在诉讼活动中是被动的，即不告不理。五是程序性。司法权只能在程序提起之后在程序中运用，未提起程序及程序之外用权，则是司法权的滥用。六是终局性。司法权是国家最后的权力，是解决矛盾争议的最后一道防线。如诉讼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不具有终局性，没有时间限制并可以不同理由反复上诉和修改，当事人就不会尊重法律裁决，并拒绝执行对其不利的裁决，就会严重削弱司法的公正和权威性，则社会无正义可言，国家也无秩序可言。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无论从制度设计和技术性规则制定上，应该借鉴和利用现代法治国家的有益经验和理论成果，尊重一切客观规律，以期充分体现和发挥司法应有的功能作用。
（四）树立和强化司法权威。司法权威是司法公正的保障。司法权威从本质上说应是一种通过制度获得的公信力。在当前公众对法律信仰尚未建立，司法的社会公信力不强，司法人员素质不高的条件下，必须从司法过程和行为本身营造和树立司法权威，即国家通过立法授予司法机关最终裁判权，终局性的司法裁判是解决矛盾纠纷的最后结局，具有公定力、执行力和强制力，除法定的情形外，任何力量（包括案件当事人、其他国家机关）都不得动摇、推翻司法裁判，以获取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和遵从，从而保证司法公正，达到定纷止争，稳定秩序，促进和谐的目的。
四、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几点建议
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中国司法建设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前行。
（一）改革现行司法体制的外部关系
司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必须保持财政、人事上的独立地位，即不能被行政机关实际控制。否则，独立司法就会落空。为此，应当对司法体制作如下改革。
1.改革司法机关的地区设置
我国的司法机关可以参照西方一些国家的办法，使司法机关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行政区划，即可以在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划以下划分若干个与行政区划相交叉的司法区，在每个司法区设置一个中级法院，其下按照司法工作需要设置若干基层法院；保留按照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高级法院，全国设置最高法院；检察机关与各级法院对应设置。这样，就可以使容易受到地方行政干涉的基层、中级两级司法机关摆脱地方利益和地方权势，更好地独立行使司法权。同时，为保证人大监督制度的落实，地方上可以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直接监督基层、中级和高级司法机关的工作。
2.改革司法人事管理体制
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地市和基层两级法院，有必要改革地市和基层两级司法机关人事管理体制，取消行政机关对司法官员的人事管理调配权，而将司法官员的推荐、调配权交还司法机关，任命权提高到省级以上人大及其常委会。具体言之，就是由上一级（司法区或现行的地市级）司法机关考察后，提请省级司法机关向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推荐基层院法官、检察官人选，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予以选举或者任命；司法区或现行的地市级法院和检察院的司法官员，由省级司法机关考察后向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推荐选举或任命。即便在当前一时不可能改变司法机关地区设置的情况下，也应将司法机关人事管理权限交给上级司法机关，即由上级司法机关为主进行考察、推荐，按照法定程序选举、任命。为体现党管干部的原则，一方面，司法机关的党组织要加强对人事工作的管理；另一方面，地方党委也可以向上级司法机关推荐人选，或者协助上级司法机关进行考察，但是最终确定人选的权力掌握在上级司法机关党委或者党组的手中。至于行政机关，则无权过问司法机关人事安排。这样，才可以保证司法人员素质，解除其依法独立办案的后顾之忧，并且不使国家统一设置在地方的司法机关变成受地方保护主义左右的“地方化”的司法机关。
3.改革司法财政管理体制
联合国大会《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7条规定：“向司法机关提供充足的资源，以使之得以适当地履行其职责，是每一会员国的义务。”这表明，保证司法机关足够的经费和物质条件，是司法独立原则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中央司法机关和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分别列支于与其级别相应的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财政。这种财政体制必然使得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经济利益与所在地方的经济利益挂钩，地方经济状况较好的，该地司法机关业务经费就足，司法干部工资福利待遇就好，反之亦然。这势必使得一些司法机关在办理涉及经济利益尤其是本地与外地经济纠纷的案件时，受利益驱动，而偏袒本地一方，或者以罚代刑，导致司法不公。另外，由于司法机关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当地政府财政部门手中，办案如果受到行政部门干预，很难挺起腰杆进行有效抵制，而影响司法独立。应当认识到，司法机关“司”的是国家的法，无论其等级高低，都是国家的而非地方的司法机关。所以，要改革司法机关经费管理体制。可以参照国外比较普遍的做法，由中央财政统一列支司法经费，即可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每年分别作出全国法院、检察院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后，由中央财政拨付“两高”，用于全国法院、检察院的业务和工资福利等开支。这样，就使司法机关摆脱地方利益和行政机关的影响，得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二）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三）强化司法监督机制，惩治司法腐败
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措施是靠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国的新闻舆论素来以正面报道为主，司法、行政、权力机关之间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司法腐败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1．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为了保障实现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制度。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随着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职权的扩大，必须大力强化对审判主体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实体正确。对独任审判员错误裁判，应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对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致使合议结果错误，造成错判的，由导致错误结果产生的成员承担责任。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违背事实，曲解法律，导致错案发生的，由有过错的审委会委员或主持人承担责任。对院长、庭长工作不负责任，好人主义，知错不纠，导致错判的，要由院长、庭长与有过错的法官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客观分析产生错案的原因，准确界定错案范围，严格执行错案追究程序。区分错案性质、过错程度，把错案责任追究到人，保障实体正义价值的实现。对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
2．强化检察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的职能。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是一种来自法院外部的监督，它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互相制衡，这种制衡，不仅要体现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上，同样也应在民事、经济案件中得到落实。监督仅仅出自内部是肯定不够的，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直接针对个案的监督，并不足以保障当事人所应该享有的权益。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应当触及司法活动的各个领域，对少数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吃、拿、要、卡、贪、占等行为应及时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改革检察监督系统，健全检察监督制度，改变目前检察监督软弱无力的局面。
3．加强人大司法监督力度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其监督。虽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履行了监督职责，但力度远远不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对监督的保障没有制度化，监督队伍的素质不够理想。因此，要尽快进行监督立法，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确立监督责任。由于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及裁判不公问题较为严重，因此要求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呼声较为强烈。我认为，强化人大的监督确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监督应是整体、抽象、一般的监督，即透过一个时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来的现象，发现问题，进行调查，以利决策；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在具体操作上，人大不应该过多地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要求听汇报、调案卷，甚至提出处理意见。即使是对个案的监督，也主要应是事后的监督。如果人大的监督特别是个案监督影响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法院作为社会纠纷最终裁决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正当审理，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从而使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实际上被干扰或剥夺；无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发现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确有违法行为，可以建议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但并不能对案件进行任何的指示。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有利于从宏观政治角度保证司法工作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愿，促进司法的公正性。
（四）健全符合国情和法治要求的司法管理体系。
1．探索司法机关分级管理，相对独立于地方权力机关的组织体系。对司法机关及人员的行政管理职能，应分解到现行的党委政法委和司法行政部门来履行，即对司法机关及人员的纪律检查职能、人事调配职能、经费保障职能和人员的教育培训职能交由政法委负责履行（司法人员任命除外，应依法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命），其他涉及行政执法的司法机关职能，如执行权等，应划归司法行政部门来履行。这样既能把司法机关从纷繁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又力求达到司法机关独立履行职责拥有足够的资源。
2．建立司法机关相对独立的经费保障体系。司法机关经费不足是困扰司法机关多年的难题。经费不足，并受制约于各级地方行政机关，司法公正就得不到保障。因此必须从制度创设上寻找治本之策。首先，司法经费由中央、省级财政统筹是可行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对司法投入不断加大，从完善司法制度的角度讲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产生的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其次，司法经费统筹的程序法治化。借鉴现代法治国家做法，议会行使对财政的决策权、政府行使执行权，司法经费并不受制于行政机关，建议由党委政法委制定司法机关的经费预算，人大通过预算决议，地方行政机关执行预算拨付，司法机关管理使用。
3．建立司法人员任职保障制度。我国对司法人员的执法义务强调得多，而对司法人员的任职保障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司法缺乏权威等诸多问题无不与我国司法人员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有着重大关系。必须为司法人员独立行使权力提供必备的条件，包括任职、晋升、调转、回避、薪俸、退休、惩戒等保护和惩治措施。改革法官、检察官的遴选机制。修订《法官法》、《检察官法》，增加“法官、检察官实行自下而上的逐级遴选”规定，上级司法机关的审判人员与检察人员一般应从下级司法机关遴选。增加“法官、检察官可以向社会遴选”的规定，如从律师队伍中遴选高学历、高素质的律师为法官和检察官；允许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相互交换遴选法官和检察官。建立司法人员职务保护制。法官、检察官一经任用，除因行为不端或违法犯罪符合弹劾、撤免、调离或提前退休外，不得随意更换，免除因抵御干扰、公正司法而可能带来的后顾之忧。
4．加强对司法机关负责人的异地交流。应明确规定，法院院长和副院长、检察院的检察长和副检察长在同一司法机关的同一职务上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一届，满一届的，必须实行异地、省级间的交流。
5．建立司法人员的职业薪俸制度。根据司法职业的特殊性，保证司法人员具有与其职业要求相称的素质要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待遇，如果没有司法人员的生活待遇的大幅度提高，没有相应财力予以支持，实现司法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难免流于空泛。司法人员的生活有关问题受制于地方权力机关和社会环境，也就难以做到依法独立办案。取消现有司法人员的行政级别，实行专业职称管理。
三十年的司法建设告诉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上，中国司法制度还需加快加大现代化的进程。目前，影响司法公正高效权威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仍有待解决，司法改革的统一性、配套性还有待加强，司法工作与社会需求尚有一定差距，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优越性还未充分发挥。因此，我国仍需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改革，加强司法建设，从国情出发，借鉴国外经验，构建既符合司法发展规律又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并传承中华优良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司法制度，使其不仅具有充分的人民性、普遍的公平性、有效的协调性，也具有现代司法制度所必备的公正、效率、权威、中立、独立等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