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学术界在经过了广泛的讨论之后，对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什么的问题做出了三种不同的解答，产生了三种研究范式，即“西马是马论”“西马反马论”“西马混马论”。那么，这三种范式哪一种更能切近表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更能从学理上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关系，更能表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对此，笔者不避浅拙，愿以之为题略展拙说，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西马是马论”研究范式及其核心论点
目前，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研究最流行的一种理论范式是“西马是马论”范式。该范式主张，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现代西方的继续发展”[1]352。它主张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一个主要的西方流派，并认为应从多样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来平等地看待它在西方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与中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能生产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即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理论框架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就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吗？回答是肯定的。马克思主义多样化发展不仅体现于成功夺取了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①，而且也应包括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内多样化的理论探索②。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属于这种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理论探索之一，它开创了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百家争鸣的局面，体现了西方特定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文化的公平抉择、相互论争的情形。因此，人们应该从西方与东方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汇合点上去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论价值，应该从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视域融通、界外联手的当代意义上去分析其获得当代发展的社会意义。当然，它有局限，有缺陷，有这样那样的弊端，甚至还有许多歪曲、诋毁马克思主义之处，需要对之进行历史的批判与扬弃。但人们批判的主要目的应该放在汲取其积极的理论财富上，而非一味打压上，应该放在积极的对话交流与和谐共进上，而非根本拒斥上。这是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实践性本质的当然要求，也是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视野的时代需要，更是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利用、精神指引的根本需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特殊形态、特殊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学”“西方列宁学”等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派别有本质区别，它不是一个纯粹地域性概念，也“不是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反对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探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选择的“一种特定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2]721。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另类或者异类，其特殊之处在于它能以自己发展的特殊经验与教训给人们以理性启示，告诫人们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如何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危机之间的关系。由于这种特殊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有别于传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常常遭人诟病，甚至将之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大门之外，实际上这种做法是极不公正的。毕竟人们都可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二度解读和多重阐释，“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有权利自由地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遗产，有权利在以‘正统’自居的势力面前说出自己的不同看法”[3]150；毕竟它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真实存在过并正在发展着的、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具有激进主义特色的理论派别，它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路径和方法表现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亲近，或者认同和坚持，或者承继和捍卫，或者质疑和批判，或者建构和解构，都从某种现代西方哲学或者其他理论思潮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多向发展的总体倾向和大致特征做出属于自己的特殊理解，开拓出了有别于中苏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条道路，产生了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但又保留着这样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特质的“第三理论传统”[4]。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国家存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各种派别，是马克思主义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或者环节上的理性体现，记录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发展的曲折变化，从理论上映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解释和重写的是是非非，这事实上表明西方学者捕捉住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获得多种不同形式发展的规律。当他们真切地这样做而且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理性成果时，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无视或贬低其存在的真实性，更不能无端地将其中任何一种类型的理论操作方法及其结论排挤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门之外。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统统纳入马克思主义总体历史发展中予以把握“，唯马独尊”或者“唯马是从”的狭隘心态，应该予以摒弃；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和合精神，应该大力张扬。西方马克思主义毕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性质，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种传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向，将之纳入马克思主义文化逻辑中予以整体理解，既有理性依据又有现实基础。的确应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无论从理论上抑或实践上，都不能说是一种完整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它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存在各种肢解、曲解、瓦解和误解，使之不仅不能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与精髓，而且也不能从辩证意义上揭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态历史原像；它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与核心内容的理解往往比较支离破碎、残缺不全，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与特征是不完全的、不彻底的、不统一的，所激发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意义也是点点滴滴的、低层次的；它关注的对马克思主义坚持与承继的方面远远没有对之发展的方面多，它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同向建构的方面大大低于其对之消解的方面，它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语义提升和向普遍中牵引的方面实在少于其对之向腐朽思想拉近的方面；它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却是这个阵营中的非主流派，它带有马克思主义血统，却处处显示为一个另类，它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家族，但其家族相似的特征最不明显。因此，它的确是一个不够统一的理论思潮，其发展方向各异，历史趋向芜杂，思想形式繁多，研究范式凌乱，学术派别林立，理性分歧交叠[5]。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确又并非是一种一盘散沙的格局，在整个发展中并非沉陷在无序状态，并非是一种无效衍义、随意拼接的理论游戏，在其家族内部有一个起统摄作用的理论“硬核”，它能够聚焦众人目光，让各个成员共同持有并以特殊的路径使之集结在一种旗帜之下。这种“硬核”就是由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最初定下的理论基调，它基本上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派别共同具有的整体性质，在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类特性中占据核心位置，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大致取向和基本精神。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硬核”，作为一种文化轴心或者本质规定，一以贯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是维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家族相似并保持其发展具有一脉相承性特征的内在基因，这种基因来自何处？性质怎样？如果它来自反马克思主义的某个框架或者来自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平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基本性质上就可以归结为是“反马”的或者“非马”的，如果它的理论来源很复杂，它聚集了各个意义并充满了各种不同主张，那对它就可以作另一种定性，就可以将之视作一种不伦不类的混合物或者“意义的复合体”。但是，事情的真相恰恰与之相反，这种统一基因的性质却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自身，贯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派别内部，并从整体上规定其性质和发展方向的这种理论“硬核”，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在其“硬核”中所显现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除个别的应该摒弃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其余绝对多数都可以纳入到马克思主义范畴中，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其中反马克思主义因素或者非马克思主义成分并不占主导地位，而只是作为特例处在马克思主义的边缘地带。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集体中的非主流地位，并不能抹杀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及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中心位次。一种理论是否居于主流，是从其政治影响上讲的，而一种思想是否构成“硬核”，则是从其思想成分及其逻辑层级上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无论从逻辑推理上抑或从事实直观上，无论从基本精神上抑或从内在基因上，都完全可以作如此定论。我们不能因为它曾经反对过恩格斯或者列宁的论点，曾经以现代西方哲学框架来理解问题，曾经主要把马克思主义引入西方资本主义实践中予以考察，就将之视为反马克思主义或者非马克思主义及其混合物。只要它们在主导方面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息和理性基因，并结合发展变化着的实际情况不断刷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视野和思想边界，我们就可以说它们是在一种马克思主义方向上的积极探索。其探索中生产的各种理性成果无论正确与否，无疑都应归属于马克思主义行列。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它曾经激活了一种反思批判意识并敢于挑战“马克思正统”，曾经义无反顾地把马克思主义引导到对当代资本主义实践及其现代性危机的批判中以矫正马克思原初的理论设计，曾经挺立在全球化背景之内试图终结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指向，曾经基于新时期发展走向对共产主义及马克思原典文献作了诸多荒诞性解读，就指认它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或者承认它是一种各类思想的混合体。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局限总体上是瑕不掩瑜的，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思路、经验启示，而且还给我们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克服现代化弊病，摆脱晚期资本主义各种危机的治疗方案。它对马克思主义退行性理解的少而推进性理解的多，异质性消解的少而同向性建构的多，回到马克思的少而使马克思走向未来的多，对马克思主义破败的少而新立的多，机械比附的少而深切体会的多，它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园地的一朵奇葩，而非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棵杂草，我们应将之置于马克思主义麾下而不能无情地将之推进反马克思主义怀抱。
二、“西马反马论”研究范式及其核心论点
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研究流行的第二种理论范式是“西马反马论”范式。该范式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或者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潮和流派不同，与原第二、三、四国际的理论没有直接关系，虽自称是“新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同马克思主义有原则的区别”[6]227，是小资产阶级情绪的反映，带有明显的极“左”倾向。在这种范式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哲学，把哲学仅仅归结为某种历史理论，把历史理论归结为唯心史观，然后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唯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流派纷呈、歧见迭出，但“都具有把马克思主义引向唯心主义这一共同特征”[6]228，甚至认为恩格斯和列宁非但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反而做了诸多歪曲，使马克思主义离开了真正的精神实质——唯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已经过时且已陷入内在危机中，拯救的唯一有效途径是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结合起来，让唯心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在对之改造、补充的同时以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原有设计。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强行把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化的一种现代思潮，其骨子里充斥着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情绪，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水火不容。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作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观点，已经超脱了关于这个概念是否科学的学术讨论，而直接地从意识形态上把它当作一股既定的反动思潮，这不是从事实上予以认定而是从价值上做出评估。在早期阶段，一些论者在概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时认为，它实质上是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杂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反而造成内伤。随后，这种极左评价有所上纲上线，并且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却不断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篡改，不断地磨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并将其纳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轨道。有的论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好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盖下贩卖资产阶级的私贷。还有论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股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它的一些反动理论观点和方法，给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并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提供了依据和方法[7]。“西马反马论”观点源远流长，在我国的确是一个持久性的理论观点，最初主要以徐崇温为代表。徐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方革命相继失败的背景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出来，既反对第二国际的新康德主义，又反对共产国际的‘机械唯物主义’，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上，则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原来设定，主要表现为‘左’的思潮的意识形态”[8]23，是“一股左的激进主义的思潮，它所反映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世界观，而且还有相当的无政府成分”[8]52。应该说，这种用以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准是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基本上是同这种“二唯体系”相对立的，所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应当作全盘否定的评价，即只要西方马克思主义不管以什么方式对“二唯体系”存疑，就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西马反马论”的理论主张在我国影响久远，这当然与我们长期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特别是“文革”期间的那种极“左”思想有关，但是，即使是“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期，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同志，仍然承继了这种“西马反马论”的立场。譬如，刘放桐等编著的1981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一书，在谈到西方现代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如何“结合”的问题时，就坚持了这种有色评价方法。他在评价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哲学，然而在演化中却产生了一种使之接近甚至“并入”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企图将其理论的某些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即用存在主义去改造马克思主义，用存在主义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僵化体系。其实，存在主义一面肆意歪曲和攻击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将马克思主义比之为中世纪的宗教裁判；一面又佯称赞成马克思本人特别是他的早期学说，提出只有马克思才真正揭示了人道主义的秘密。刘放桐还认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那些公开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不同，他们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内部，妄图“超越”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本来是一种人学哲学，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将之最本真的东西丢掉了，于是马克思主义中出现了“人学的空场”，教条化、官僚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使马克思主义患上了“贫血症”，变得僵固、停滞了，失去生命力了，只有存在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块“飞地”，只有存在主义才能挽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有作为存在主义而发展。对此，我们当时的西方哲学理论家认为，一旦把存在主义消融到马克思主义中去，在对马克思主义增补的同时也使之存在主义化了，使之回复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陈腐思想上去了，只徒具新的空壳，实质上是一种歪曲、割裂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因此说，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而是用马克思主义之名来鼓吹存在主义；它没有“接近”和“并入”马克思主义，而是歪曲、否定和取消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接近”和“并入”存在主义[9]586。再如，夏基松1985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教程》一书也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它们都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不论是隶属于科学主义思潮抑或人文主义思潮，都试图“补充”“修改”马克思主义，由于他们对社会主义现实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正确理解，因而人为制造了两个马克思、两个列宁以及马恩对立、马列对立，否认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主张用唯心主义的新黑格尔主义取而代之。这实际上是把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观主义化了、唯心主义化了。所以，他在评析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就认为，它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存在主义，不是用存在主义补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是用存在主义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它的整个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10]363。这种“西马反马论”的理论主张，并非一成不变，铁板一块，在长期的讨论中由于受到了各方面的质疑，它也有所松动，其调子有所降低。譬如，徐崇温在198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一书就突破了原先的以“二唯体系”为标准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而主张用“实践―物质本体论”这种新唯物主义哲学来评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能对之全盘否定，而必须对之作一分为二的评价。徐崇温既肯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苏联哲学模式没有强调实践的首要性和人的能动作用，从而只是抽象地高扬了人的主体性，是有积极意义的，又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求助于唯心主义哲学，从而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基础与唯心主义的原则区别，这当然是错误的。他在2000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书中，在评价标准上又有了两个方面的新突破：一是突破了原先只是从哲学世界观上来评价的做法，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思潮，从而用一种综合性的理论标准加以评判；二是突破了原先单纯从理论上来评价的做法，提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除了理论标准以外，还要有实践标准，即不能仅用理论来评判理论，更要用实践来评判理论。用实践标准去评价，就是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哪种观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适应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不能一概斥之为“反马论”，而要从中发现那些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新见解。再如，夏基松2006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一书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就中肯得多了，他在书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节中写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的重要政治思想思潮和哲学思想思潮，作为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围，或与现代西方哲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西方社会中仍具有生命力和深远影响[11]345。他指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的学脉源承及其未来的大致走势，而且事实评价居多而价值评价少见，客观分析居多而意识形态色彩减少，他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作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派别，而极力淡化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可见，随着“文革”后遗症的衰退和极“左”政治情绪的低迷，“西马反马论”的理论主张已逐渐从学界淡出，即使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明知西方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着各种各样的反马克思主义因子，蕴藏着大量疏离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各样的极端做法，大家仍然愿意将之视作是马克思主义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某种发展。这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法的共同潜台词是：它可以不是马克思主义，但它未必反马克思主义；即使它曾经反对过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或者那个观点，它不见得就一定是反马克思主义；即使它曾经反对过恩格斯或者列宁的某些思想，它也不一定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因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很多，非的、假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很多，然而它们却不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自然不能将之视作反马克思主义，如巫术、宗教等。曾经反对过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而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更不能够将之视作反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总有失效的时候，个别观点的失效并不意味着整个马克思主义失效了，反对个别观点不等于反马克思主义整体。同理，反对过恩格斯或者列宁的某些思想，只要不是实质上完全背离，也要有所区分，不能一概视作反马克思主义，毕竟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各种不同的运用，这种创造性运用是否科学、运用得是否合理，都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做出检验，即使是伟人也会犯错误，谁能保证恩格斯或者列宁的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对的，列宁的思想不等于列宁主义，列宁也经常纠正自己的失误，如果他们反对的恰恰是当年列宁自己也予以纠正的观点，这或许不能说明他们与列宁主义并没有什么两样，但至少可以说明他们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
三、“西马混马论”研究范式及其核心论点
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研究流行的第三种范式是“西马混马论”范式。该范式认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能笼统地定性、不能从大致情形上描述，必须针对不同人物不同派别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观点进行具体分析。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具体论证的方式也各有不同。有的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严格科学的概念，它是一个大杂烩的用法，内容庞杂不说，还没有统一的理论体系，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理论观点五花八门，组成成员鱼龙混杂，有共产党成员，也有非共成员，有“左”派学者，更有极右分子，甚至还有一些从来不赞成马克思主义、极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因此，不能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派来看，而只能说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间出现的一种含混性的西方思潮。还有的人不这样看问题，认为不能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简单的机械类比，更不能武断地予以否定，而应该从其特定时代和特定历史环境出发，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这样才能从其失误中汲取教训，从其独创性思想中获得启迪。换言之，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是在整体上它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它有很多属于马克思主义也能认同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多东西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含糊的、可疑的概念”[12]，应予从集合体或者复合体的意义上予以笼统指认，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对之应该具体分析；它也不是一个稳定的学派，对之不宜笼统定性。有的人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是借鉴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佩里•安德森带有严重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的一个用法，这种借用并不切当，因为它无法反映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现状，不能包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特别不能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当代走向，而且极易抹杀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理论界限和阶级属性，主张用“国外马克思主义”取而代之。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历史上有褒有贬，内涵外延差异很大，国际学术界对之反应毁誉参半，其意识形态性和地域性极强，这都不利于对它进行科学定性和价值指认。有的人则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包含众多的理论派别，历史跨度大且内容很庞杂，在政治上、哲学上以及在其他各个方面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和严重争论，难以统一在一种思潮和系列之中；它的很多派别和人物的思想，前期与后期有着重大的变化，不可同日而语，难以集结在一面旗帜之下。可见，对于这种理论的复杂现象和根本旨趣的杂乱无序，不宜笼统地归于一种思潮并加以统一定性，而应就不同方面、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问题，对各个派别、各个人物及其各个理论的性质、归属和功过是非问题，分别进行具体分析和细致评价。这里值得提及的是曹玉文的《西方人看马克思主义》一书。在该书的导论中，曹玉文在评析国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定性的几种不同意见后认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作反马克思主义或者非马克思主义，是站不住脚的，不符合实际的，毕竟它们有着与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一致性；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作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或者主导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也是不妥当的、不全面的，因为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强行增补，在很多情况下的的确确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它们中的马克思主义因素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虽然在许多方面保持着一致，但是保持一致的，往往又不是最重要的和最根本意义上的，因而，很难将之视为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给我们以深刻的理论启发，即从理论主体上搞清一种理论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上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与价值问题。马克思主义至少包括精髓与非精髓、根本点与非根本点两个层次，我们要注重把握精髓、根本点或基本点，而不要过分拘泥于那些具体结论和个别论断。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表层含义和具体细节（包括具体论断或个别观点），当然必不可少，但是更要注重把握其深层思想或根本指向，毕竟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而非别的什么东西，才能对我们今天的实践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不能把是否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词句、具体结论乃至个别原理，当作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判断标准，因为这些具体论述多半属于途径、手段、方法之列，尚属马克思主义的表层或者细节，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硬核”或者根本。鉴此可知，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底是坚持还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判断标准也要看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遵循还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内容和基本立场，还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浅层次的东西，只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硬核”，就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因，我们强调的是要忠于马克思主义，而不强调处处忠于马克思个人的某些词句。我国有人认为，正是在这一点上，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恰恰做不到，所以将之视作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站不住脚的[13]。在《西方人看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曹先生认为早先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所以不能给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准确的定性，关键原因在于，他们都未能跳出非此即彼的两极性的对立思维这一怪圈。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由若干派别组成的派别，不仅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各异，就是同一派别的不同人物之间的观点也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充满复杂矛盾的、由多个派别组成的集合体，按照非此即彼的方法很难对其做出科学的定性，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3]38。而且由于它们借助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不同，因而他们中混合物的主调是清晰的，有的结构主义突出，有的存在主义明显。总的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历史文化背景下，由共产党内外一批知识分子植根于时代变化并以西方哲学视野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和分析社会现实的产物。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解释和应用，既不同于第二国际偏右的理解，又区别于第三国际偏“左”的诠释；它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及其二者关系的态度与策略，既不同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兴资灭社论”，又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兴社灭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有地域性限制和民族性色彩（产生和发展于西方），又有特定的阶级局限和理论渊源（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不同）；既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又多方面批判马克思主义，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多元化，主张用各种西方社会思潮来解释、补充、重建马克思主义，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既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弊病，又批判社会主义实践方案的幻想性。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具有国际性影响的西方社会思潮之一，又是一种具有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其混合物的比例是变化的，这种变化的趋势是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逐步减少，而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日益增大。具体说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叫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有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这一时期相当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轴心期”，为以后的发展定下了最初的“基调”，其中包含的马克思主义成分最多，一致性的地方很多，其理论主要是以批判列宁主义和苏联模式而主张回到马克思文本原意的东西居多，马克思主义的含量极大。社会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也叫法兰克福学派，如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施密特等，偏执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很多内容接近，混合物的比例也是较高的，但是得出的很多结论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在很多地方将马克思主义引导到了唯心主义的道路上。弗罗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如赖希、马尔库塞、弗罗姆等，强调马克思主义与非理性人学思想的混合，用弗罗伊德主义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人学化的同时，也使其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其他诸如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科莱蒂、德拉•沃尔佩，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分析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G.A.科亨、约•罗默、乔•科亨、乔•埃尔斯特等，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都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存在化、结构化、分析化、实证化，其中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浅层次的东西，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早已被丢掉了[14]。另外，最新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女权马克思主义、后殖民马克思主义等，离马克思主义最远，混合物中的马克思主义因素最少，与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含义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很难将之归入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但是其中的确有不少人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这样那样的关系，他们愿意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去阐发自己的理论主张，他们不时提出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者原理，使马克思主义不断适应着变化了的实际情况，他们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视界，发现了新问题，深刻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5]302。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混合物中为什么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会越来越少呢？主要原因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与现代西方哲学结合过程中，它们一方面不是在精髓、根本点或者基本点上，而是在非精髓、非根本点和非基本点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是基于自己理论发展的需要，其目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乔装改扮成它们自己需要的那种形式，这当然会离马克思主义本质越来越远了。另一方面，它们是用肢解了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相“结合”，不能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更不能从整体上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进步思潮结合起来，而是将支离破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种西方思潮相融合，用西方思潮兼容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发生朝着西方思潮方向的改变。因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混合物中马克思主义因素锐减而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日增。甚至当代西方的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新后马克思主义、后后马克思主义等，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皮毛上（称谓上）一致，它们只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马克思的旗号来曲解、甚至反对马克思本人的学说”[16]360而已，它们“重写”“重振”出的各种理论拼盘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已然发生了根本改变，只是变成了一种标签罢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对之已经不适用了，更遑论将之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加以理解了。对此，我们要有足够警惕，不要在这方面陷入迷途。
四、对三种西马范式的简评
中国语境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已有30多年的历史，然而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感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仍是一个疑窦丛生的问题论域。究其原因，正如当前学界有人指出的那样，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科性质、理论特征、学科边界，抑或是它的问题核心、学脉源承、历史发展的主脉等基本问题，既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性的整体认识，也远未达成一种普遍共识性的合理见解[17]。这种状况当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复杂性有关，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统一的思潮，而是一场多线索多形态的、色彩斑斓的、内容庞杂的理论运动，给这样一个复杂的、混合的“理论变体”下一个统一的学术定义是困难的，一个“不统一”的现象却获得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并且广为流传，这一现象本身就很值得人们深思[18]。对此，有人主张用“家族类似”理论去对之作整体性描述，只要找到贯通其间的基调或者轴心，各种西方马克思主义获得统一理解就不成困难[19]；有学者主张干脆绕过这一问题，去进行具体的理论研究，认为不必计较于笼统的整体，而要去刻意追究一个个细节，毕竟细节决定整体。当然，这不失为一个有用的逃遁策略，能暂时应对理论尴尬，但总是退避也不是办法。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恰恰在于我们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范式本身出了问题。由于不同时期的研究范式多样且差别很大，这样，在不同范式操作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只能是形态各异、异彩纷呈，大家只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因而，只有抓住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诠释范式问题进行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才有望达到统一性的认识。对同一个理论对象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往往会产生出不同的认识结果。目前，我国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评价的三种范式（更多的是相互交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论旷日持久，愈演愈烈。分别地看各范式，都有道理，既有事实依据又有价值支撑；整体地看各范式，却只有片面的道理，因为各自抓住的事实往往残缺不整，各自的价值认定也往往不够全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逻辑方位、理论层级，获得的只是浅显的梳理而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深度。事实上，只要对任何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人物及其思想进行个案分析，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出他究竟是“反马”“是马”或者“混马”，从而也极易弄清楚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究竟是“第三种传统”抑或是一种“意义复合体”。在西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有的能够坚持从辩证法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阐发，肯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性和自我批判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将唯物史观附加在马克思名下。在他们看来：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在于固守马克思提出的一些具体结论，而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即便马克思的个别命题被证明是错误的，人们仍然可以通过坚持唯物辩证法来表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对之不加批判地照单全收，对之成果要有选择地予以接纳，不能教条式对待它，更不能将之神圣化，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意义在于它的方法（唯物辩证法），只有沿着辩证唯物主义开辟的道路前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能得到发展、扩大和加深”[20]；据此对其主要内容进行独特诠释，就从总体上肯认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要点，批判了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机械性的理解，彰显了一个借助现代西方哲学框架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性积极重振和奋力开拓的新形态。在西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也有人强调马克思主义就只是它的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正是它开创的新历史观才标志着它不是一种理论教条。如柯尔施所说，马克思主义是完全非教条和反教条的、历史的和批判的，“因而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这一观点包括把唯物史观应用于唯物史观本身”[21]59。克服教条主义的最好办法，也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最好途径，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自身置于历史分析的领域，从历史的、发展的视角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作是历史演变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保持一致，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离开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将无以存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21]38，它将自己的理论“嵌入现实世界中”，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般理论表现，深刻把握住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处处以改造世界的实践原则达到理论批判的根本目的“。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原则的最精确的表达”[1]363。正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强调马克思主义某一方面的内容有些极端，其诠释范式也离奇古怪，但是总体上依然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自我规定性，基本上属于马克思主义范围。但是，对当代的各种所谓“后马克思主义”是否也可以作如是观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当代的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已然徒具马克思主义之名，并无马克思主义之实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日渐式微和各种后现代主义的迅速崛起，自然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思想语境和文化底蕴，它以另类思维向马克思主义“开战”，试图通过解构、颠覆马克思主义以换来某种理论尊严，实际上是借助马克思并通过马克思的理论碎片达到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比如，通过彰显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从根本意义上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基本原则，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与精髓，使完整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意义放任、自我裂变中跌进一个崩溃性逻辑中，在泛化、边缘化、碎片化的非法操作中营造出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语义，在后学精神的自残、自虐乃至自杀中最终告别马克思主义，这与其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肯认，不如说是对它的严重拒绝，“与其说是一种后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一种修正主义”[22]。可见，“后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与篡改，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后修正主义。
作者：朱荣英 单位：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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