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对东方社会问题的研究，是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在剖析东方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东方社会理论的重要观点，包括世界历史和在世界条件下各国之间发展的互相影响性；东西方矛盾是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东方国家历史传统的特殊性决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等等。特别是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落后民族国家的发展既受到本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影响，又受到世界整体相互依存的影响，尤其是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令同一时期的各国发展具有共时性，社会生产力实现了“移植”的作用，因为落后国家和民族只有“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走非常规的、跨越式发展道路。这意味着，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需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获得合理的解释。正是通过对东方社会的研究，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是与历史的物质的生产条件相适应的，并非一切民族国家必经的生产方式。他反对将东西方社会做简单机械的类比，反对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当做唯一模式去剪裁历史。马克思曾鲜明指出，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社会形态，俄国都属于半亚细亚半东方社会，印度和中国才是真正的东方社会，中国是东方社会“活的化石”，体现着一切东方社会的共同特征。列宁也认为东方革命比俄国革命具有更多的特色。如果说，任何的理论的形成都存在一个逻辑起点，那么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就是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逻辑起点，决定了毛泽东现代化理论的客观基础和价值取向。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是被强行纳入到世界历史轨道的，使得生产力具有鲜明的二重性特征，即作为落后生产力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90%，作为先进生产力的现代工业占10%且较为集中。造成了两种可能“，两个中国之命运”，这不仅取决于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取决于世界历史的方向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近代中国现代化史的走势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形成的双重效应异常矛盾：新式工业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此种发展却呈现畸形的状态。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无产阶级革命相呼应，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迅速连成一个历史整体，猛烈地冲击着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正处于这个时代之中。而把社会主义理论应用于解决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现代化问题，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在探索中，从马克思东方社会的世界历史视域出发，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西方发达国家及“半东方”国家内不可能产生的“矛盾群”，即中华民族与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人民大众与封建势力、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十分复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新民主主义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中，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结构的辩证法，从中国的“矛盾群”中找出主要矛盾（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并把握不同时期的不同的主要矛盾及时转变。正是有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世界性互动的科学认识方法，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实现了由不自觉向自觉地转换。
二、毛泽东的文化现代化思想
从世界现代化历史来看，现代化过程又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与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认同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看，第一次的科学革命培育了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并推动了当时欧洲世俗精神的发展。作为应激型现代化国家，“大一统”思想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思维惰性，排斥抗拒现代工业文明。自十九世纪末，一百多年间的三个世纪里，中国人向国外学得不少，但行不通，理想总不能实现。无论是“中体西用论”还是“西方中心论”都体现着一种初级、简单、化约的事实性认同方式，梁启超的《欧洲心影路》虽深刻地揭示了国外文化的弊端，却回转成了文化保守主义。特别到了“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倾向演化为知识群体的规模行为，导致了文化冲突下的全方位思想危机。正如美国学者李约瑟博士指出的，“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国外人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地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毛泽东也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谈到，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多次奋斗，像辛亥革命那样的全国规模的运动最终也以同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这也说明孙中山未能解决中国文化认同的难题。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促使中国人找到“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美国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教授谈到，毛泽东反复强调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条件，还要把中国和国外的因素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新的综合体。除了传统主流文化之外，还应包括民族心理和经验的要素。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逐渐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上升为一种自觉，提出“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要把握中国文化发展规律应采取“倒行法”，即先学习西方的近代文化，然后反过来研究中国文化及其发展规律，因为“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同时，“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下，正确处理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转型。新中国成立后，在面向世界新文化的过程中，毛泽东相继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在吸收外来文化同时对其进行民族化的改造，使得中国文化认同难题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三、毛泽东的经济现代化思想：
中国工业化道路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完成国家的工业化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核心在七届二中全会明确的目标。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具有民族的形式，苏共二十大后，中共领导人敏锐地觉察到必须探寻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1956年毛泽东关于论十大关系的思考，提出了以苏为鉴，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事实上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的初步设想。这条道路的特征是把社会主义、中国国情与现代化联系起来，走一条既不同于西欧又有别于东欧的第三条道路，那就是“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另外，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工业革命与科学技术革命自始就结合在一起，尤其到了现代，科技革命率先于工业革命，逐步形成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发展链条。所以，中国的工业化应当“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以跨越式发展形式步入工业化的国家行列。建国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与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国家的经济战略始终以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和技术发展计划。但在1956年和1957年，毛泽东于《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相继提出了“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以及“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并把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并列，即所谓的三个现代化，在党内开启了探索之风。同时，毛泽东也主张根据国情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保留由国家引导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美国学者莫里斯·梅纳斯认为，《论十大关系》“虽然措辞隐晦，却清楚地要求放弃苏联型的五年计划，并概述了一种根本不同的战略。”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怀疑，试图要跳出苏联模式的举措。美国学者费正清也认为：“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作风上，毛泽东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少苏联化倾向的人物。50年代中期，他就发动大家齐心协力使中国摆脱苏联发展模式的束缚。”体现出毛泽东力图探索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最初尝试。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又指出：“过去安排是重、轻、农，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重放到第三位，重工业要为轻、农服务。”这都反映出经济战略启动慢慢转入常态调整的过程，把工业发展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1959年末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提出了积极的意见。他批评废除商品和货币的错误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生产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要利用诸如商品生产、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应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克服商品生产的消极作用。他特别强调，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对社会产品实行等价交换，不能无偿占有。这些看法是非常宝贵的，有益于经济的搞活。他还提到了“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也进一步拓展了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四、毛泽东的政党现代化思想现代化与政党密切联系，现代化的历史，特别是后发外生型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证明，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领导集团与政党，是这一国家现代化顺利运行的首要原因。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组合方式和功能与西方先发现代化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有很大的区别，它不是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发展了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产物，而是在内外压力的综合作用下扭转社会危机和整合社会资源的产物。它既是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又是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革命力量，具有适应实现中国现代化需要的内涵和功能。毛泽东提出的将先进的理论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的命题及思路，深刻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政党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品质，这也是毛泽东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产。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传入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受到苏联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和对中国国情认识状况的制约。
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困扰着刚刚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人。这个教条主义最初表现就是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提出的“二次革命论”，它混淆了作为现代化道路选择的社会主义和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区别，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来造成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脱离了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创造条件的价值轨道。而后来王明的“一次革命论”，实际上夸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来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将其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样也视为中国革命的目标，脱离了解决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主要矛盾的要求。毛泽东同教条主义进行了长期不妥协的斗争，他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轻视革命实践，轻视群众斗争经验，照抄马列主义“本本”的错误倾向，第一次提出了从实际出发的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为此，他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他身体力行对中国的国情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关系，抗日战争前夕他对哲学进行深入研究，写下《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这两篇著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总结了反对教条主义斗争的经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毛泽东深刻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8]P534在延安整风中，他倡导全党，要以研究中国革命重大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正确解决革命道路、战略等重大问题，引导革命取得胜利。他把同教条主义斗争的经验提升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给实事求是注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内涵，使之成为针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而上学论的思想武器。可以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在实践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现代化的灵魂。按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模式，共产党的队伍应以工人成分为主，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客观形势使得共产党人转向农村寻求革命力量与立足点，农民成分的党员成为党员的主体。直至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党员数量剧增，党员成分实际上包括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小职员等诸多群体先进分子在内。面对新的局势，如何加强巩固党的现代化水平，尖锐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列宁曾对俄国东部各民族共产主义者说过“：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19]P79毛泽东面对新的形势，在解决列宁提出的这个问题上，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高度的政治智慧，起草和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大量的报告和讲话。首先，毛泽东率先提出要在农村这个特殊环境中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对他们进行思想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党员不仅要从组织上入党，而且要从思想上入党。在1928年底，毛泽东总结井冈山的工农武装斗争实践经验时，就提出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他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20]P77其次，毛泽东还明确了全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区别其他现代化国家政党的根本标志。他指出：“我们的共产党这个队伍是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12]P1004，而“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2]P1094再次，毛泽东也表达了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进行党的建设的基本途径。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指出“：党的建设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18]P605这不仅是经验的总结，也反映出毛泽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实现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使党成为强而有力的现代化政党的思想认识上的成熟。
四、结语
总之，毛泽东的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语境并未完成，在此语境中，它并不是只保留本民族优秀传统，它离不开世界现代化整体的联系，更是对民族狭隘性的否定和超越，它意味着一个民族能够充分调动自己的内聚力，形成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事实表明，多样性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征或者状态。但是，这些多样性都是在整个世界现代化历史中发展并呈现出来的，是受整个世界现代化历史发展规律所制约的，脱离整个世界现代化历史而独自发展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要在马克思的世界现代化历史理论指引下，更好地坚持整体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作者：徐子棉 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