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借鉴摒弃西方文化的保障“：二批”
中国既不要大惊小怪，又要认真抵制，深入探究“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抵制的资本主义倾向，如何正确地进行批判，还有必要继续进行研究并作出妥善的规定，以防重犯过去的错误。”[4]并通过努力办好中国的教育，使人们意识到：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但“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4]遗憾地是，由于国内外各种复杂原因，虽然中国制定的借鉴西方先进文化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在思想文化领域还是带进了西方一些消极腐朽的东西，一些党员干部出现了一切向钱看、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一些地方涌现出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丑恶行为，一些同志热衷于空谈西方抽象的人道主义、异化论和文艺的最高目的是“表现自我”等错误主张，致使中国在1989年爆发了严重的政治风潮。今后中国既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自力更生和平等互利基础上大胆借鉴西方进步文化；也要汲取历史教训、保持头脑清醒，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教育人民顽强抵制住西方腐朽思想的侵蚀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泛滥，有力揭穿西方拿资本主义人权、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的幌子，刹住资产阶级自由化之风。为此，中国必须提高对西方文化的鉴别力，坚决批判其落后腐朽的东西。
1.摒弃西方的民主、多党制和三权鼎立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不断强调：“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4]1979年3月30日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坚定地说：“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4]譬如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4]在学生闹事问题上他郑重指出：“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3]香港和澳门坚持“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在世界上首创了港澳问题完全可以根据中国自身特点决定其制度和管理、而不需完全照搬英美国家制度的典范。
2.摒弃西方的精神污染
邓小平在强调中国要善于利用西方智力、知识和经验搞好文化建设的同时，反复告诫人们：在思想政治方面，“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由于近年国际交往增多，受到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崇洋媚外的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今后还会增多。”[4]中国一定要高度重视和切实解决，努力克服人们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他还多次强调：中共过去之所以在困难情况下战胜千难险阻、取得革命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因此“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3]在视察北京亚运会场馆时他风趣地说：我来就是想看看中国和外国的月亮到底谁更圆？“看来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比外国圆。现在有些青年人总以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他们要进行教育。”[2]
3.摒弃西方艺术的民族形式
艺术是民族文化底蕴的反映物。邓小平始终强调：文艺工作者既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力，“认真专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4]，也要认清艺术界存在的精神污染现象，克服行行色色的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危害，创造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民族艺术形式。
二、借鉴摒弃西方文化的关键“：三改”
邓小平一贯主张：认识落后才能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能赶超先进。中国既要以引进西方文化为起点，在技术水平、科学研究、管理方式和经营方法等方面来一次彻底革命，更要有赶超西方文化的雄心壮志，紧密结合中国文化特点基础，大胆改进中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思想文化。当然，这里面也有个速度、规模和原则问题，中国要量力而行、处理恰当。在会见英籍作家韩素音时他反思道：中国虽然在科教方面损失了二三十年时间，但只要我们能够“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先学会它们，再在这个基础上创新，那么，我们就是有希望的。”[2]此后，他多次以鞍钢引进西方技术和改造企业为例强调：“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4]比如日本，引进一个技术就集中一批人来攻，不仅吸收，而且改进。关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人员的比重问题，西方也是随本国科技发展水平提高而不断改进。开始西方科技人员和工人比例为1:8，后来科技发展了才倒过来为8:1。农业和不会管理是拖中国发展后腿的两个问题，为此，中国要在引进西方文化基础上，结合实际加以改进，一批批地把外行变为内行、把半内行变为全内行。1986年4月，他会见捐资助学的香港知名人士时感叹道：中国既缺知识，也缺人才。“现在世界上科学技术发展得很快，美国搞‘星球大战’，欧洲搞‘尤里卡’计划。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多大，它代表了科学知识的飞跃前进。不只是在军事方面的作用，还可以带动整个社会工业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2]在这些方面中国要多投资，不一定比西方好，但在激光、生物工程、粒子束和计算机等高科技领域一定要加大研发力度，极大推动了中国“863”等一系列高科技计划的贯彻落实，为中国今天许多高科技领域居国际先进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摒弃西方文化的目的“：四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结合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清醒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和强大的精神支柱，却具有封闭性、保守性等消极因素，如何将其转化为面向现代化、世界和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化，除了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其弊端外，还须与西方先进文化进行交流对话和优势互补。但由于中西方在基本制度、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价值诉求和宗教信仰等方面有本质差别，中国必须对中西文化加以系统比较和全面分析，在有效借鉴两者共性发展规律的同时，高度警惕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和文化侵蚀。就物质文化而言，中国要“采取两手政策，既要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3]因为“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4]因此，中国要有领导、有秩序地大胆引进西方先进的物质文化为我所用。就制度文化而言，中国“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3]在政治的大是大非上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既不能学习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宣扬的私有化、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在政治上宣扬的三权分立、多党轮流制和两院制、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在文化上宣扬的指导思想多元化、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在价值观上宣扬的极端个人主义、歪曲党和人民的奋斗历史等错误主张；也不能不切中国实际、完全照搬西方制度，而应坚持“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3]但在政治模式的具体运作规律上可以借鉴西方。正如邓小平所言：中国的制度同西方不同，西方搞议会制，中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我们虽不会改变这种制度，但中国制度中存在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要改变。比如西方搞竞选制，中国工厂的车间主任和班组长也可通过选举产生。就精神文化而言，中国“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严厉批评那些“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评，而是一窝蜂地盲目崇拜”的同志，使他们清醒认识到“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3]今后中国要用教育、而非运动的方式把同“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4]的斗争进行到底，并高度警惕：“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他们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3]既反对照搬西方民主自由等右的干扰，也防止来自习惯势力的“左”的干扰。中西文化虽然是两种不同属性的文化形态，但其内在发展规律却有共性。邓小平始终坚持毛泽东对文化阶级性的论断，今后中国在扬弃西方文化的进程中要坚持邓小平总结的经验：对西方无阶级性的科技、外资和管理等物质文化，要敞开胸怀、大胆接纳和为我所用；对西方有阶级性的制度和精神文化，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其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但属于中西文化发展普遍规律的内容则要积极借鉴。总之，邓小平总结概括的借鉴摒弃西方文化的“一用二批三改四创”模式，实质上是他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对待西方文化的结果。这一模式既形象好记和实用有效，又是方法指导和经验概括。既具有方式手段等工具性特征、又具有价值目标等意识形态性，内蕴着引进吸收、批判改造和发展创新等思想内涵。它虽不可避免地带有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烙印，但无论如何为中国当前积极扬弃西方文化提供了模式借鉴。
作者：左玲 单位：西安石油大学思政部
作为公民品德教育，其应有的主要内容是培养公民的诚信、正直、自尊、友爱，等等。但是作为现代公民教育，更要培养公民的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良好品德，在注重其美好品德行为的同时，要强调公民的权责意识，使其能够积极主动的去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能够有效的承担和使用自己应有政治权利，积极行使参政、议政的政治责任。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只有包含公民品德教育和公民权责教育两个方面的公民教育才是完整的公民教育。就美国公民教育中的权责教育来看，其所包涵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强调每个个体所应充分享有的权利。诸如个人生命的权利、自主自由行动权利、尊严的权利、安全的权利、机会均等的权利、公平正义的权利、个人隐私的权利和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第二，强调个人所应享有的自由。美国公民教育十分强调对个人各种自由权利保证，个人自由一般来说包括政治参与的自由、信仰宗教的自由、思想意识的自由、集会出版自由、咨询获得信息的自由及表达个人感情的自由。第三，强调个人所应承担的具体责任。美国公民教育对个人具体责任主要强调的内容有:尊重人的生命权、尊重他人所拥有的权利、自由、宽容、有同情心、自我控制、参与民主程序、尊重他人财产等。第四，政府及其职能。具体内容有，由人民来选举政府，政府必须要尊重和保护个人应有的权利和自由，政府的职责之一就是保护民权，政府存在的意义在于为大众谋求福祉。总之，美国广泛开展的公民权责教育，其最终落脚点在于培养美国“好公民”。
1．着力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提高驾驭意识形态的能力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成员利益分化加剧，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我们社会上出现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淡化的现象，社会成员对改革的要求和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分歧。长期存在于我们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讲假话、大话、空话、套话等种种形式主义的做法，严重弱化了我们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思想宣传和道德价值观教育方面，我们的宣传和教育工作，长期以来形成一种僵化的套路，理论逐渐狭隘化与实践逐步脱节。主流意识形态的缺位问题在今天非常尖锐的凸显出来。毫不夸张的说，意识形态关乎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关乎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从西方国家着力加强其公民教育，倡导其主流价值理念的公民教育实践中我们应该认识到，必须要加强我们国家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党的各级组织是意识形态教育的落实者，在具体工作中要拓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种宣传渠道，加大对基层思想文化设施的投入，以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灌输。对电视、广播、报纸、网路等新闻传播媒介要加强管理，对一些危害社会主流价值的行为做法予以严厉打击，同时树立典型的正面形象，通过榜样来引导社会成员。
2．加强道德观、价值观以及公民责任意识宣传教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对人民群众进行道德观、价值观和公民责任意识的宣传教育，是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方法。长久以来，我们在各领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单向度的强调理想信念、宏伟目标等大道理的宣讲，造成思想政治工作逐渐的狭隘化，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宣讲逐渐麻木，甚至有抵触情绪。从西方国家公民教育的实施过程来看，注重对人的基础教育以及着力提高公民的基本素质，是其取得公民教育成功的重要经验。因此，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在加强道德观、价值观教育的同时注重公民责任意识的宣传教育，把对人民群众基本素质的提高放到重要位置，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标准来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作者：赵科宁 单位：郑州华信学院
一、中西文化的差异与互补
（一）伦理型与法理型
人们日常生活中听到最多的就是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这一类强调纲常伦理、礼仪规范的教诲。中国文化注重教化，重心性修养，以培养知书达理、善良本分的人为基本目的。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主张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张自然为善，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西方文化属于“法理型”，它从“原罪说”和“性恶”的角度出发，主张建立严密的法律法规来抑制个人的私欲和动物性本能，以“他律”来促使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维护社会秩序。据说，美国的律师多，地位高，代表着对正义的追求，美国律师人数几乎占世界律师总数的三分之一。西方文化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主张以法治为主，德治为辅。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西方文化以自然为恶，强调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二元对立，主张征服自然，不断向自然索取。
（二）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
中国文化以家庭、家族、宗族的利益为重，个人的成败、荣辱、沉浮完全与家庭紧密相连，个人的努力奋斗，为的是光宗耀祖、光耀门庭。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来没有把个人这个实体看做独立的价值，中国人看重的是个人对祖国、社会、家庭或历史的价值，天赋人责，义务本位，义务是第一性的。以家族为本位，意味着家庭的利益高于个人，时时刻刻需要优先考虑家庭和亲属的利益。个人利益要么放后，要么不作数或者被压抑牺牲。个人本位的西方文化，重的是每个人自我的价值，认为人天生就应该独立自主，不依附于别人。个人本位强调的是人的天性无比宝贵，个人的尊严、自由、生命以及其他权利神圣不可侵犯。萨特认为：人是自己的创造者、建设者和活动的主体，人在为自己选择时，就是在整个人类面前的选择，“他肩上负有全世界的重担”。这种观点强调个人、个体重于家庭、集体和整体，认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集体和整体必须重视与保护个人和个体。
（三）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
中国文化重视的是整体思维、综合思维，无论什么事，注重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个体和观察事物，着眼于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所谓“大处着眼”说的就是这种倾向。因为在中国人内心的价值排序中，国家、集体、家庭、家族和整体的利益总是大于和重于个人、个体与部分的，所以中国人考虑问题常常是从上至下，从大到小，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如姓名，中国人总是把象征家族的姓排在前，而表示个人的名则排在后。写信封，国家、省、市地区的名称总是排在前，而自己居住的街巷、楼房总是排在后面。西方文化重视的是个体思维、逻辑思维和分析思维。他们注重的是个体的人，善于从个体把握集体，从部分把握整体。西方人逻辑思维能力强，长于对某一个体、某一部分做精密的分析，能够透过表象、表层去探究内在的成分、元素与规律、原理。他们的对事物和问题的考虑，常常是把个人放在最前边，而把姓氏家庭放在后面。为了达到对某一事物的透彻了解，他们不惜丢开其它，去求取“片面的深刻”。上面三条，主要是从中西文化的大处和一些显著特征着眼，具体区别还很多，诸如中国文化重视艺术与道德，西方文化重视宗教与科学；中国人敬人，西方人敬神；中国人讲人情，西方人讲规则；中国人重心灵人生，尤爱诗性生活，西方人重自由、权力，谁也不能轻易去干涉他；中国文化尚等级，西方文化尚平等；中国文化重视人情关系，凡事讲合情，所以中国的政治理想是追求和谐；西方文化重视学理法理，凡事讲合理，所以西方的政治理想是追求正义。中国文化具有伦理化、感性化、人情化的倾向，西方文化具有知识化、理性化、逻辑化的倾向；中国文化是从整体性价值观上产生的，中国文化大厦建立在整体性、秩序性、中庸性三大价值观基础上，西方文化是从个体性价值观上产生的，西方文化大厦就建立在个体性、自由性、竞争性三大价值观之上。从近现代历史来看，重视科学技术和商业贸易的西方文化引导他们走上了一条富国强兵的强大之路，强力文化支撑着他们不断地探寻、开拓和创新，因此一部近现代的世界历史一直是西方文化在引领着世界潮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上以其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强大成为其他地区和民族学习追赶的榜样。包括环境建设与环境保护，西方人由于较早尝到了自然报复的苦果，他们觉醒也早，因此绿色发展、绿色革命、绿色经济、绿色文学、绿党等“绿色浪潮”的兴起与提倡，也是从西方发源，并逐步向其他地区推广。比如对全球性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的探究催生了生态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等众多学科，其研究热潮最早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此后“大自然的权利”、“大地伦理学”、“敬畏生命”、“动物解放”、“科学也疯狂”、“寂静的春天”、“发展伦理学”、“生态纪”多种概念、观念逐渐推广普及，生态问题引起了人类的特殊关注，生态文明建设也逐渐被提到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议事日程，谁都不敢再漠视。总之，中西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它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有对立冲突的一面，也有互相契合，互相补充的另一方面。中国美学家宗白华曾尖锐批判西方文化说：“中华民族很早就发现了宇宙旋律与生命节奏的秘密而近代西洋人把握科学权力的秘密，征服了自然，征服了科学落后的民族，但不肯体会人类全体共同生活的旋律美，不肯参天地，赞化育，提携全世界的生命，演奏壮丽的交响乐，感谢造化宣示给我们的创化机密，而以厮杀之声暴露人性的丑恶，西洋文明又要往哪里去？哪里去？这都是引起我们惆怅、深思的问题。”〔2〕中西文化的差别显而易见，他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警觉。正由于中西文化存在许多差异（中国文化缺乏民主思想、自由传统，缺乏深入探究的科学精神需要向西方学习，西方文化缺乏“仁者爱人”、“万物一体”、“和而不同”的思想，其自我中心主义、自我霸权主义的倾向必须遏制），这种差异是互补的基础，是相互交流的动力，互有补偏救弊之功用，因此两种文化需要互相欣赏，互相学习，加强交流对话与尊重合作，以求共同的发展。每一种文化都需要虚心向异质文化学习，将世间所有的普世价值和文明成果都拿来供自己使用，力争做到一元主导，多元辅补，汇通古今，兼容中西，这样才能做到“文化，使生活更美好”，文化帮助我们建设美丽家园、过上美好生活。
二、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
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环境问题，都面临着一个如何改变过去的错误方法态度，洗心革面，尊重自然规律，学会更好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相依为命，共生共荣。
（一）用文化推进环境保护与建设
用文化的眼光来透视当今世界存在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我们不难发现，世间一切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是人类贪婪、自私自利、鼠目寸光和非理性行为造成的，那么错误的纠正和消除也得靠人自己来完成。既然心是身体的“主宰”，是指导人们行为与思想的源头，那么治心——正心、修心、使之不再犯邪，不再迷茫，不再胡作非为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对人而言，第一该做的事就是扫除贪欲，清心寡欲。近些年来，盛行于世的西方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使人们陶醉于大量物质消费的陷阱，过分膨胀的享乐欲望纵容着人们的无节制的物质消费，几乎人人都希望拥有汽车、别墅、空调等物品，“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全球流行，70亿人正在竞相奢侈地消费着地球，这种疯狂的追求在加剧着全球的生态危机。这便需要我们提倡励精图治，抵制奢靡之风，以节约为美，以俭朴为荣，提倡减欲、节欲，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禁欲。工业要减排，身体要减肥，心灵要减欲，减掉那些多余和臃肿的部分，发展才会更健康，人类才会更强壮。做好减欲、节欲，就是学会选择与放弃，另寻新的出路。在当今这个欲望炽烈、贪恋金钱和物质、渴盼成功的时代，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物欲横流是以精神生活的沦丧作为代价的，人之异于禽兽就在于人身上体现的人性的高尚和精神的伟大。如果让人沉入感官快乐的享乐主义，那就会走上一条十分危险的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认为：“人类最大的恶源自人类本身”，恶之泛滥可以导致“人与人相互为狼”。那就极其可悲。《礼记．曲上》云：“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告诫的就是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否则会自取其祸。因此我们需要洗心涤肺，克己节欲，更好地认识自己，战胜物质贪欲。正如一个人的发展必须以自身的健康与修养为基础来进行发展一样，我们现在面临的也是必须以一个个人的心灵为对象来考虑改进。若欲驾驭天下，首先要驾驭得了自己的心。我们要用《道德经》的“无为，无我，无欲，居下，清虚，自然”的思想，排除贪胜之心，学会“训心”之术，剔除邪恶的因子，释放光明的元素，经过一番痛苦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艰难历程，转变自己的行为态度，不再做任何破坏生态环境的事，让人性更高尚，精神更伟大。要提倡节欲，奉行以节欲主义作为生活与消费原则的价值观应是现代人明智的选择。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和弘扬以节欲主义为基石的现代消费意识，超越物欲占有的私有观念，守住价值底线，抵制人欲横流，肩负起引领世人精神方向的责任，朝着神性圣地进发。其次，要调整我们的追求目标，改善我们的价值观。这些年“发展就是硬道理”，“发展”成了强迫人们不停地进取，不断奋进的目标，催逼着人们不敢懈怠，匆匆向前。但“发展”往往被简化为经济指标、统计数字，通俗说就是GDP崇拜。于是以经济增长为动力的普遍工业化运动“所向披靡”，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物质绩效成为评判一切的标准，追逐物质利益成为一种竞技游戏，诱使人们实现了从存在向占有的明显堕落。当经济成为中心，发展就是一切，必然要牺牲或冲击、冲淡对环境的保护。以昆明的滇池为例，那种不顾一切的对自然的盘剥、榨取与践踏，短期奏效，长远来看却得不偿失，必然苦果自尝，要遭报复的。已经有人算过账说：“将滇池流域所有工业企业上交国家的税利全部拿出来，也不够治理滇池。”其代价之大，耗资之巨，那是让人足以深悟痛悔的。而且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圈以水圈为核心，水圈一旦遭到破坏，其连锁反应造成的各种损失将是灾难性的，再多的金钱也无法弥补。2010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3月22日世界水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污水比战争更加致命”，“全球每天排放大约20万吨工业、农业和生活废水，这些污水加速疾病传播，损害生态系统。”全球半数以上住院患者染病与污水相关，每年由此致死致病的达数以百万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污水比战争等暴力活动更加致命。”〔3〕沉痛的教训表明，以往的发展太急功近利，过于近视、短暂，甚至出现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野蛮方式，既违反科学规律，也根本不能持久。我们必须从这些典型事例吸取教训，对发展进行严格而全面的考量，不能一叶障目，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我们并不简单地反对发展，但却坚决反对盲目的发展，尤其要反对那种不计成本、不问后果、危害子孙后代长远利益的发展。经济的高速发展固然可喜，但如果是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牺牲道德、正义和文明去换取，那样的繁荣就十分脆弱和危险。因为当自然环境被破坏，生态功能没有了，人类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也将无法保障。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早就告诫过世人，“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德国诗人荷尔德林也说过：“将人间变成地狱的原因，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这说明动机好并不可靠，良好的愿望也不一定就能结出好果子，必须要配合上正确的目标、方法和手段，才能保证结果的圆满。文化告诉我们从事环境保护与建设是一个漫长复杂而艰巨的事业。我们不能企盼一夜成名，“速胜论”只能导致“失败论”。我们应当树立打硬仗、持久战的思想，只要努力一分，条件就会改善一分；早改善一分，成功的把握就会增大一分，胜利的到来也就早一日。为提高保护与建设的功效，我们既要反对悲观主义的论调，也要克服贪便宜尚空谈的盲目乐观论调，脚踏实地走向稳步的胜利。如何做到既不破坏或尽少破坏自然环境，又不至于因此而阻碍社会历史和经济的发展，影响人们对现代生活的合理诉求，这既需要用文化宣传和思想教育、政策指令来加以引导，还需要用道德和法律来指导和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道德和法律是调整和规范人们行为的两种有用工具，它们让人们知道什么是对的、好的和善的，什么是错的、坏的和恶的；什么该做，应做，什么不该做，不能做。道德和法律作为一切文明社会的两大支柱，引导人们“为善去恶”，除私欲去恶念，遵良知，按良心为人处世。
（二）培养一大批高素质的公民
古代圣贤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与义，是做人之本，立身之道。它涉及广义的社会理想、文化理想、政治理想、道德理想等，属于人道意义上的“道”，同时也被理解为社会文化、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的价值原则。它表现为一种规范系统，从正面看，它告诉人们什么可以做、应当如何做，引导人们去做应该做的事；从反面看，它告诉人们什么不可以做，对人们的行为加以约束限制。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行善或作恶都是人自己的事。我们也许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可是只要下定决心，就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都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这些就需要全体人逐渐建立一种“生态自觉”、“环保自觉”的意识和习性，改变所有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做负责任、敢担当的合格的生态公民。只有每个人真正能直面环境与生态危机，节制消费不浪费，不追时尚追高尚，首先实现了人的“自我革命”，增强了生态文明意识，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和谐共荣。这个过程需要由“精英”知识分子的倡导呼吁开始，逐渐在主流社会产生影响，当这种“倡导呼吁”被政府接受并成为政府行为时，政府强大的行政力量和宣传工具又反过来教化民众、影响民众，使其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努力方向。如果仅靠少数人的强调、外力的制约，而没有真正形成全社会成员的文化自觉、生活习惯、无意识行为时，所谓的保护与治理都不可靠，努力会付诸东流，美好的愿望会破产。多年的努力和实践告诉人们，环境保护与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指令、专业部门和相关组织推进就能奏效，依靠一两个机构并不可靠，而是要靠提高全民保护环境、爱护环境的生态意识，教育人民认识环境污染破坏的危害，建立邪不压正的文明社会，争取大众支持治理和保护工作，从政治、经济、技术、资源、人口、资金等多方面合作来破解这一难题。
三、结语
生态文明——环境保护与建设最关键的是管好人。只要我们将改变人的思想、理念作为着眼点，将控制和规范人的行为作为中心，人的问题解决好了，一切问题就有希望了。人的问题解决不好，一切便毫无希望。这就需要我们在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时，必须认真审视自己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审视自身与大自然的关系，只有改变人们自身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目标追求，从人类中心主义中走出来，走向关爱万物的自然生态观，使人性之善战胜人性之恶，才能实现人类永恒的幸福。起来，行动起来，让我们把宣言化为行动，抢救我们的生存环境，保护人类的希望和幸福，创造面向未来的生态文明！
作者：蔡毅
我们不妨把电视传播的本体性“娱乐功能”，视为一种原生或原初的基本功能，与在市场化的传媒经济中产生、在服从于商业化游戏规则的收视率竞争中形成的电视传播娱乐化现象，不可同日而语。前者的价值观念源自西方传统的娱乐观念，而后者则与非传统的娱乐观念发生共生关系——即互为发生、发展之因果。更确切地说，娱乐化现象是反传统的西方消费主义时代的必然产物。诸如“逐臭”的八卦新闻节目、彻底商业化操作的“选秀”节目，与吸毒、、酗酒、性紊乱并生的《性手枪》之类的粗俗流行音乐节目，还有《疯狂主妇》、《绯闻女孩》之类充满暴力、血腥、色情、淫邪的电视剧等等，都是娱乐化现象的具体表现，都体现着西方电视传播的非传统娱乐化功能。根据电视文化学原理，本体论语境中电视传播的娱乐功能，作为大众传播基本功能之一，与其教育功能和认识功能有机结合，构成整个传播功能的完整系统，共同发挥电视文化的特殊社会作用，构筑起基础性的电视文化生态。通俗地说，电视文化传播的初衷，首先是为大众提供教化道德、认识社会的文化窗口和电子教科书，与此同时，让受众在观赏电视音像时享受到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快乐感、满足感。鉴此，娱乐功能是电视传播与生俱来的本体性功能，拥有毋庸置疑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它既不可能导致“娱乐至死”的电视文化生态悲剧，也不是提供商业文化“丰盛大餐”式的娱乐化狂欢的原始动力。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电视传播的本体性娱乐功能与传统娱乐功能，也有区别：前者具有原生、本体的基础属性，因而只能作为电视文化原理的本体论术语，而后者却是在电视文化发生之后，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电视传播功能。
一、早期西方电视剧所传承的传统娱乐功能
众所周知，除新闻信息、综艺节目之外，涵揽舞台剧、电视剧的戏剧节目历来是西方电视传媒的节目重点。在此，我们侧重以电视剧为观照对象，回顾西方电视传播曾经如何承续传统娱乐功能，建构了怎样的西方电视文化生态。电视文化发生期到20世纪60年代左右。从艺术发展的历史看，电视剧与文学、音乐、舞蹈、舞台剧等艺术门类的悠久历史相比较，可算是资历尚浅。即使和电影的历史比起来，也还要“年轻”许多。正因为如此，西方电视传播的早期，电视剧的创作自然而然地沿袭了拥有古老历史的艺术传统，从而秉承以精英文化为价值标准、以高雅艺术为审美取向的传统娱乐理念，并依此建构了决定其文化导向与审美趣味的传统娱乐功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即使像美国这样的由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导致高度利益化、功利化的国家，其早期的电视传播也还没有被铜臭味熏陶出肆意反传统的“娱乐化”趋向。由于清教徒道德传统，以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依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正面管束，“从道德信条上来看，早期的美国电视剧是比较严肃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戏剧节目成为美国电视传播最热门的节目。那个时代被称为“百老汇统治的黄金时代”，播出的都是“精品戏剧”[6]。这样的状况表明：传统娱乐功能主导着电视传播；同时，我们也可以据此判断：当时的电视文化生态处于一种传统的和谐态势，即电视传播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保持着一种前“消费主义时代”的和谐关系。毫无疑问，电视传播所发挥的传统娱乐功能，协同其教育功能和认识功能，为那一时期西方世界的文化适应、知识传授、审美教育、道德教化等，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顺着这样的电视文化生态逻辑，我们可以回溯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借用马丁•斯科塞斯那影响深远的电影的灵光，让我们回到西方电视剧的“纯真时代”：20世纪50、60年代，“追求‘幸福生活’的气氛极大地影响到电视，在城郊高档住宅区拥有一所房子，有一个能挣钱的白领丈夫、贤惠美丽的妻子和健康活泼的孩子组成的家庭，成为一代美国人的梦想。电视努力在屏幕上让这种好梦成真”，在“这个城郊之梦里没有毒品，拒绝色情，并且回避危险的陌生人、公共交通工具、经济动荡以及一切同城市生活相关的可能引起忧虑的现象”[7]。美国医生剧，当今中国的电视剧迷最为熟悉的可能是《实习医生格蕾》、《豪斯医生》等。其实，医生剧是美国创制最早的电视剧类型之一，时至今日，已经成为美国电视连续剧最主要的几种传统类型之一。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便创制了《本•凯西》、《基尔戴尔医生》、《马库斯•威尔比医学博士》等医生剧，并通过炙手可热的电视传播，迅速流行于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这些连续剧的成功可能和美国社会给予医生行业的崇高地位有关；电视剧反过来又给这个行业加上一些额外的东西：罗曼史的光彩。虽然这些男男女女都只是普通人，但是，我们在电视上每周看到他们在巨大压力下的英雄的业绩，他们的病人似乎总是会恢复”[8]。那些营造“纯真时代”的“美国梦”的肥皂剧，塑造硬汉、美女的光彩形象的西部剧，以及称颂医生的平民英雄美德的医生剧，还有宣扬主持社会公道的律师剧、警察剧等，构成了美国早期电视剧的基本类型，并逐渐构建了一种流传至今的体现着传统娱乐功能的电视文化生态。英国电视剧发展史上，有一道亮丽的风景，那就是移植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萧伯纳的《圣人琼》、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戏剧、文学名著。其中，最应该载入世界电视剧史册的剧作之一，是BBC改编自狄更斯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荒凉山庄》（《BleakHouse》）。该剧揭露和批判了社会的黑暗、法制的腐败，鞭挞了反人道的邪恶人心，同时也表达了对同情弱者、法律公正以及坦荡慷慨优秀品质的渴望，从而在让观众感动于维多利亚式的喜怒哀乐之余，实现了一种社会批判与道德教化的完美契合。在前期的西方电视传播中，传统的娱乐功能不仅支配了成人电视剧创作，同时，也促使儿童剧在传统娱乐理念的烛照下创制了许多优秀作品，而且形成了一种影响至今的儿童剧审美传统。
二、传统娱乐功能对于建构西方电视文化生态的积极意义
诚然，“娱乐化”是当今西方大众文化消费的重要现象。就电视传播而言，这种现象既是电视文化大众化传播的产物，同时又是消费主义时代电视文化生态的重要特征。在这样的文化生态语境中，所谓“电子媒介如何影响文化”之争，其争论的焦点肯定会指向电视文化的“娱乐化”倾向。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尼尔•波斯曼（NeilPostman）就怀着深切的忧虑关注这个问题。他在1985出版学术著作《娱乐至死》，探讨了“娱乐化”现象严重破坏电视文化生态的颠覆性，严肃地指出了该现象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在西方世界引起过巨大震动。也许，那些礼赞商业文化的研究者会很不服气地指出：虽然，今天的电视传播不时出现过度“娱乐化”现象甚至丑闻，不过对于电视文化生态的消极影响，似乎还远远达不到彻底颠覆高雅文化、传统美德的程度。即便如此，我们并不认为尼尔•波斯曼的“娱乐至死”判断是杞人忧天。事实上，它是具有警示意义的伟大学说。以此而言，对于过度娱乐化的研究，应该继续成为电视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倘若我们要讨论“娱乐至死”是否是西方电视文化生态的宿命，那么是不是应该先正视其与生俱来的娱乐功能呢？如前所述，从大众文化传播的逻辑上讲，娱乐功能应该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基本功能之一。正是因为逻辑地拥有娱乐功能，西方电视传播才能承续在电视发明之前早已形成的传统娱乐观念，并主要通过电视剧的制作与播放，在相当长的时期主导其娱乐方向。直至今日，尽管电视传播的非传统的过度“娱乐化”趋向，已经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以至于尼尔•波斯曼“娱乐至死”的判断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拥护，然而，我们还不能说电视传播的传统娱乐功能早已失去影响力，更不能说它已经消亡。这是因为在有史以来漫长的艺术史上形成的传统娱乐观念，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当它被电视文化所继承，内化为其机能与功能，便会在脱胎于戏剧、电影的电视剧身上生根、发芽，成为电视传播的潜在的文化支配力量。今天，当人们惊喜地看到，连一向以追逐利益谋生的商业文化环境中，竟然也会涌现出英国独立电视网（ITY）这样的传媒机构，在2010年播出《唐顿庄园》（《DowntonAbbey》）之类富有维多利亚式的审美趣味而传统的绅士道德理念十足的电视剧；当人们观赏到美国有线电视节目频道《家庭影院》（HBO）制作的《血战太平洋》、《兄弟连》之类经典战争题材电视剧，被其宣扬的反法西斯、反战的人道主义以及英雄主义所感染甚至震撼，难道不能让人感叹传统娱乐功能的顽强生命力与持久的影响力吗？其实，有不少西方电视传播界的有识之士，一直倡导并身体力行地借力于传统的娱乐功能，坚持维护西方传统人道主义，执着传承西方传统文化精神，促进电视文化生态和谐发展。从而制作并播放了一批具备世界水平、拥有世界影响的优秀电视剧。改编自美国黑人作家阿历克斯•哈利的同名小说的电视剧《根》，1978年由ABC播出，获得各界人士普遍好评。该剧的叙事跨越了1个世纪，忠实地再现了一个美国黑人家庭六代人悲惨而曲折的经历，揭示了美国两千五百万黑人的苦难历史，控诉了奴隶制的野蛮残暴。正义、同情心、争取做人的正当权利等传统普世价值观，主宰着全剧的审美趣味，烘托着一种传统的娱乐氛围。被誉为“温暖喜剧”的美国电视剧《成长的烦恼》，自1985年9月首播后，连续摄制播出7季165集，成为1985年至1992年收视率最高的情景喜剧，被列为美国“最受欢迎的电视”第五名。
公正地说，获得如此的好人缘，绝不是因为该剧有讨好受众的低级趣味，或是有暴力、色情之类的“出轨行为”，而是因为身为中产阶级的父母亲用民主、平等、博爱的人文主义精神，营造温馨和睦的家庭氛围，让孩子们化解烦恼、健康成长。由此成为美国“好家庭”的楷模，受到几代人的追捧。西方国家电视传媒独立制作或合作制作的不少动漫儿童剧，譬如1997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与RagDoll公司制作的幼儿动漫《天线宝宝》（《Teletubbies》），以及独立制作，1999年开播的《巴布工程师》（《BobtheBuilder》），2009年播出的《花园宝宝》（《Inthenightgarden》）；美国尼克罗顿国际儿童频道（Nickelodeon）制作，1995年首播的《爱探险的朵拉》（《DoratheExplorer》）；法国电视三台与中国上海今日动画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合拍的《马丁的早晨》，如此等等，都是借助电视传播的传统娱乐功能，在快乐的情感氛围中实施正面教育，构筑和谐的电视文化生态的佳作。上述各种类型的电视剧，作为西方电视传播发挥传统娱乐功能的典范，具有一个共同特征：传统而正派。具体言之，这些电视剧叙述的故事，都是正派的人所作的正经的事；传导着正派的传统娱乐观念，为电视观众提供正派的娱乐趣味。这种老派的“正派”电视传播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受到“娱乐化”的反传统娱乐观念的挑战，受到消费主义浪潮的排挤，然而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显而易见，西方电视传播能够保持传统的娱乐功能，对于建构和谐的西方电视文化生态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们看到，正是由于西方传统文化的历史惯性，电视传播的传统娱乐功能才得到保护，并不断被激活，化为平衡社会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化动力，促使一大批足以与“娱乐化”节目抗衡的正派电视剧节目得以制作、传播，从而极大地消解了在商业文化中处于强势的“娱乐化”浪潮破坏电视文化生态的颠覆力量，阻止着波斯曼担忧的“娱乐至死”的灾难性后果的发生。不过，电视文化研究者对于“娱乐至死”的忧虑在不断加重，那些老派而正派的、延续着传统娱乐功能的电视剧，还能在西方电视传播中坚持多久？“娱乐化”不断被商业文化的利益驱使而得以强化，是否会导致电视传播丧失促进社会进步的文化适应能力，从而难以保持电视文化生态的和谐发展？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黄洁
时至今日，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的组织管理早已远远超越了“经济人”的时代，但经济人的观点也不可能完全消失，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和发生着自己的影响。至于管理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X理论仍大行其道。客观说来，“经济人”的观点指出了人人具有的自私自利的本性，在相对贫困落后的历史时期，这种本性更是变本加厉。这一点并没有什么不对，事实上，这是全面揭示人性的重要一步。但它对人人具有的牺牲与奉献等美好人性视而不见、一概否定，便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尤其是它的治工主张，客观上将普通工人置于了不公平的地位上，也直接导致立足于其上的“胡萝卜加大棒”型的“任务管理”先天不足、饱受批判。
一、“社会人”观与和谐管理
“社会人”观点是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梅约（Mayor，《工业文明中的人性问题》，1933）依据霍桑实验的成果提出的概念，英文是socialman。在长达8年的工厂实验研究中，梅约发现，工厂中的劳动分工和机器大生产，使工人的生产劳动失去了完整性、内在劳动乐趣和成就感而极其单调、乏味，工作中的良好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成为工人工作中的快乐之源。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交际和群体归属需要上升为人们行为的优势动机，而经济利益的诉求下降为第二位的需要。在满足社会交际和归属上，工人间自发形成的小群体具有正式工作群体所没有的优越性，所以，它对工人拥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控制力。为了得到小群体的认可，工人宁愿忍受一部分经济利益的损失甚至抵制组织的正式管理。而且，工人的生产率随着管理者满足他们社会需求的程度而变化。当正式工作群体拥有小团体的功能时（包括良好的人际关系、成员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利等），工人们便会受到激励而有更好的工作成绩。对工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表现，梅约超越了传统的“经济人”看法，取而代之为“社会人”观点。他认为，社会人最为看重的不是金钱和物质利益，而是与周围同伴的友好相处，所以也被称为“社交人”。基于这种人性认识，梅约提出了新型的人际关系管理主张：第一，影响企业工人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率的因素主要是工人的士气，经济利益和物质环境是次要因素，所以，管理者不能只关心生产任务的完成，应更多地关心员工和满足工人的交往、归属和友谊等心理需要；第二，工人的士气取决于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和工作态度，所以，一线监工要主动听取工人意见，了解他们的需要和感情，和谐彼此关系，并及时向上级汇报和呼吁，成为上级和下级之间的联络员（而非简单的监控者）、双向沟通的桥梁（而非传声筒）；第三，重视团体奖励，以培养工人的归属感和团体精神；第四，吸引工人参与组织管理（如建立合理化建议制度和劳资联合委员会等），改善对他们的外部控制，更好地满足他们的社会性需要。“社会人”的观点和新型的人际和谐管理主张首先被美国的帕帕恩梯钢铁公司所接受，该公司实施了以此为理论基础的“斯凯伦计划”（ScanlonPlan），成效显著。“社会人”的观点和新型的管理主张因此而声名鹊起，赢得了企业界的普遍欢迎，并迅速传播到日本和西欧国家，所到之处，在调动工人的积极性、提高生产率以及增强组织归属感和减少劳资对立等多个方面普遍开花结果，使不少濒临破产的企业扭亏为盈、绝处逢生。社会人观点和人际关系理论的成功，很好地说明了人性观的突破对组织管理的进步至关重要。而随后出现的人性观点进一步显示了人性观的演进所产生的巨大力量。历史继续向前，当它行进到40年代中后期时，美国兴起了人本主义思潮，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阿吉利斯等人提出了“自我实现人”的人性观点和相应的管理思想，为当时的组织管理注入了新的人本思想元素。
二、“自我实现人”观与人本管理
20世纪40年代，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和自我实现理论，这些理论指出，人人天生具有“越变越完美的欲望”，可称之为“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个人需要结构中最高层次的需要，其满足会给个人带来最大的满足感。另外，组织管理专家阿吉利斯的“成熟人”理论以及麦格雷戈的Y理论也持类似乐观的观点。综合起来，他们对人性的看法统称为“自我实现人（self-actualizingman）”观点，意指每个人都希望不断发展自我，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彻底挖掘自己的潜力，成就理想自我。用马斯洛的话表述就：“每个人必须成为自己所希望的那种人。”麦格雷戈Y理论，对“自我实现人”给出了更为具体的观点：第一，人生来勤奋，乐于使用自己的体力和能力，并非不喜欢工作，只要条件适宜，便会视工作如同游戏一样愉快、同吃饭、休息般自然；第二，员工对自己参与的任务与目标，能够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因此，外来的控制和惩罚并不是促使员工实现组织目标的唯一方法；第三，员工投身组织目标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满足成就感，对组织任务和目标的态度与能否获得自我发展和成就自己有直接关系，如果在达成组织目标的同时获得这种内部奖酬，将会激励员工继续为组织目标的实现而努力。所以，员工个人的自我发展的要求和组织利益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适当条件下，员工能够将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统一起来；第四，正常情况下，员工不仅会接受责任，也会主动承担责任；逃避责任、缺少雄心以及渴望安全并非人的天性，实乃糟糕经验的产物；第五，员工中蕴藏丰富的智慧、热情和创造力，但是在现实条件下，一般人的潜能只得到很少的部分发挥，造成惊人的浪费。基于这些认识，Ｙ理论给出了人本管理建议：第一，管理的重心不是指挥和监督，也不是关心人和管理人际关系，而是创造适宜的工作环境，提供员工所需的条件和服务，使员工能充分地挖掘自身潜力、发挥自己才华以及自我实现。正如麦格雷戈所说：“管理的任务只是在于创造一个适当的环境———一个可以允许和鼓励每一位员工都能从工作中得到‘内在奖励’的环境。”第二，管理者的角色要由生产的指挥者、监督者以及人际关系协调员转变为员工的采访者、员工发展障碍清除者，为员工创设最适宜的环境条件；第三，对人的奖励可分为外在奖励（工资、奖金、晋职、人际关系等）和内在奖励（获得知识、增长才干、自我实现、自我满足等），只有内在奖赏才能最充分地满足员工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给于员工最大的快乐与满足，所以，要变外在激励为主的传统激励方式为内在激励为主的方式，以充分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第四，管理上要下放管理权限，建立健全决策参与、合理化建议提案、劳资合作会议等各项制度，积极采取工作丰富化、工作扩大化、目标管理、工作自主小组等先进的管理举措，最大限度地保证员工表露个人才华、放飞个人理想以及收获个人成就。不难看出，“自我实现人”观点比“社会人”观点更加深入到人的高级心理世界，揭示了除经济属性、社会属性之外的人的又一个重要属性———精神属性，为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的进步指明了伟大的努力方向———人性化管理。从此，西方的管理科学和管理实践大步迈入人本主义管理的光明大道，组织环境、劳资关系、员工待遇以及员工素质等诸多方面得以极大改善。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已经存在的这些人性观点恰似盲人给出的摸象感受，每一个都有正确、合理和有益的一面，但都是片面的、绝对的和局限的，不能适用所有的场合和所有的人。因为，不仅人和人之间的欲求和觉悟存在明显的个别差异，即便是同一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其需要和追求也是不同的。60年代中期，美国组织心理学家薛恩（另译沙因）在《组织心理学》一书提出了“复杂人”观点。莫尔斯和洛希在《哈佛工商业评论》上发表了《超Ｙ理论》一文，提出了相同看法，并在后来出版的《组织及其成员：权变方式》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复杂人”观点的人性假设和相应的超Ｙ管理主张———权变管理。
三“、复杂人”观与权变管理
“复杂人（complexman）”概念意指人是多面的、变化的、存在明显个体差异的，而不是单纯的经济人、社会人，更不是纯粹的自我实现人。根据超Ｙ理论，复杂人观点的具体内容有：第一，人的需要的类型和层次多种多样，随着人的生活和发展的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第二，人在同一时间可并存若干不同的需要和动机，形成复杂的心理动力系统；第三，人们怀着多样的需要和目的加入工作组织，每个人的需要结构各不相同；第四，人的需要和动机随工作条件和个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组织、不同的部门和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人有着不同的需要和动机；第五，尽管人的需要和工作动机不同，但都有可能工作效率很高以及尽心尽责；第六，人的能力各异。基于这种观点，超Ｙ理论主张，由于人的复杂性，不同个体对同一种管理会发生不同反应，所以，没有一种管理方法适合任何人、任何条件和任何时代。管理应是机动灵活、因对象和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即为权变的。管理不可因循守旧、受制于某种设想的束缚，而要打破条条框框、灵活运用不同的人性观和相应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管理者要敏感于员工的个别差异和环境变化，根据不同的情况，因人、因事、因形势采取灵活机智的管理。“复杂人”观点和权变管理理论解放了处于组织管理选择困境中左右为难的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受到广泛欢迎和运用，成为现代组织管理的重要思想基础。70、80年代，威廉•大内、沃特曼等美国学者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再次为西方的管理提供了一种极其重要的人性认识———人是“文化人”，并对美国企业提出了学习日本企业文化、改造自身文化的文化管理主张。很快，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企业文化理论研究与实践热潮。文化管理越来越被视为现代组织管理的光明之路，也是现代组织管理能达的最高层次。
四“、文化人”观与文化管理
“文化人”是指每一个组织成员，其思想和行为都会受到组织文化的塑造与熏染。综合相关资料，“文化人”观点大致如下：第一，任何工作者总是隶属于拥有特定组织文化的某一组织；第二，任何组织在其历史进程中总会形成有自我特色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即组织文化。组织文化是组织内外环境多种因素的合金，其中，组织的创建人和现在的组织领导者最为关键；第三，组织文化为多数组织成员认同和遵循，渗透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从而一方面成为组织各项工作开展的操作平台和隐性根基，另一方面则形成了一种社会环境和氛围。前者使得组织文化成为组织经营绩效的决定性力量，后者则使得组织无形中多了一个法力无边的管理员工的工具。身处组织的文化氛围中，任何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深受熏染和塑造，多数人最终成为真正的组织人，可谓没有管理却产生了管理的果实；第四，不是所有的员工都会认同所在组织的文化，总有人不适应这种环境，他（她）会备感折磨，最终的出路有二：一是屈服，一是离开；第五，组织文化有优劣高下之分，无论是对组织还是对员工，其影响都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现代组织要根据内外环境条件，大力培育适宜的优秀组织文化，努力铲除落后的腐朽的组织文化，才能获得生存的权利和发展的机会。与上述观点相应的管理主张是：第一，组织文化是组织的根基，组织的长期业绩取决于组织文化。任何组织都需要实施组织文化战略，推行文化管理，全面提高自己和员工的素质，推动组织的变革与发展；第二，文化管理是系统、长期的工程，涉及精神文化、行为行为、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组织形象建设。其目标是创建利于组织发展和员工成长的优良组织文化，同时，消除组织内广泛存在的不良文化。其关键是培育和弘扬适宜的核心价值观，发展组织上上下下的良好的思想认识和行为习惯，消除人们坏的以及落伍的观念和习惯，使组织成员能够正确地做事或做正确的事。这无疑需要组织的长期努力；第三，组织要主动吸引员工参与组织文化的建设，并运用合理化建议、组织行为矫正技术等方法改良所有人的思想观念、态度和行为习惯；第四，选用适合组织文化的人来组织工作，做好新成员的组织社会化工作。“文化人”观点，揭示了组织环境给成员造成的深刻影响，为现代组织管理和组织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灵感———文化管理、文化制胜。文化管理被理论界和实践界公认为现代组织管理的奇葩，被人们寄予引领组织迈向光明之路的厚望。综上所述，西方工作组织中的“人性观”与员工管理模式间存在联动关系：对人性的把握，是员工管理的思想基础，每一次的组织员工管理模式的创新总是以人性观的突破为先决条件的，而每一次人性观的突破，也必然引发组织员工管理模式的升级换代。
作者：徐璇 单位：青岛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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