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环境伦理学应用生态文化的向度分析
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学科，其终极目标在于重置人类对与自然关系的前提支点，自然是将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予以一定程度的扬弃，但并非一味地回到过去的自然主义，而是构建一种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框架，并形成一种用以取代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从以规模化工业生产对自然界的“失度转移”转变为以文明、集约、高效的新型工业生产方式对自然界的“限定性改造”与“适度性反哺”相结合，这是一种文化转型，而环境伦理学在其中的应用既有反思的元初性，又有思考的针对性，更有改革的实操性。从这个意义来讲，环境伦理学在促动工业文化向生态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其内核深层始终在努力协调“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各执一端、非此即彼的价值冲突，而确保一种适度的、既发展传统又否定后现代的文化构建思路存在。民族地区作为工业生产方式的相对滞后区，在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巨大矛盾张力方面不仅不滞后，反而以一种“溯及案例”的形态凝聚为一个社会问题。因而，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构建不仅同样刻不容缓，反而更加需要环境伦理学视角的自觉介入和理性推进。
二、基于环境伦理学视域的民族区域生态文化建设现状分析
（一）工具理性的“去生态性”效应
因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决定了在工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往往容易缺少足够的反思，受经济增长、城镇化、脱贫致富及相关政绩愿景的驱动，少数民族地区自然将工业生产方式全盘引入，并在短期内构筑成的相对完整的工业生产系统，加之少数民族地区因缺少开发而固有的丰富的工矿资源，决定了该地区工业生产系统实现了对自然生态系统高速的“过度转移”。出于尽快实现全国统一的工业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少数民族地区在工业生产开发自然资源方面自然少有考量，一切以经济增长为最高判别标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西南、内蒙古地区丰富的林地、草原资源遭到了严重破坏，土地沙化现象严重。对工业化缺乏顾及的全盘引入，体现了建立在工业生产体系基础上的工具理性，即将工业生产视为实现有用性、最大功效的唯一路径，而将发展视为单线程的经济指标增长和人的功利目标实现。以工具理性引导下的生产方式，必然是以毫无节制地迎合现有生态资源的“失度转移”，不假思索地以促动高速的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为己任，从而形成了“工业财富登场、生态资源谢幕”的去生态化效应。
（二）现代主义的“去民族性”效应
少数民族地区之所以保留着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与少数民族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关。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落后于汉民族地区，在内地工业化基本完成之际，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还停留在农耕、游牧阶段，而这种特有的生产方式一定程度上构筑了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与风情。可以说，当代少数民族风情文化具有一定的“考古再现”价值，是研究任何民族族群曾经建基于前工业生产方式之上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面貌的活化石。而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朝阳产业———旅游业，也是主打两大品牌，一是自然生态，一个是民族风情，而这两个品牌往往是共生共荣、互相交融的资源结构，少数民族独特的风土人情、习俗文化和精神面貌也确保了生态文化的个性和民族性。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讲求的是整齐划一、标准规范，为求高效率和高效益而忽视个性，在以技术上的对自然资源“失度转移”的同时，又在思想意识上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全面的标准化改造，脱离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而失去生命力。这种建基于工业文明的现代主义的自负，以压倒性的态势对少数民族区域生态文明体系中的民族文化属性进行干预、消解和驱逐，也正是当代环境伦理学的反思内容之一。
（三）功利主义的“去文化性”效应
工业文明有着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体现在对物质利益的无止境攫取、物质欲望的自觉培养和满足上。相较而言，文化作为一种人类精神力量的多形式体现，表现为一种长期、稳定而滞后的物质利益产能模式。这也就决定了现代社会文化在物质利益面前的非独立性困境，即文化的价值已经消失在人类精神世界中的自我把握、本质力量对象化之中，蜕变为刺激消费、迎合市场、拉动内需的动机要素。在全国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区位中，少数民族地区自然要服从战略性布局，要在统一的、整体的经济发展规划上贡献出自己的多类型资源，以支持全国化的工业生产，这里就包括独具特色又亟待呵护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而在工业生产的视野中，通过转移资源、生产产品、创造利润等一系列环节实现功利价值，自然就将代表少数民族精神本质的民族文化也单纯地视为产品或者是消费动机，将这种文化更多地赋予了物质和功利的属性和效能。比如，西南少数民地区独具魅力的歌舞，虽然通过现代化的营销模式扩大其在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收获的巨大经济效益足以用于改善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并为其文化业态的延续和发展确保了资金支持，但代价却是纯质态的民族文化基因遭到了工业化异变而成为一种橱窗化商品，其自身固有的文化属性也慢慢退场，代之以深层次的商品观念和营销逻辑。又如，很多参加青歌赛的西南少数民族歌手，取得名次后被收编至部队文工团，经过正统训练后，包括演唱风格、作品内涵，均丝毫看不到原生态的意味，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体现着少数民族独特个性的“敬畏自然、万物有灵”的生态文化的典型的失落。
三、民族生态文化建设的环境伦理学视域构建路径
（一）立足生态事业与产业
民族生态文化是社会意识，它所竖立其上的社会存在，即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生态建设，包括生态事业和生态产业。环境伦理学并不是一味地、不加节制地反对现代化，更不是拒绝、停滞工业化生产而退回到农耕时代，而是扎实深入工业化过程中人类生产行为与生态资源之间应有的对象化、非对象化关系，自觉地诊断并克服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构建符合新型的、集约工业生产方式以及工业反哺生态、复归生态的文明类型。在这一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就要推进国家对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政策性保护和资金扶持，并大力发展生态产业。支持生态视野、协调现代经济发展与民族区域生态资源平衡的最佳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生态循环经济。生态循环经济倡导的循环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完全符合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要求，有助于民族地区摆脱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把依赖资源消耗的传统线性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循环的经济发展，使民族地区走上发展循环生态经济的轨道。应大力扶持民族特色发展低碳特色产业，立足少数民族的族情、地方区域的区情和发展现代集约化经济的商情，选择适合本民族区域特色和实际的低碳特色产业。这种循环生态产业立足的是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目标，往往是在维护和优化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使少数民族获得发展，人民获得实惠。而这种产业模式所奉行的也正是环境伦理学作为一种“积极反思”价值理性的表现，即并不是把生态保护作为经济发展的对立面，而是将生态建设与克服贫困融为一体，形成真正的可持续的经济与生态双赢。
（二）立足文化事业与产业
针对现代工业生产对民族区域生态资源尤其是文化资源的“去文化效应”，就要站在文化重建的高度上，推进国家对民族地区极富民族生态个性的资源进行保护、合理挖掘并进行品牌宣传、营销，使其保留文化业态的形式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点。因建基于生产方式之上的社会历史与内地的巨大差异，少数民族地区自然发生的生态文化往往奉行的是一种人类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从文化层面上表现为保护环境、敬畏自然的生态思维及其文化意识，这一点在其伦理价值层面是与现代生态伦理价值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文化基因在少数民族当代生态文化构建中往往能够起到正确引导、积极促进的作用。少数民族往往是歌舞之乡，西藏、新疆、内蒙古、云贵川等都是输出歌舞文化的特色区域，而这些歌舞文化都有着天然、直接而弥久的“回归自然、崇拜自然”的朴素生态文化观。因此，可以通过现代文化产品生产、营销的手段，将少数民族歌舞文化进行适度的、保存其生态文化内质的包装，从而辐射全国、国际，继而通过实有的产业、市场手段将相对符号化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进行实体化、流行化和日常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要发扬并总结少数民族文化中优秀的生态观念和意识，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合理而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以及生态文明的制度和法律法规建设提供鲜活生动的文化氛围。国家各级文化管理部门也应确立文化产业的政策倾向性，强化宣传教育，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把生态文明的理念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每个方面。
（三）生态民族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
这一点主要是重点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和民族生态博物馆，大力扶持民族生态文化旅游。民族文化生态村本是一个基于人类的、生态学和文化学的科研项目而形成的创新试点。如云南于上个世纪末便基于这一背景建立了民族文化生态村，这一创新试点虽然始于科研行为，但却立足云南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和生态文化建设高位，选择了具有云南地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村落村寨，整合当地村民的自发力量、区域政府及国内专家学者的支持，通过机制、方案和能力的建设，推进云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进而打造生态文化发展新模式，使之成为当地文化保护传承的样板与和谐发展的示范基地。而民族生态博物馆是因地制宜的将当地极具少数民族特色的自然、人文遗产进行就地保存、培育和展示，以多元化的方式推进区域文化生态的正向发展。上个世纪末贵州、广西分别建立了不同区域、层次和族群的民族生态博物馆，在保护、挖掘和发展民族生态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在不断的探索中成熟并走向社会化。
作者：方松林 单位：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