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创新和城镇化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两大政策，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两大动力。根据熊彼特和诺斯的创新理论及城镇化相关理论分析了创新和城镇化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动力的依据与合理性。认为创新和城镇化二者对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不同，创新是通过促进产品结构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以及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换代来促进经济水平的高级化;城镇化通过继续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结构的失衡进行矫正和修复，促使中国经济发展规模化和合理化，使经济结构从失衡状态向均衡方向发展。实证检验也表明创新和城镇化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有重要作用。认为创新和城镇化是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政府在城镇化发展问题上还应该有更多措施，促进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高，在技术创新的同时，做好制度创新，提高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切换效率，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
［关键词］创新;城镇化;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新常态;“克强经济学”;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353(2016)01－0136－07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16.01.018
一、引言
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在进行调结构、转方式的努力，但是成效不是很明显，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较之前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经济转型升级的紧迫性更强了，到了不进行结构调整，可能就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那么，从哪里做、如何做才能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呢?创新和城镇化是“克强经济学”的两大政策，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两大动力。本文所指的“创新”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目前我国的制度创新主要是指政府改革。
(一)创新和城镇化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两大政策
本届政府执政以来就在不断探寻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动力，从李克强总理发表的一系列论著、讲话以及政府的施政路线可以看出:实现经济结构调整，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需要依靠创新和城镇化两大动力。2013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两会后答中外媒体记者问时指出“推动经济转型，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并且使质量和效益、就业和收入、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有新提升，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这句话可以说是李克强总理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动力的深刻概括。其中，内需潜力的发掘主要靠城镇化，而获取改革红利和创新活力主要靠创新。城镇化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大战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我国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2010年以来，李克强总理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城镇化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文章，其中包括:《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①、《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②、《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③等，为城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重大战略。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以创新支撑和引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④。在2013年、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分别发表了《以改革创新驱动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⑤、《紧紧依靠改革创新增强经济发展新动力》⑥的致辞，2015年的达沃斯论坛仍旧以创新、创业为主题。从政府的施政路线来看，在“十二五”时期，为促进城镇化加快发展，政府陆续形成和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等政策文件，通过这些政策文件明确了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城镇化成为“十二五”时期开始的经济发展主题。在“十二五”后期，“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入政府的操作层面，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⑦等，不断优化我国创新创业的发展环境。创新必将成为我国“十三五”时期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主题。李克强总理关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动力的论述，对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践有重大意义。
(二)创新和城镇化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两大动力
我国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成就主要来源于扩大再生产产生的经济“增长”，而较少来源于自我“创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创新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创新和城镇化是对以往经济发展动力不协调的纠偏。经济发展的动力可以从市场需求视角和供给视角来考察，从市场需求的视角分析，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主要来源于投资、出口的增加，消费需求的作用尤其是农村居民和农村转移人口的消费潜力还没有真正发挥，而我国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发挥城镇化的作用，挖掘内需潜力，使经济发展的动力从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主要靠消费带动。从生产供给角度来看，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中有劳动力、资本、科技和管理等要素，我们以前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口的增加、资本的投入等，今后经济转型就要更多地发挥科技和管理等要素的作用，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经济要素的投入更多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创新和城镇化则改变了经济组织的形式，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
二、创新和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两大动力的依据与合理性
(一)创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1.理论依据———回归熊彼特和诺斯创新推动了经济发展早已被经济学家认可，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早期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经济发展理论和创新思想”。在他看来，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是“不断破坏旧的经济结构，创造新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创新是经济生活内部孕含的质上的自发性突破，它是由技术创新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引发的一种创造性变动，需要通过引进“新组合”来实现①。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突破了西方传统经济学仅仅从人口、资本、工资、地租等的变量的累积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认识，从一个新的视角来阐释和认知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补充和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制度创新理论，他对制度创新的涵义、制度创新的主体以及制度创新的作用等进行了研究。制度创新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取最大利益的现存制度的变革。他认为虽然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②。诺斯认为，制度创新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发展，二是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诺斯对“制度决定论”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诺斯认为对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才是激励技术创新长久发展的重要原因。好的制度能够促进技术创新，是产权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完善引发了技术创新，才导致了现代的西方工业文明③。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提出实质上是对熊彼特和诺斯“创新”理论重要性认识的回归，实践证明，“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虽然能快速地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经济要素的简单增加带来的往往是“经济的量变增长”，而不能带来“经济发展”，传统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因为遇到需求饱和的限制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既是经济发展倒逼的结果，也为中国进入到现代化国家行列提供了大好的机会。2.现实依据———简单再生产和投机不可持续性的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单靠重复增加投资、模仿国外，以及在楼市、股市的投资、投机创造财富越来越难。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罗提出，国民经济最终会达到这样一种发展阶段:在那个阶段以后，经济增长只取决于技术进步。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在资源配置优化的前提下，除非通过技术创新、劳动力增加，否则经济将只能缓慢地增长。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下降，高投资率的下降，以及满足消费需求的生产供应品的饱和，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逐渐放慢，经济发展就逐渐接近索罗模型所说的“一定阶段”。在这个阶段后没有技术创新的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会降低。这可以解释在新常态下为什么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了中高速④。目前对于企业来说，只有通过创新，创造与大众消费需求不断提高的需求相适合的产品供给才能使企业持久地发展下去;对于国家来说，只有通过创新才能使中国经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然而，目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转型发展紧迫要求之间矛盾尖锐，近年来我国的创新能力虽然有所提高，但还难以支撑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政府的体制机制与创新发展之间也存在不少矛盾，束缚了经济的转型发展。所以营造创新的优良环境，促进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才能为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动力。
(二)城镇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依据和合理性
中国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虽然从数字上看，2014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4.77%了，但是统计的城镇人口虽然高达7亿多，其中却有2亿多常住人口是农民工，所以真正的城市居民只有4.5亿。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我国的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现在所说的产能过剩，是相对于户籍在城市的城市人口需求所说的。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核心本质是:产能相对过剩。产能相对于一部分城市人口是过剩的，而相对于农村人口和部分城市低收入人口来说，他们有消费需求而没有消费能力，产能并不过剩。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家庭耐用消费品经历了从上世纪80年代百元单件级的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向千元单件级的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过渡，再到新世纪向万元以上单件级的住房、汽车等的过渡①。但是从农村人口和部分城市低收入人口的消费来看，不要说房子、汽车没能满足他们的需要，甚至连洗衣机、空调、冰箱这些物件也还没满足他们的需要。从我们国家的住宅供应来看，如果考虑到农村转移人口的住宅需求，那么我国的住宅供应肯定是还不能满足这些人口的需求，住房市场根本还没有满足人口的需要。许多人认为新型的城镇化不再是钢筋水泥式的城镇化，而我们目前的城镇化钢筋水泥作为为人们提供居住条件的一种方式，还远未满足转移人口的需要，绝大多数城市农民工的居住需求还没有很好地满足。而城镇化则可以通过化解产能过剩的矛盾、矫正经济结构失衡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通过城镇化为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升级，从满足基本吃穿用到提供“住行学”的需求，挖掘消费的潜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从数据也可以看出，通过城镇化提高我国消费率、推进结构转型的迫切性。1978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中国消费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且与国外相比，我国消费率相对较低。从1978年到2014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62.1%下降到51.2%。分阶段看，1978年－2000年间，最终消费率维持在58%～68%之间;从2001年－2014年，消费率维持在49%～62%之间，远低于世界平均70%～80%的水平。二是从我国的最终消费构成来看，政府消费率逐渐上升，居民消费率逐渐下降。从1978年到2014年，政府消费率由21.4%上升到26.5%，居民消费率由78.6%下降到73.5%;三是在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消费率相对平稳，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1978年到2014年间，城镇居民消费率从37.9%上升到77.6%，农村居民消费率从62.1%下降到22.4%②。可见，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率的持续快速下降，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乃至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农村居民的消费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瓶颈。城镇化能通过使农民变市民提高他们的消费率，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虽然已经达到了54.77%，但是其中约有2.6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受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影响，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未能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如果未来我国城镇化率能达到75%，也还需要转移约2.7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那么满足这5亿多人口的消费需求过程就能大大提高我国居民的消费率，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通过城镇化不仅满足农村人口及转移人口的需要，也可以消化过剩的产能，对经济结构失衡进行修复。
(三)创新促进经济结构高级化，城镇化促进经济结构合理化
城镇化和创新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是不同的。创新通过促进产品结构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以及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换代来促进经济水平高级化;城镇化则促进经济规模化发展，协调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促使经济发展合理化，使经济结构从失衡状态向均衡化发展。创新促进经济结构向高级化发展。熊彼特所说的“创新”不是基于人口、财富的累积性增加而造成的简单量变或规模扩大，它是由技术创新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所引发的创造性变动。他认为，可以把经济区分为“增长”与“发展”两种情况。所谓经济增长，如果是由人口和资本的增长所导致的，并不能称作发展。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从熊彼特的“创新”观点来看，技术创新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能够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因为科技创新或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可以发现和创造新的可替代产品，促使产品成本下降和消费品升级换代，诱发新的需求，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结构并刺激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例如从1973年4月3日，世界上第一部手机在纽约曼哈顿的摩托罗拉实验室里诞生，到上世纪90年代“大哥大”的稀缺到今天手机的普及，对“手机”技术的创新诱发和满足了大众随时随地联系外界的需求。另外，技术进步推进社会生产率提高，在技术创新基础上形成了新兴产业，直接导致产业结构分工深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城镇化促进经济结构合理化发展。虽然我国的资源配置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不断优化，但并不意味着目前的资源配置已经完全优化。我们仍然存在着通过进一步改善资源配置来增进经济效率的空间。城镇化的作用就是继续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来促进经济的合理化发展。以往部分人提到结构转型往往是指通过技术创新而引致的产业升级，主要注重的是“创新”，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经济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而忽视了制度化改革对投资－消费比例的合理化调整，忽视了对城乡结构的调整，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了多年以来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努力收效甚微。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技术创新的难度比较大，而如果在没有技术创新的条件下，通过城镇化为部分居民的消费需求升级，从满足基本吃穿用到提供“住行学”的需要也是推进了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从以上可以看出，结构转型升级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实现:一是通过创新实现经济水平向更高层级的发展;二是通过城镇化改革挖掘消费需求的潜力，进而达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解决结构失衡问题。
三、实证分析:创新和城镇化在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
(一)变量选取
本部分利用stata软件计量分析创新和城镇化对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因变量指标为经济结构，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表示;自变量指标有3个:城镇化发展速度、城镇化发展质量、创新水平。创新变量用国内外三种专利(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授权量来表示，城镇化发展速度用城镇人口的变动情况表示，城镇化质量用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的人数变动情况表示。由于目前统计的城镇人口不仅包括城镇户籍人口，也包括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的农民工，而大多数农民工并不参加城镇的养老保险，只有一小部分人口比如户籍转移到城市的人口参加了城镇养老保险。因此参加城镇养老保险人数的变动情况能较大程度地反映城镇化的质量。具体定义见表1。
(二)回归模型设计
本文所选变量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缺省的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时间跨度为1995－2014年。本文运用STATA软件，对涉及的变量，包括经济结构、城镇化和创新等指标进行最小值、最大值、均值、标准差等方面的统计(具体见表2)。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代表创新变量的专利申请数量的最小值为43780，最大值为1313000，最大值是最小值的30倍左右，可见我国从1995－2014年的创新程度有显著的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用城镇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表示，其最小值为10979，最大值为34115，最大值是最小值的3倍，和创新变量相比，城镇化的变化相对较小。城镇化发展速度用城镇人口表示，其最小值为35174，最大值为74961，在20年间里，城镇人口增加了一倍多。经济结构指数的最大值为48.1%，最小值为33.7%，经济结构指数从1995－2014年一直在不断变大，这说明我国的经济结构在不断调整、升级。为了减少异方差和偏误，我们在实证分析之前，对所有变量均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为研究城镇化发展和创新发展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建立相应的变量组成的回归模型，具体形式为:JG=β0+β1UrbZ+β2UrbS+β3INN+ε其中JG代表经济结构指数，INN代表创新，UrbZ代表城镇化质量，UrbS代表城镇化速度，β代表各回归变量的回归系数，若系数大于零，表示该变量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有正面的影响，反之则有负面的影响，ε为残差项。
(三)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对创新和城镇化的相关变量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如表3所示:从分析结果来看，模型的F值为6.08，整体F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因此模型拟合度较好。方差膨胀因子(VIF)为3.29，经验判断方法表明，当0＜VIF＜10时，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故本文的变量间排除了多重共线性风险。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城镇化速度变量(UrbS)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城镇化发展速度和经济结构指数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574，说明城镇化速度对经济结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模型中还可以看出城镇化质量(UrbZ)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实证结果显示，城镇化质量和经济结构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932，说明城镇化质量对经济结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对于城镇化速度，城镇化质量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要高得多。从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创新水平(INN)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创新变量和经济结构指数变量的相关系数为0.949，说明创新水平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对实证结果又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用城镇人口的变动情况来衡量城镇化速度，但是城镇化是有多个方面的，它不仅包含了人口城镇化，还包含了土地城镇化。城镇化一般是指人口由农村向城镇集聚的过程，但同时还伴随的是土地逐步城镇化。如果笼统地将人口城镇化的速度来解释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就会过高估计人口城镇化的作用。为检验变量的稳健性，有必要区分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因此，本文用土地城镇化变量作为城镇化发展速度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其中土地城镇化使用1995－2014年全国290个地级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指标衡量。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除个别系数大小发生微小改变外，城镇化、创新对经济结构的促进作用这一基本结论未发生改变，符合了本文的预期。
四、结论与启示
(一)创新和城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两大战略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认识是对熊彼特和诺斯创新理论重要性认识的回归，是对人们依靠投资、投机获得财富预期的重塑。而城镇化成为经济转型升级动力的依据则是基于资源配置继续优化的视角来看的，城镇化是对目前经济结构失衡修正的重要力量。创新和城镇化二者对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不同，创新促进经济水平的高级化;城镇化使中国经济发展规模化和合理化，使经济结构从失衡状态向均衡方向发展。但是二者是缺一不可的，离开了城镇化对结构失衡的修正，我国经济发展势必走向产能更严重的过剩，走向两极分化，最终也无法走向高级化、现代化。而离开了创新对经济水平层次的提高，中国经济就无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就没有方向，就会陷入低水平的重复。
(二)创新与城镇化是今后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
从城镇化发展来看，2014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已经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后期，但是从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来看，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仅有38%左右，如果今后城镇化仍以平均每年1个多点速度发展，那么再过20年，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75%以上，城镇化发展将从中期阶段进入后期阶段。而今后的20年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攻坚时期，是城镇化发展的质的提高阶段，如果城镇化发展搞不好，那么城乡统筹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就难以实现。而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增强，但是目前我国创新能力不足、创新水平还不高，是造成我国经济大而不强的重要因素。通过创新促进经济转型发展是我国未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城镇化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还需要发挥更大作用
目前国家虽然出台了《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试点，但是以城镇化为主的结构大调整还没有发生，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还比较缓慢。真正能促使农民工在城市留下来安居乐业的措施还没有出台，目前农村转移人口进入城镇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居住条件和子女入学条件的改善，这需要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更多的廉租房，也需要改善农村转移人口的子女入学条件，使农村转移人口的随迁子女有学上，而且有相对较好的学校能上。因此，政府在城镇化发展问题上还可以也应该有更多地措施，比如通过使农村转移人口分批、自愿地用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置换城镇公租房的居住权和社保，使得农村转移人口真正进入城市，享有与本地居民均等的公共服务权利。这样做既有利于农村转移人口过上安定幸福生活，也有利于促进消费，挖掘内需潜力，实现城乡统筹，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四)在鼓励技术创新的同时，政府更要进行制度创新，也就是改革
设计能让整个社会发挥聪明才智进行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可能比如何进行技术创新更难。通过体制机制改革真正形成鼓励创新的环境，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让创新创业者更加容易地创新和创业，使创新者更加容易获得财富，使创新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改变人们靠炒房、炒股获得财富的预期。制度创新之外，必须进行科技创新，要谋划好创新的方向，明确创新的关键领域，统筹利用各种创新资源。要进行产品创新，开辟和设计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新产品;进行生产组织方式创新以及工艺创新等，以提高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推动中国由创新资源大国变成创新能力强国。
作者：刘爱梅 单位：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山东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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