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效率与公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研究
从计划经济时期对市场经济的完全否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可以充分证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为了不断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宏观潮流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市场作为一种调节资源配置的运行机制，不再被资本主义等社会形态所占有，而是逐渐融入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中，并在推动我国现阶段社会化大生产和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之所以要来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研究背景，是因为它一方面能有效规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这一根本矛盾而带来的社会效率与公平难以均衡兼顾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特点，既能利用市场经济的灵活性来优化资源配置，从而高效率的推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又能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极大作用，应对市场失灵，促进社会的公平竞争与分配。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使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又为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二、效率与公平的内在逻辑统一性
从本质上来说，效率与公平并不冲突。两者在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这一共同目标时，不但不矛盾，甚至是相互促进的、互补的关系。例如：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又或者是自动化水平、工艺水平等的提高，这些新生产要素的投入会使得社会化大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促使社会财富激增，从而能够在更高的物质水平基础之上实现公平分配。同时，多种生产要素又会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去，这种分配形式上的多元化促使各个独立经济体之间的公平竞争与分配，这样既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又能激励人们改进生产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因此，无论是从效率到更高层次的公平，还是从公平反过来促进效率，最终必然会使整个社会资源实现优化配置，社会效益趋向最大化，进而逐步接近“帕累托最优状态”。
三、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性及相应对策
虽然从理论角度已经论证了效率与公平具有内在的逻辑统一性，但是这一对范畴在现实中往往给人一种此消彼长，背道而驰的感觉。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目前并将长期处于生产力水平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交叉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性等主客观因素，导致“经济人”参与决策时首先追求利己性，其次才会考虑将利己与利他融合。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经济人”从利己角度出发，也会促使社会财富和效益得到增加，但这种受利益驱使的自发性市场行为往往会出现独立经济体之间的互损，或者说至少达不到最优的社会效率与最公平合理的资源配置。鉴于效率与公平在协调过程中存在诸多现实问题，我国已经着手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缓解矛盾。比如：让更多的独立经济体参与到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浪潮中。一方面引进市场公平竞争机制，深化分工与合作，提高社会效率；另一方面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参与分享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红利，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并且国有企业应更加注重其公益性和社会责任。一方面积极引导市场，投资那些资金需求大、周期长、利润低但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建设；另一方面将企业红利按比例划拨财政或者补充到社会保障基金中去，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中全体人民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四、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模式
效率与公平的模式大概可以分为三种。1、公平为先，效率为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绝对平均主义”就是其典型的模式，历史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吃“大锅饭”所带来的危害是不容忽视的。2、效率为先，注重公平，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是我国为适应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而提出的创举，它既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贫富差距过大。具体措施是在初次分配中重视效率，发挥市场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再分配时侧重公平，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我国当前实行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就是这种模式。但是这种模式也并非完美，比如：在现阶段，这种模式下衍生的“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未能很好的落到实处，从而不利于控制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3、效率与公平并重。这并非是过于理想化的想法，我认为这是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模式的合理修正。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效率与公平在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过程中的融合点在哪里，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并非是不可认知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我们不应只片面追求高效率下社会财富的激增，而是要综合考虑人、生态环境等整个社会效益是否趋向“帕累托最优状态”；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是单纯追求形式、过程、结果三个阶段的完全平均主义，而是在不制约每个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充分实现公平。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应该努力把握契机，寻找最合适的融合点，将效率与公平从各种形式上的结合升华到本质上的融合。
作者：张楠 单位：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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