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传佛教地区的旅游文化品质分析
言下之意，这种“旅游热度”，体现了旅游主体对南传佛教的高度认可，展示了南传佛教的内在人文魅力，但正是这些看似积极正面的开发形式导致了南传佛教文化旅游乱象的势不可遏。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以“南传佛教”为名目的文化旅游恰好就是违背南传佛教人文精神的“短视”行为。再次是当地对西方传统的迎合性。信奉南传佛教的国家、地区基本做过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其文化体系中包含大量西方元素，再加上对西方旅游经济发展的艳羡，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对西方文化的迎合。有学者已注意到：“二战以来，东南亚国家成为西方旅游者热衷的旅游目的地。而这一过程使得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传统和地方文化发生了明显的重构、再建现象。一些国家和地方为了迎合西方游客的兴趣和‘口味’，往往会刻意强化异国情调化，给旅游资源披上古代、乡村与原始的外衣来突出其‘他性’，以突出与旅游者的母体文化的反差。”［５］汲取、创新是应有的开放态度，但“迎合”便意味着自身传统之丧失。南传佛教地区的旅游文化想要发生质的超越，核心还得立足于其基本传统———南传佛教。最后是主体对旅游认知的浅层性。旅游学包含旅游客体、旅游主体、旅游活动等多维元素。很多时候，主体对旅游的认知程度决定了旅游活动的最终价值高度及旅游活动所付“资源代价”之高低。南传佛教地区旅游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能一概归咎于旅游设计者、开发者、组织者，甚或导游。在对南传佛教文化旅游的认知上，旅游主体明显存在“错把一般民间传说当成文化内涵，错把艺术形象当成文化内涵，错把封建迷信当成文化内涵，错把文化符号当成文化内涵”［６］等观念性错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无法深刻认识旅游对象，旅游价值便大打折扣。另外，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南传佛教文化旅游提供给人的绝不仅仅是休闲放松、观光猎奇、增补知识、体验宗教等一般功能。最为深刻和彻底的，还是其中含有的对“补特伽罗人我”的论证与解构方法。“补特伽罗”即是受染之“主体意识观念”，与之相对者就是无污染的“绝对清净本性”，解构“补特伽罗”即确证清净本性。人生之种种苦受、愚迷正是主体之执著所造成，这意味着，解构此补特伽罗主体实际上即是南传佛教的最高价值。这一点，对当今社会对治人类心灵之苦难无疑是具有重大借鉴作用的。以此对照当前南传佛教地区的旅游文化，该层面的价值建构并未达成，其浅层性显而易见。这也是南传佛教地区旅游业缺乏文化内推力的深层原因。南传佛教地区的文化旅游一如既往地充当着主要产业，但其隐显之种种局限已一览无遗。如何让该产业提升品质，促成持续性的良性再生？这是本文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下文将以南传佛教人文关怀为基本视野，对此再生性展开探讨。
二、南传佛教人文关怀及其对旅游文化品质的再生原理
何谓“南传佛教人文关怀”？它何以能实现对旅游文化品质之再生？从概念上看，“人文关怀”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关注人类自身存在和提升精神品质之价值观。比照之下，南传佛教可视为广义“人文主义”。但南传佛教具有更为特殊的生命内涵：一为超越主体局限，与其余生命类型一体化的全域性、和谐性生命观；二为实现“终极生命关怀”的修持方法。这异于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关怀”，是以本文安立“南传佛教人文关怀”之概念以达意。现代旅游学中，从南传佛教的文化常识、宗教义理、价值体系来探讨旅游品质之再生是极为寻常的理路，目前南传佛教地区的旅游设计大都属此构架。但据笔者了解，从上述两方面特殊深度即“全新的生命观”和“具体的实践方法”来重估现代旅游之品质，的确还是鲜有人试笔。笔者认为，从当前乃至今后社会、学界对南传佛教地区旅游文化品质再生性之探索来看，这必然是主要路向。以下可分两层来对其“再生”原理进行论释。第一层，从南传佛教生命观来重估旅游对象之生命内蕴，重构其生态伦理。南传佛教人文关怀的独特与彻底，即在于从“全域性”生命视野来重估生命之存在、类属、运作、价值、伦理。此视野中的旅游对象，具有生命化的特性、尊严，旅游的品质因此而能拔高、升华。一方面，不但作为主体的生命是一种身、心、佛性式的多维存在，被视为“客体”的一切生命形态也有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它们和人类是平等的、相依的。南传经典中多有体现此生命态度的记载，如《律藏二》云：“六群比丘知水中有虫而饮用。诸比丘中少欲者非难：‘何以六群比丘知水中有虫而饮用耶？’佛世尊呵责：‘愚人，汝等何以知水中有虫而饮用耶？愚人，此非令未信者生信。诸比丘，汝等当知如是颂此学处：任何比丘知水中有虫而饮用者，婆逸提。’”［７］内中以“佛世尊”的形象来对“知水中有虫而饮用之比丘”进行批评，足见南传佛教义理对其余生命形态的理解、维护、尊重、敬畏。实际上，这也是因物及人，是主体人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尊重。另一方面，从“涅?佛性”视野来看，各类生命形态之间存在同一性、一体性，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从南传佛教“佛本生故事”对六道轮回、三世因果等宣讲中便可看出端倪。旅游对象是一个由“有情众生”和“无情众生”等多重生命形态组成的生命系统，在特定的理论条件或视角深度下，人也属该生命系统中的基本元素。据此来看，旅游不再是简单的主客关系，消费与被消费，而是一种生命与生命的对话交流活动。旅游的再生，便是这种交流和谐化从而展现出的自他、物我平衡。这种良性关系会带来无穷的文化增值和经济收益。旅游品质的再生，必须通过内在的生命力量来延展，只有这些东西才是活的灵魂。故而，这种全域性的新型生命观应该成为南传佛教地区旅游文化中被赋予、注入的基本生命态度和内涵。旅游项目的开发、设计，都应以此为基本生态伦理和理论出发点，以酝酿更高旅游文化品质的再生。第二层，从南传佛教人文关怀方法审视旅游主体之品质提升。现代旅游体系中，主体提供的是一种价值判断，在旅游活动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主体可选择旅游或不旅游，向何处旅游，如何旅游，甚至以“顾客是上帝”的观念自居。笔者认为这是需要反思的。在南传佛教人文关怀式的旅游活动中，并不偏向客体、主体之任何一方，而且这种关怀具体落实到主体对自身品质之反照、提升，将旅游主体视为需要迫切提升品质的旅游文化元素之一。我们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在尊重、维护旅游对象的同时，以旅游的形式去除自身生命之疲惫、焦虑、困惑、局限等，达到心灵的绝对自由。在此意义上，旅游，实际上是一种提升生命境界之修行手段。那么，如何以南传佛教人文关怀方法来提升旅游主体之品质？此处先对旅游主体的价值层次做一种说明。有研究者曾将旅游主体的价值需求层次划为“三类八种”：第一类为“确证主体的存在”，分消闲怡情、增广见闻、文化与身份认同三层；第二类为“解构主体的存在”，分加深信解、以物观我、修行体验、物我一如四层；第三类为“圆满心”一层［８］。这种划分较为细致地诠清了旅游主体在旅游活动中的价值对应情况及对旅游品质评判的决定性作用。详言之，旅游主体的品质层级可分为“三类八层”。第一类是增强自我积淀，属于社会文化层的价值观。第二类过渡到“损之又损”［９］，是宗教超越层的价值观。第三类是涅?本性的自然显化，是终极心性层的价值观。这种类分，可以对照出旅游主体的价值追求和所达到的境界。在笔者看来，最高级的品质自然是连“宗教相”也不执著，随缘安住、显现于旅游生活中的心性价值观。在此基础上，便可详谈提升主体品质的方法。“人文关怀方法”是南传佛教中最为丰富、独特的元素，体系非常庞大，然其核心为“四念处”观法。四念处者，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它实际已超越宗教修持的局限，具体落实于生活中的实用心性炼养，是南传佛教人文关怀实践的代表性方法。大意是：身、受、心、法概括了生命之一切处一切时，应时时处处念念不忘观身、观受、观心、观法。①［１０］即主体对行住坐卧、观念意识，甚或深藏诸业的随时、随缘观照。这种观照在南传佛教看来实际上是立足于清净佛性的终极旁观，作此“四念处”观法，一切因缘虚妄便可解体，是对主体偏失、执著、愚迷、贪嗔痴等的矫正和鞭策。换句话说，在日常生活中，主体可以“观生活”，而在旅游中，便可“观旅游”。长期训练此“四念处”，所谓“主体”便会“解体”，随之而来的是“圆满心”的清净呈现，“旅游主体”品质的无染升华①。以此来应对旅游，则无拣择心、利欲心，无对旅游对象的种种抱怨不满，也无对生态环境的肆意毁伤。现代旅游中出现的种种主客矛盾、非再生性，实际上是人类“二元对立”本能的具体物化。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入到上文所谈的生命深层。上述两点，表面上是从相对立的客体、主体之间来谈旅游文化的注入，但其实主客相互含摄、依存、一体。这也是南传佛教人文关怀的特性，并不局限于确立主体的存在价值和主导地位，而是从“大生命观”、“全域性”来看待自他、主客之关系。旅游如果仅仅从“旅游学”来自证、预设、发展，必然无法取得最终超越。从南传佛教人文关怀的基本思路来看，旅游并非单维浅层之存在，而是建立在以生命存在、生命价值、人文关怀方法等为中心之上的一个多维系统，其发展路向、发展潜力、发展面目、价值高度、经济收益等，最终决定于整个旅游系统尤其是主客二者的“深层人文内涵”。有一点需要强调，本文以南传佛教人文关怀来观照旅游文化品质，并非“强行注入”一种“南传佛教人文关怀文化”的内涵或价值观，而是借用其理论视野来反思、呈现旅游自身本来具足的深刻蕴藏、内在品质。在此意义上，一般所说的将“文化注入旅游”，以促成“旧瓶装新酒”、“老树开新花”等观点值得商榷。“注入”实际上还是一种透露着现代工业文明外向型思维的观念———想方设法以主体为主导，强行粘合出一个“新产品”。从南传佛教人文关怀的全域性视野来看，这并不符合旅游的本来规律与特征，换句话说，这终将导致旅游产品的“名实关系”出现对立，并表现出种种非持续偏失。从旅游的长期良性再生来看，这也是我们最需要反思的地方。
三、南传佛教文化旅游品质再生之可行性论证
当前最为普遍的“南传佛教文化旅游”主要是南传佛教宗教形式、基本义理及相应资源的“融入”。对于从“生命的全域性”与“主体品质的终极提升”两层来看待旅游，则显得过于“深奥”和“理想化”。既如此，本文所诠之人文关怀最终融入旅游活动而达成文化品质再生之可行性又有多少？下文分而论之。其一，这是典型的良性再生思路。结合南传佛地区的文化传统及其铺开效果来看，从一般性的“人文常识利用”提升到“全域性生命观”和“主体终极品质”，必然是当前乃至今后南传佛教地区旅游文化品质的主要发展路向、基本指导思想。南传佛教人文关怀所蕴含的全域性、一体性、和谐性的生命观，从全新的视角审视了旅游与人的存在、价值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发展思路是可持续的、多维性的、生命化的，能够从客观上解决产品开发的单维性、文化发展的非持续性、对西方传统的迎合性、主体对旅游认知的浅层性等问题。当前南传佛教地区的旅游业无疑正处于收效良好阶段，但生态损耗过大、后继乏力、当地居民观念物化、客流逐渐减少等负面效应已经出现。必须及时调整思路，寻求长远发展。对于长期依赖旅游业作为经济支柱的当地来说，一旦旅游陷入困境，必然引发极为严重的“骨牌效应”。在此意义上，“可行性”毋宁说是“必要性”。其二，以具体旅游文化产品构想为证明。南传佛教地区的旅游项目早已难以计数，我们还有必要更添波澜？如果按照良性再生之理路开发设计，这种旅游产品实际上是对生态、旅游，甚至是人心的拯救，永远也不会嫌多。此处以在西双版纳Ａ地建立一个“珍稀树种博物馆”为例①。一般而言，博物馆只针对于历史遗迹，对象多是无意识生命的“文物”等，“珍稀树种博物馆”限于树木生长的自然性，确乎很难落实。但这正是南传佛教人文关怀之精神、视野结合地方特色所催生的新型而又良性的旅游创意。假设②：在西双版纳景洪市远郊Ａ地，某旅游集团竞得一块２００多ｈｍ２的荒地，面临重新规划、开发。一般而言，这样的土地早已被用来种植橡胶林，做短期的经济收成。③但出于更久远的文化、经济、生态考量，我们将之规划为“珍稀树种博物馆”。其基本特征是：种植珍稀树种、具有纯野外开放性、以博物馆的思路来经营。目前的西双版纳，许多珍稀树种已灭绝或濒临灭绝，但当地的气候又非常适合多种珍稀植被生存。我们采取的对策是在不影响其余林区生态的前提下统筹规划，或移栽、或培育，２００多ｈｍ２山地全部种植珍稀植物。并建立资料库，对每一株珍稀植物的特性、价值、成长等均做详细记录，用以展示。此博物馆的管理机构，以“夏安居禅修体验苑”的形式设在其中，请南传佛教有德行之高僧入住，以形成南传佛教氛围与实质。正如小部《法句经》所说：“于村落森林，平地或丘陵，阿罗汉住处，其地则可爱。森林其可爱，众人所不乐，彼喜离欲乐，不求诸欲乐。”［１１］较为著名的南传佛教禅修苑经常设在雨林中，本身就体现了尊重生态、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南传佛教生命观。在此形式和内容下，此博物馆形成了主客之互动、依赖、一体化及与南传佛教修持相结合的特征。无疑，这些珍稀树种的成长与当地生态恢复需要一个较长周期，或１０年甚至更长。④这意味着长期的资金投入和心灵忍耐。但是，这种南传佛教人文关怀的贯彻，首先即是对当前急功近利、短平快开发意识的反思和警醒。⑤其次，作为参观性用途的珍稀树种之经济回报率非常高，尤其是身处南传佛教氛围下的珍稀树种，其旅游收效甚至远远超过树种本身的经济、研究价值。故而这种综合南传佛教多维元素的旅游项目，在西双版纳乃至所有南传佛教地区均具备很高之可行性。其三，从南传佛教终极价值观在旅游中的可实现性来解说。本文所论“再生性”之核心实质上是南传佛教所推崇的终极价值观之实现，如这种终极价值观不能展现于具体的旅游活动中，则所有名为南传佛教文化旅游的项目创意充其量只是空有其名，无法上升到“终极人文关怀”及旅游良性再生之境。此问题可分两方面来讲。首先，其基本理路是“呈现本有”，而非“强力注入”。正如南传相应部之经典《大篇》云：“希求喜悦、断诸欲、无所有，贤者去心垢而净己。于菩提分正心善修以欣无取弃执着，有光辉之漏尽者，于现世般涅?。”［１２］以及本文是在现有基础上“涤清身心”，为既有资源旅游置换一个全新的“内驱程序”，而非推倒重建，亦非倒退复古。一方面，这种人文关怀的实现有先例可循。如南传佛教地区的民风在历史上一直处于平和、淳朴、生态的状貌，这其实便是南传佛教新生命观和主体品质升华的体现。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反思与重现。另一方面，南传佛教地区的生态、人文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资源库，本来就具有良性的自我循环与整合能力。近些年的隐显忧患，主要是近现代工业文明的一维性、进攻性思维所导致的结果。对此做出一定的调整、反思、重整，便可初见效果。人们热衷于旅游，其实是对其特殊内蕴、意义价值、人文深度等的认可。而南传佛教人文关怀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无疑正是强大的内在保障，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永不会枯竭。其次，在本文看来，最为理想、终极的旅游品质，不但具有基本的放松观光功能，还应有深层“生命安顿功能”和“审美显现功能”。①这是建立在“全新生命观”和“有效人文关怀方法”上的理想结果。从哲学境界上来说，此为取消二元对立的如实之境。二元对立其实是观念上的对立，如从本性的高度来观照一切思维意识，则其运作之虚幻性便清晰解构。这意味着主客之间再无界限，唯呈现以生命之泯合大化，自然而然。从生命存在上来说，彼时生命不但通达本性解脱，还和一切外境、生命形态取得了“本性”层面的链接，住于全域、和谐、一体之境，正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１３］，自他生命是和谐、互利、相依共处的。从审美功能上来说，这是本性之美的自然绽化，一切生态坏境、旅游活动、乃至旅游主体都是佛性自在的如实“显像”，即所谓“人间界之幸福，或神世界所有之悦乐，又涅?所有之乐，亦一切由此‘财宝’得”［１４］。基于此，这种“人间界之幸福”便不会再被主体的恶意判别而影响、伤害，生命的痛苦、恐惧将会消解，从而安住于圆满、自足。以上论述考虑到了项目特征、设计原理、具体案例以及旅游终极品质的实现等方面，是对南传佛教人文关怀在旅游品质再生中的可行性诠释与论证。这种再生具有丰厚自然资源、理论条件，是可长久持续的基本思路，在当代旅游学建构和反思中，当能发挥其重要作用，进而展现出南传佛教文化旅游的终极品质。现代旅游无疑具有自己的特色与优胜，几乎都属于当地支柱产业，因此我们才重点探讨、解决其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非持续性缺陷，甚至防微杜渐，以促成其持续增长。南传佛教地区的旅游具有当地语境下的特殊性，但其旅游产品也同样面临着寻找良性再生增长点的迫切需求。笔者认为，当前这种情状，其实是人类观念尤其是工业文明二元对立思维的具体表现。要解决这种对立，就必须深入到全域性的生命观来重新审视旅游，在充分展现南传佛教人文关怀的同时，促成旅游主体的高度自觉性，保持旅游客体的完美自然性，最终达到人、境的一体化，既在旅游活动中显现了南传佛教本旨，又安顿了旅游主体自身。唯如此，才是尊重了南传佛教的内在传统，又实现了深度、良性、高效的旅游品质再生。
作者：吴正荣 单位：玉溪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