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南宋杭州的影响
随着徽、钦二帝被掳走，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开封沦入金朝境内。尽管辉煌不再，但是开封依然是宋朝的东京，名义上的京师，杭州一直是临时都城———行在，也即由于东京的存在，南宋一直没有在南方定都。因此，开封对南宋仍发挥着重要影响，其中以杭州最为典型。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等自不必说，在社会风尚、节日习俗、文艺、饮食乃至叫卖口音等方面，杭州无不以模仿开封为荣，竭力按照东京样式建设、改造杭州，正所谓“直把杭州当汴州”，全盘“汴化”。对此，徐吉军先生以及笔者曾多有论述③，不再赘言，在此仅稍作补充。其一，按照汴京制度，建立都城必需的礼乐设施和制度。如计时仪器土圭，通过杆影移动规律、影的长短以定冬至、夏至日，北宋时“测景在浚仪之岳台……中兴后，清台亦立晷圭，如汴京之制”④。每年举行三次的大朝会，到南宋时仍依照东京惯例，只是遇到特殊情况时才有所调整，如绍兴十三年（１１４３年）礩门报告：“依汴京故事，遇行大礼，则冬至及次年正旦朝会皆罢。”⑤这些都是南渡后以汴京旧制名义重建的朝制。朝制是笼统的，开封旧制则是具体的，便于落实。其二，并非朝廷、都城必需，开封文明的顽强延续。一个政权在新地区重建，一般都是因地制宜，不能事事处处全盘模仿旧都，以免水土不服。南宋杭州却是例外，连明代杭州人都明显地感到：“宋南渡都杭，百凡俱仿汴京立市。”⑥例如寺庙，通常都有较强的地域性，但开封的寺庙大多随着宋廷南迁杭州：“宋南渡时，凡汴京有庙者皆得祀于杭。”⑦明人对杭州有不少外地土神祠庙感到不解，经考证深思，找到南宋时期的根源：“必其自汴南渡之后，既已建都于杭，凡汴京素奉之香火有十三，悉立庙崇祀。”又如艮山门南供奉三国东海人的糜相公庙，神主与杭州毫无关系，“予想汴京尝立有此祠，高宗南渡建都后亦封为此处土神，以奉故都香火”⑧。为何供奉？理由很简单：因为是东京供奉的神祠。其三，文体传承反映的开封情结。孟元老回忆东京的《东京梦华录》一书问世后，成为“梦华体”而风行于南宋。南宋以降的学者多仿其体例记述城市，如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的《繁胜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元代陶宗仪的《元氏掖庭记》、费著的《岁华纪丽谱》、刘一清的《钱塘遗事》等等。例如《梦粱录》，清代四库馆臣即指出：“是书全仿《东京梦华录》之体，所纪南宋郊庙、宫殿，下至百工杂戏之事，委曲琐屑，无不备载。”⑨非但如此，虽然南宋后继者写的是杭州，书中却念念不忘东京，如耐得翁的《都城纪胜》，“文本提及开封的次数甚至多于杭州。《都城纪胜》的文本中，提及杭州有２５次，而提及开封的有２６处”瑏瑠。足见南宋杭州人有着浓厚的开封情结。
二、对饮食业的历史贡献
北宋开封对我国饮食业发展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最早形成了中国菜系以及酒店业的繁荣，并有一些名吃流传至今。其一，中国最早的菜系在宋代开封正式形成。孟元老指出：开封“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①。为适应大量高消费人群和各地不同口味人群的需要，高档饭店和各地菜系发展起来，形成北馔、南食、川饭三大菜系：“大凡食店，大者谓之分茶，则有头羹、石髓羹、白肉、胡饼、软羊、大小骨、角、犒腰子、石肚羹、入炉羊、罨生软羊面、桐皮面、姜泼刀回刀、冷淘棋子、寄炉面饭之类……更有川饭店，则有插肉面、大燠面、大小抺肉淘、煎燠肉、杂煎事件、生熟烧饭。更有南食店，鱼兜子、桐皮熟脍面、煎鱼饭。”②主要以食材划分，第一类菜肴就是北方菜的代表开封菜，以羊肉为特色；第二类是川菜，以面食为特色；第三类是东南菜的南食店，以鱼为特色。吴自牧的记载更明确：“向者汴京开南食面店，川饭分茶，以备江南往来士夫，谓其不便北食故耳。”③为南方各地进京官员、士人服务的商业饭店，开创了各具特色的菜系。素菜系也随之出现，即“素分茶，如寺院斋食也”④。如此看来，汴京形成了四大菜系。其二，繁荣的酒店业影响深远。宋代开封的酒店数量多、规模大，新特点是主要酒楼门面都朝向大街。如《东京梦华录》中的主要酒楼，“都是朝着大街，建筑着堂堂的重叠的高楼的……酒楼向大街上发展，甚至设在皇城南面的大街上，连街名也用酒楼来定名，这些情况是宋代才发生的现象”⑤。饮食业的繁盛和酒店业的形成，在世界历史上也有着重大意义。１９９７年，美国《生活杂志》（ＬｉｆｅＭａｇａ－ｚｉｎｅ，秋季刊）回顾１０００年来最深远影响人类生活的１００件大事，中国有６件，排第５６位的是宋代开封的饭馆和小吃：很久以前，小旅馆就已经向远离自家厨房的出门人出售食品饮料，小吃铺就已经提供外卖，人们也已经在特别场合举办排场的宴会了。然而一直要到１１２０年，才有了能被称作“饭馆”的场所。在饭馆里，人们可以买一餐饭，坐下来享用。饭馆首要满足的是人们社交和美食的需要。１２世纪的中国官员孟元老可以说是史上第一位饭馆评论家。他的笔录详细描述了北宋（９６０～１１２６）都城开封渐渐兴起的饭馆文化……据孟的笔录记载，从１１２０年左右起，上夜班的还可以在夜市吃牛肚、血冻、炸猪肝和炸鹅肉。小甜水巷的许多饭店专做南方菜，这也是最早的地方菜系之一。开封人还对服务质量相当挑剔⑥。至少对当代西方人而言，宋代开封的饮食业让他们惊奇。显然，他们没有在其他国家看到过类似情况。北宋开封饮食是时代的精华，其中许多延续到后代，在此仅举流传到当代的两例。宋嫂鱼羹，现今是杭州的一款传统名肴，并推广于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其源头却来自北宋开封。袁褧载：“旧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槃案，亦复擅名……若南迁，湖上鱼羮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羮宋小巴之类，皆当行不数者。宋五嫂，余家苍头嫂也，每过湖上，时进肆慰谈，亦它乡寒故也。悲夫！”⑦北宋末年开封人宋五嫂，原本是袁家佣人，南渡后流落在杭州以卖鱼羹为生。她的鱼羹很快成为名吃，连皇家也经常购买品尝。淳熙年间，太上皇宋高宗经常在西湖游玩，对西湖上的民间饮食“时有宣唤赐予，如宋五嫂鱼羮，尝经御赏，人所共趋，遂成富媪”⑧。在开封时，其手艺并不出名，来到杭州却风云际会，并得到太上皇的赏赐，遂成名牌佳肴，因而致富。现今北京等地的糖炒栗子久负盛名，其源头却始自北宋开封。北宋后期开封名产有“旋炒栗子”①、“煼（即炒）栗”，其中以“李和煼栗”名气最大。据陆游记载：“故都李和煼栗，名闻四方。他人百计效之，终不可及。绍兴中，陈福公及钱上礩恺出使虏庭，至燕山，忽有两人持煼栗各十裹来献，三节人亦人得一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②名闻天下的李和炒栗拥有绝技，所炒栗子的品味其他同行无论如何模仿也不能企及。李和及其家人作为能工巧匠被金人掳到燕京后，将其技术延续下来。清代史学家赵翼记载：“今京师炒栗最佳，四方皆不能及。按宋人小说：汴京李和煼栗，名闻四方。然则今京师炒栗，是其遗法耶。”③明确指出清朝北京的炒栗传自开封名家李和，并保持着优良传统，与宋代开封一样，依然为全国最好的炒栗。清人祝德麟之《糖煼栗》诗也指出：“礓砂黑似铁，崖蜜渐渍之。和栗入翠釜，翻覆搅不疲。生熟均子母，光泽含肤肌。黄中遂通理，解脱无黏皮。谁能传其祕？汴州李和儿。燕蓟产最美，方法今未隳。”④同样认为这种大小均熟且便于剥离的技术源自北宋开封的李和。当年陆游之所以记载下开封的李和炒栗，是因为他早年在开封曾有幸品尝，留有深刻的印象。其晚年在临安作《夜食炒栗有感（漏舍待朝，朝士往往食此）》云：“齿根浮动叹吾衰，山栗炮燔疗夜饥。唤起少年京辇梦，和宁门外早朝来。”⑤由此可见，炒栗工艺还南下传到了杭州，成为朝廷百官早朝前的早点，引起了陆游的回忆。
三、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影响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文艺方面，北宋开封的历史影响更加巨大、更加深远。其荦荦大者就有官瓷、皮影以及杂剧、说书等。北宋官瓷是宋徽宗时期在东京创制的青瓷的巅峰之作，代表着中国青瓷艺术的最高成就，是中国最优秀的陶瓷文化遗产。南宋叶寘《垣斋笔衡》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⑥有学者认为，官窑瓷器“宋大观、政和间在汴京所造。体薄色青，有带粉红色者，浓淡不一，有色带白而釉薄如纸者。大观中，尚月白、粉青、大绿三种。有蟹爪文、紫口铁足，盖其胎本紫色也。然宋官窑有数种，南渡后，邵成章于修内司烧造，曰内窑，亦名官窑。其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是宋时已有旧京、修内司、郊坛下三种。唐氏秉钧谓：旧京著时未久，当以修内司所造为上，新窑为下。当时已分差等矣。南宋余姚秘色瓷，后人亦目之为官窑，大抵皆仿汴京遗制，递衍递嬗也”⑦。汴京官瓷创造了素烧和多次上釉相结合的新工艺，使青瓷产品的质量更精美，釉色更滋润，釉层更丰厚。北宋官窑历时短暂，产量极少，传世品早已成为稀世珍宝，价值连城。其技术直接传承至南宋官瓷以及余姚秘色瓷，至现代各地仍在努力仿制，但仅得其仿佛而已。宋代开封是最早的市民城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市民阶层随即产生了市民文艺⑧，开启了我国文学艺术的新纪元。开封是市井文明的渊薮。影戏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起源于唐，原先一直用白纸雕制人物形象，单调且脆弱。至北宋开封改造为羊皮影具，既经久耐用、便于传承，又便于涂饰色彩，使黑白纸影升级为彩色皮影，艺术魅力增强。南宋吴自牧载：“更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簇，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妆饰，不致损坏。”⑨影戏在开封形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当时开封有许多专业的影戏班子和戏迷：“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瑏瑠也正因为可以用皮影表现长篇历史剧，戏迷因而产生：“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一日弄者曰：‘关圣古猛将，今斩之，其鬼或能祟，请既斩而祭之。’此子闻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费。此子出银器数十，至日斩罢，大陈饮食如祭者，群无赖聚享之。乃白此子，请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于是共分焉。”①足见影戏连本剧的诱惑力。到了重大节日，官方则在各坊巷路口遍设影戏棚子，以招徕、安置挤丢的儿童：“每一坊巷口，无乐棚去处，多设小影戏棚子，以防本坊游人小儿相失，以引聚之。”②由此大大普及并发展了皮影艺术。北宋灭亡后，皮影随着南下的朝廷、流民传播到南方各地，得到普及与发展。另一部分皮影艺人则被金兵掳到北方，如靖康二年（１１２７年）正月二十五日，“金人来索御前祗候方脉医人、教坊乐人、内侍官四十五人……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嘌唱、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琵琶、吹笙等艺人一百五十余家，令开封府押赴军前”③。他们成为北方皮影的传播源头，并逐渐形成各地的地方特征。宋金两代是我国戏曲的形成时期，宋杂剧是宋代各种歌舞、杂戏的统称，也是中国戏曲的最早形式。最为典型的是杂扮，以剧情简单、逗人喜笑著称，为杂剧之散段。其源头有二，均离不开东京开封这一城市。一是宫廷优伶表演的政治色彩浓郁的喜剧小品：“俳优侏儒，固伎之最下且贱者，然亦能因戏语而箴讽时政，有合于古蒙诵工谏之义，世目为杂剧者是已。”④王国维《宋元戏曲史》⑤第２章《宋之滑稽戏》所列举的北宋事例１６则，全是宫廷优伶作品，因此说其必定形成、完善于京师开封。二是民间杂扮，内容基本是以市民眼光嘲笑农民：“又有杂扮……即杂剧之后散段也。顷在汴京时，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装为山东、河北村叟，以资笑谈。”⑥杂扮的特点是丑化农民，表演市民眼中的乡野农民之拙朴，也即杂扮是市民文艺的一种，起源于最早的市民城市宋代汴京。这一艺术形式后由宫廷走向民间：开封东角楼“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⑦。其中丁先现是宋代最著名的戏剧艺人即宫廷优伶，在北宋中后期担任教坊使数十年，后在瓦子象棚中从事商业演出，带动了民间戏剧的发展。至少在宋徽宗时的开封，就有大型连本戏演出：“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莲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⑧连演七八日的大戏，场次、情节之繁复可想而知。“中国戏剧史的崭新篇章是从宋代杂剧开始的”⑨。在汴京酝酿成的宋杂剧，开启了元明清杂戏及现代戏剧的先河。再看另一源头诸宫调。诸宫调是大型说唱文学，由多种宫调组合成一个完整的长曲，为后世戏曲音乐开辟了道路，也是戏剧的源头之一。北宋已用诸宫调的曲调来演唱宋杂剧。据宋人记载，是泽州人“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瑏瑠。地点正是开封，吴自牧言：“说唱诸宫调，昨汴京有孔三传编成传奇灵怪，入曲说唱。”瑏瑡耐得翁也指出：“诸宫调本京师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入曲说唱。”瑏瑢时间是在宋徽宗时期。据孟元老记载，崇宁、大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中，就有“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瑏瑣。说唱诸宫调至元代渐趋衰落，但其曲调等重要艺术手段都为北方元杂剧所吸收。与戏剧产生相配套的是固定的民间大型剧场涌现。此即瓦子勾栏，最早在宋代开封诞生。瓦子是综合性的娱乐场所，其中以勾栏为主，包括饮食、占卜、赌博、买药、剃剪纸、画令曲等商业、艺术活动。游客、观众来去自由，来时汇集一起，有如瓦合；离去散布四方，有如瓦解，因而称之为瓦子。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开封城内外至少遍布着９处瓦子。瓦子中的勾栏，即用栏杆、幕幛等物封闭的剧场。开封的桑家瓦子、中瓦、里瓦３处，内有大大小小的勾栏５０余座。勾栏以棚为号，各有独具特色的名称，如“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①。居然能容纳数千名观众，其演出时的热闹场面可想而知。中国戏剧、小说等市民文艺就是在这里孕育的。宋元话本崛起于北宋开封，成为白话小说的源头。古代说书讲故事的“说话”起源很早，但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并职业化、普及化，则是在宋代开封，其土壤正是东京独特的瓦子勾栏。北宋后期开封的瓦肆伎艺，关于说话的记载有：“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讲史。李慥、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张山人说诨话……孙三神鬼，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史。”②话本就是说话人说话的底本，主要包括讲史和小说两大类。如鲁迅所说，“总之，宋人之‘说话’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后来的小说，十分之九是本于话本的”③。有学者称作是“‘市井细民’的文学革命”④。在文学史上大放异彩的元明清白话历史小说，主要就是在宋代话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文学名著都是宋元话本发展的产物。如大约成书于北宋中后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西游记》的雏型；北宋有专说“三分”即专门说三国故事的艺人﹐其话本《三分事略》、《三国志平话》当为《三国演义》的蓝本；《大宋宣和遗事》则是《水浒传》的先声。至于以东京为故事发生场景、以东京人事为题材的宋元“东京话本”，就有１６篇，“在文学史上又有着重要的文学价值”⑤。以开封为中心的北宋故事《七侠五义》，自清光绪年间盛行于世，改编者是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俞樾。他记述道：“前年从潘伯寅尚书处借得《三侠五义平话》，戏为改定，易其名曰《七侠五义》，今沪上已排印成书，盛行于时矣。淘真亦作陶真，乃平话小说之类，宋时有此名目，汴京旧俗也。”⑥这部小说不但内容是以开封为中心的北宋故事，连其形式也出自开封。小说在宋代开封走向平民化，其影响力大大增强，开辟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格局。
四、宋词发展的策源地
宋词是我国古典文学瑰宝之一。正像词兴起于唐代却称宋词一样，开封不是宋词的发源地但却是宋词创作、展示的中心和宋词发展的策源地。都市生活为词人提供了肥沃的艺术土壤，养育了大批“都市词人”，并使宋词走向高峰。特殊的环境推动，改变了词的意境、形式。具体表现：一是改造了李煜的词风，使之成为“千古词帝”；二是孕育了慢曲以及柳永；三是汴京意象成为宋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南唐后主李煜前期的词基本上是宫廷生活的写照，系南唐宫体和花间词风。南唐被北宋统一后，他被囚禁在开封的两年多的时间内，个人地位、感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作了一批哀怨凄凉的词反映亡国之痛，意境深远，感情真挚，极富艺术感染力，将词的创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被誉为“千古词帝”。正如王国维所言，“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所列举的名句是：“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⑦。其代表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实为千古绝唱，更是脍炙人口。这些名篇名句都是开封的产物。而且其后期词的凄凉悲壮、意境深远，也为柳永等“婉约派”的出现打下了伏笔。慢词是宋词的主要体式之一，与小令一起成为宋人最为常用的曲调样式。慢词的兴起，是北宋前期百余年词史发展繁盛的一个里程碑。“词自南唐以后，但有小令。其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言语，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胜”①。可见慢词是在开封这一特殊环境中兴起的，其中的市民情调和俚俗语言更是开封的特产。柳永积极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齐头并进，极大地丰富了词的表现形式。柳永７岁时随其父来过开封，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１００８年）２５岁的柳永再次来到开封，一直到宋仁宗天圣二年（１０２４年）４１岁时才离开，在汴京生活了１６年②。其间虽名为求学应举，实际上多流连于花街柳巷，醉心于创作新词：“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狎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③他擅长的都市词、歌妓词，也是在开封熏陶的结果。柳永等人的词史地位是由开封奠定的。作为宋词发展的策源地，开封更是宋词的主要题材之一。有学者指出：“《全宋词》提及汴京的词句共有２８４处，其中北宋占８６．１％，南宋不足１４％。以汴京直接入词且达到这样高的出现频率，的确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可以肯定地说，长安在唐诗中的出现频率绝对要比这一频率低。由此可见，汴京已成为宋代词人经常吟咏的内容……汴京意象已成为宋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④这是因为，宋词的灵魂和形式都与开封血肉相连。如此这般，汴京在中国词学史上便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意义：“汴京对宋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是北宋词生存、生长的背景，是北宋词曲传播—消费的枢纽，为词艺的发展、成熟起到了推进作用，尤其是汴京意识为补救宋词内容上的先天不足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汴京具有显赫的词学史地位……没有汴京，词也不可能达到北宋的极致。汴京已成为中国词学史中不可抹杀的构成要素。”“汴京培育了一批‘能词能吏’的词学主体，其人文经济是北宋词的生存根基，其书斋美学造就了北宋词向雅避俗的发展格局，其地域文化孕育了北宋词的特种生命基因。”⑤需要补充的是，词不像诗那样可以出自田野山间等任何地方，词需要音乐或依附于音乐。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其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直接相关。这就意味着，越是大城市也即越是音乐发达的地方，越适合词的创作和发展，显然，没有音乐这个“框”就无处“填词”。因而，当时文化最发达的开封必然是词发展的圣地。宋词是宋代文学的时代特色和成就，也是开封的时代特色和成就。
五、培育的名门望族及其影响
宋都１６７年的辉煌历史，如同老蚌生珠，孕育了众多世家大族。其中，三槐堂王氏、昭德晁氏、吕氏家族以及珠玑巷移民最为典型。他们源远流长，根深枝茂，在宋代乃至后代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三槐王氏是当今王氏中名气最大的一支，得名于北宋开封城东北曹门外的三槐堂：“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祖徹，进士及第，官至左拾遗。父祜，以文学介直知名，知制诰二十余年，官至兵部侍郎，风鉴精审。旦少时，祜尝明以语人，谓旦必至公辅，手植三槐于庭以识之。”⑥宋初著名官员王祜，在其家的庭院中亲手种植了三棵槐树。三槐象征朝廷中职位最高的三公。王祜认为其子王旦一定能官至宰相。后来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朝担任宰相１８年，辅佐皇帝维护了天下太平的局面。王旦的孙子王巩在翻修故居、建立三槐堂时，专门请苏轼撰写《三槐堂铭》，以勉励王氏后人效仿祖先。从此“天下谓之三槐王氏”⑦。三槐王之名由此不胫而走，“代有人才，入南宋，仍有不少优秀子弟。其余绪直至明清，产生过不少官僚、文人、学者。至今还有大量的后人定居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是宋代少见的大家族之一”⑧。三槐王遂成望族，在中国王姓２１望之外别立一名派，后代无不以此为荣，至今各地多有三槐堂家族和建筑。昭德晁氏家族也是在北宋开封诞生并得名的宋代著名家族。“宋兴，而翰林文元公讳迥、参政文庄公讳宗（悫），父子以文章德业被遇真宗、仁宗，继掌内外制，赐第京师昭德坊。子孙蕃衍，分东西眷，散处汴、郑、澶、济间，皆以昭德为称”①。晁氏祖籍澶州（今河南濮阳），宋真宗时，晁迥起家为一代名臣，又是著名的文学家、藏书家，开封皇宫宣德门前天街东的昭德坊，是晁氏世居之地②。位居核心地带，自然钟灵毓秀。从宋初的晁迥，经晁宗悫、晁补之、晁说之等到南宋的晁公武等，昭德晁氏作为宋代文化世家的杰出代表，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家族人才辈出，是宋代文化繁兴的最好体现③。靖康南渡后，他们来到巴渝大地，积极进行文化建设和文化创造，又为三峡文化的建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④。得益于家传藏书，晁公武成为南宋著名的目录学家、藏书家，人称“昭德先生”，所著《郡斋读书志》（一称《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对于后世目录学影响极大。吕氏家族由宰相而学术传家，形成中原文献学派。其特点除了博学多识、注重文献、学以致用外，还有两大特点：一是家学渊源，世代相承，大家辈出。吕氏自宋仁宗朝宰相吕夷简以来，吕公著、吕希哲、吕好问、吕本中、吕祖谦等后人世代为官，前几代在北宋时长期居住在京师开封，饱受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京华文明陶冶，成为文史传家的书香门第。南渡后，吕好问移居两浙婺州（今浙江金华），家学在新的环境中继续流传，声势更加浩大，“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其余大儒弗及也”⑤。“婺学”、“金华学”之名确立于南宋，显赫于天下。二是不偏不倚，融汇贯通，综合性强。吕氏中原文献学起源于京师开封，是京师文化综合性特点的一个结晶，至南宋仍继续发扬。吕祖谦即是其典型：“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既又友张栻、朱熹，讲索益精……祖谦学以关、洛为宗，而旁稽载籍，不见涯涘。心平气和，不立崖异，一时英伟卓荦之士皆归心焉。”⑥家传的中原文献学原本就是综合性的，历代相传只能是愈来愈广博，愈吸收其他学派精华而日益壮大。该派不以标新立异取胜，“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⑦。吕氏家族担任宰执者，从吕夷简起，还有吕公著、吕公弼、吕好问等人，宰相世家地位及风范，加以百余年居住京师的历史，使之养成比较全面地看待事物，胸襟宽广，气魄宏大，以陶铸天下学者为己任。即使到了南方，也不为地域所左右，这一特点反而更加明显，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尊重。宋孝宗以后，该学派成为南宋三大学派之一，与朱熹、陆九渊学派鼎足而立⑧。吕氏载入《宋元学案》者有７世１７人之多，宋末学者王应麟、黄东发，明清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黄宗羲、全祖望等都是这一学派的传人，对中国学术的卓越贡献可想而知。最典型的是有“十大寻根圣地”之称的珠玑巷移民。广东南雄珠玑巷“是中原人开拓南疆的一个中转站，它因此也成为联系中原和岭南，具有民族南迁的象征意义的地方”⑨。岭南地区许多世家大族都以珠玑巷为祖居地，其象征意义类似于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这个珠玑巷传说的源头，正是北宋开封。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有“岭南三大家”之誉的屈大均言：“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枌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瑏瑠屈大均也自认为来自珠玑巷：“予与翁同祖翰林诚斋公，当宋南渡时，公从祥符珠玑巷来，止南雄，其巷亦名珠玑。”①北宋京城分两县管理，一是西城的开封县，一是东城的祥符县。珠玑巷原是祥符县的一个里巷，开封人南迁时把这一地名带到岭南，使自己与故乡永远相连。“在两宋南迁高潮中，中原人‘至止南雄’，对珠玑巷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除了地理方面的原因之外，也因为故乡京城有同一地名的里巷，这对于南雄珠玑巷之所以能聚居大批中原人并名扬天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不仅南雄有珠玑巷，广州、潮汕一带也有珠玑巷地名，显然是入粤者‘以旧居名其里甬’，表明了南迁的中原人眷恋故土的情感”②。在现存宋代史料中，未见北宋开封有珠玑巷的记载，毕竟只是一条小巷，容易被当时忽略，后代、现代开封也没有这一地名。屈大均所言“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也有失误，因为宋皇室当时并未入粤，当为南迁的开封居民之后代故意炫耀所致。即使以上后代回顾的记载不是开封真实的地址，至少也是他们的精神归宿、心灵家园。
六、永恒的历史名片———《清明上河图》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北宋风俗画作品，作为国宝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该图以长卷形式，生动地再现了北宋开封城市生活的面貌，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清明上河图》“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风俗画长卷……画家成功地描绘出汴京城内及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上各阶层的生活景象。主要表现的对象是劳动者和小市民……此后历代绘制的都市风俗画，无不受其影响”③。评价可谓中肯。该图深受世人的喜爱，因而自古以来临摹之风大盛，形成一股《清明上河图》热。临摹中许多本子有所创新，将市肆风俗画不断推向高潮。早在明代，沈德符就说：“今《上河图》临本最多。”④晚明李日华在《紫桃轩又缀》中提及：“京师杂卖铺，每《上河图》一卷，定价一金，所作大小繁简不同。”⑤这是当时北京市场的记录，足证临摹《清明上河图》已经产业化、商业化。众多仿本中，最著名的有两种：一是号称“明四家”的明代著名画家仇英本，采用青绿重彩工笔，重新创作了一幅全新画卷，风格与宋本迥异，描绘了明代苏州热闹的市井生活和民俗风情，被称作后世众仿作的鼻祖，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二是清院本，由清宫画院的五位画家在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合作画成，是清廷官方按照各朝的仿本，集各家所长之作品，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现今流传在世界各地的《清明上河图》多达数十种，仅２０００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的“《清明上河图》特展”上，就有７件藏品一同呈现在观众面前。该题材的绘画在社会上产生的轰动效应可见一斑。《清明上河图》还成为风俗长卷的代表。清人阮元在欣赏王振鹏《江山胜览图》时写道：“山水云树极多，其中又多人物布景，仿佛《清明上河图》，而山水多耳。”⑥市井繁华景象也常用《清明上河图》来形容。清人震钧在北京东便门内太平宫看到，“地近河堧，了无市聒。春波泻绿，堧土铺红。百戏竞陈，大隄入曲。衣香人影，摇飏春风，凡三里余。余与续耻庵游此，辄叹曰：‘一幅活《清明上河图》也’”⑦。《清明上河图》早已不再是一副图画的名称，而是风俗画和长卷的代称，甚至成为市井繁华的别称、形容词。有学者指出：中国城市审美文化的真正发生是在宋代，“以《清明上河图》为代表的描摹世情的民间风俗画也创举性地登上画坛，其纯朴生动的内容、细腻写实的手法，不仅是宋代城市生活的艺术再现，而且是宋代城市审美文化物化产品的典型”⑧。也即中国城市审美文化诞生于汴京。《清明上河图》热在当代更加火爆。表现之一，代表国家走向世界。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２０１０年上海世博会，其中国馆以“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为主题，中心展厅正是动画版的“智慧的长河”———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并成为最热门的镇馆之宝，闭馆后至今在世界各地巡展，无不引起轰动。河南馆的镇馆之宝则是大型根雕《清明上河图》。２０１２年１月，“中日邦交正常化４０周年纪念展”之“国宝观澜———故宫博物院文物精华展”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行，其中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首次在国外展出，参观者超过１０万人。据闻观众参观时，排队等待时间长达５个小时①。《清明上河图》已成为中国的文化符号和历史城市符号。以上事例，充分反映了北宋开封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世界影响。表现之二，衍生品层出不穷，形成文化产业。如前文所言，早在明代，绘制、销售《清明上河图》就已经产业化，现代更加红火。各种材质、各种表现形式的《清明上河图》不断涌现，既有邮票、火花、电话卡等，又有微雕、木雕、根雕、铜雕、剪纸、沙盘、刺绣、烙画、麦秸秆、钱钞等，更有至少三处实景主题文化公园（香港、开封、杭州），已成为一种系统的文化产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巨大财富。在中国绘画史上，一幅图画能有如此众多衍生物的现象是绝无仅有的。表现之三，学术研究持续不断。自该图出世以来，对其进行研究就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美术界、史学界都有大量论著，《河南大学学报》还专门开辟了“《清明上河图》研究”专栏。凡此种种，周宝珠先生将其称之为“清明上河学”②。表现之四，在海外成为城市发展的榜样。著名的美国城市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一书中，特别引用了《清明上河图》作为未来城市理想的说明图，并作说明：“如果生命得胜了，未来的城市将有（当然只有极少几个城市具有的）这张中国画‘清明上河图’所显示的那种质量：各种各样的景观，各种各样的职业，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各种各样人物的特有属性———所有这些能组成的无穷的组合，排列和变化。不是完善的蜂窝而是充满生气的城市。”③这种充满生气的城市就是和谐城市的代表。《清明上河图》犹如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千年之前的城市建制、景观，居然仍是未来城市神往的模本，其生命力之强大出乎意料。要之，《清明上河图》热不仅是热在其艺术性，支持这种热度的根源恐怕还是其所反映的宋代开封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和商业的繁华。
七、结语
一座汴京城，引出多少话题！如同光芒四射，如同喷珠吐玉。本文仅仅概括了汴京文明对周边以及后代的辐射，至于其在北宋时期的众多创建以及其他历史时期的影响并未列举。虽非挂一漏万，终难面面俱到，仅如提取一滴脐血。在中国城市史中，北宋开封是一大转折，即由封闭的古典城市转为开放的近代城市，形成崭新的都市人文景观，商业高度发达，市民阶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市井文化随之应运而生，并成为引导俗文化的主体。城市发展史上的这一拐点，走出一条新路，激起众多历史新现象，为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舒适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中的汴京元素，由地域文化扩展为时代文化，是宋文化的代表，是宋以降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当今世界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其中，有的已成为历史的舍利，有的仍闪耀于当代。如果说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那么汴京元素就是那耀眼的光斑。概括而言，汴京元素的内容，主要包括都城建筑、文学艺术、市井文明、吃喝玩乐、人才培育；其特点，主要包括京师气派、创新精神、市民风格、享乐主义以及生命力强、具有世界性。汴京元素使城市建设人性化，城市生活舒适化，社会文化平民化，人民生活有了更多的精神、物质享受，核心价值是城市的解放、人性的解放。中华文明如滚滚洪流奔腾不息，有赖于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不断有新的支流充实、更新。汴京元素就是支流之一，北宋开封是该支流的源头。北宋东京开封创造、完善、传播了先进文明，生命力极强的汴京元素为历史文化添注了新内容、新活力，开辟了新时代，更新了传统文化，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程民生 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