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遗民与朝宗岩崇明祭礼的创设
１８３１年（朝鲜纯祖三十一年），“明朝九义士”后人王德一、王德九兄弟来到朝宗岩，于岩东小谷筑坛祀，始创大统行庙。所谓“九义士”，指的是济南王以文、临朐冯三仕、杭州黄功、东昌王美承、大同裴三生、通州杨福吉、青州王文祥、琅琊郑先甲、大同柳溪山等九位明朝人。他们在拘于沈阳时，结识了当时亦质居于沈馆的凤林大君（即后来的朝鲜孝宗），后效箕子不食周粟之风，在明亡之后随凤林大君走避朝鲜，并积极协助其筹措“北伐计划”。孝宗对“九义士”一直厚待有加，这也是促使“九义士”在异国他乡依旧执着于反清复明的重要原因。然而，孝宗早逝，“北伐”落空，一直坚信“援外力以达目的，确为惟一之途”⑤的“九义士”至痛在心。从此，“九义士”作为北伐先锋的时代角色开始淡出历史，但生活上仍能得到朝鲜政府的一些帮助。比如，肃宗准其子嗣永保“皇朝人”身份⑥、世代居住“皇朝人村”⑦；英祖在赐馔之外，还免其徭役、设科授官；正祖则通过改汉人牙兵为汉旅以及设置“皇坛守直官”⑧的方式，从制度上为“九义士”后人提供谋生机会。然而，“九义士”虽有孝宗手足情深之情，但毕竟无法拥有两班贵族那样优渥的地位。随着“北伐”声浪的消退，“九义士”后人或为生计，或为排遣抑郁之心，逐渐向朝鲜各地四散迁移。⑨来到朝宗岩的王德一（号磐川）、王德九（号沧海）兄弟即是济南王以文后裔。王德一曾于１７９９年（朝鲜正祖二十三年）拜“守直官”，“然心常不乐城闉，寻解官，而东出惠化门外，买小庄于僻陋之区”瑏瑠。王德九自幼志气慷慨，“自号沧海居士，盖与许处士同一意也”，“茶饭讲服皆春秋尊王之义，世间荣利泊然，不入于心，为大报坛守直官，奉行职事，惟谨足不涉权贵之门，以故累拜别提而不得迁帙”。①九公茹恨而终之后，王氏兄弟遂“抱春秋而东隐于朝宗之山”②。自是，大统行庙香火不绝，朝宗岩终于拥有了与大报坛、万东庙齐名的崇明祭礼。即便在近代遭遇两次废享之后，大统行庙依然靠着明遗民和朝鲜儒林的微薄之力传承相续，表现出比大报坛和万东庙等官方祀典更为坚韧的历史生命力。值得注意的是，大统行庙自创设至大院君裁撤（１８６５年）之前，一直是独祀明太祖朱元璋一位皇帝，而同时期万东庙祭祀的是明神宗、明毅宗二帝，王宫大报坛更是将明太祖、明神宗、明毅宗三皇并祀。那么，大统行庙为何独祀明太祖一帝呢？对此，《朝宗岩志》给出了明确解释：天地生民以来，莫有盛于孔子。孔子之功，莫有大于《春秋》。《春秋》之义，莫有重于大一统。自汉以至唐宋，虽未纯行王政，一统之法，绵绵犹存。及元灭宋，其书虽存，其法沦焉。惟我大明太祖高皇帝，大定中国，驱逐胡元，制礼作乐，昭揭经义，颁大统之历，明春秋之法。至于崇祯，天方艰难，夷虏入关，华夏髠首。于是乎，先王文物惟存于海外青丘，国有大报，州有万东，义伐之计，归于庙食，而使我遗臣子孙世禄皇壝而不见虏使者，不用虏年号者，尚其能存人纪之大防，而世其罔仆之义烈也。东国士民之起感于朝宗里名，磨崖伐石，曰春秋一脉，寄在天地间云尔，则华人之所称小中华者，于斯微矣。顾我遗民保全冠裳于中州腥膳之外，枕戈寝苫于小华岩谷之中，沧桑百年，飘零五叶，讲明万世必报之意，固守内夏外夷之法，则何可不行……遗臣诸家之有立庙以祀高皇帝之议，厥有久矣。岁过涒滩四周之甲，祠祀之思愈久而深切，积累经营，百工之需，笾豆之事，日课而夜程者，凡至七年。于此谨按苍梧之舜庙及会稽之禹庙，与夫华阳皇庙之仪而用温乔行庙之例，设帐屋于朝宗岩之地，以特祀我高皇帝。③可见，大统行庙独祀明太祖，意在循春秋义理，守“夷夏之辨”，强调中华正统观，它与大报坛、万东庙的“报恩”文化相比，意境不尽相同，“庙必以大统立号者，以明大统一脉之寄于此者，尚足以尊临天下，与大报、万东之专以崇报归向为义者亦不同”④。显然，大统行庙独祀明太祖，与其创设者的明遗民身份是密切相关的。即便此时朝鲜社会对清朝的抵触态度已有所缓和，但在明遗民心中，他们依然深藏着对故国的眷恋与痛惜。另外，从这段文献中，我们还看到，明遗民立庙以祀高皇帝之议，始于１８２４年（朝鲜纯祖二十四年），即明朝亡国“四周甲”时⑤；但经七年筹备，他们才最终决定“设帐屋”于朝宗岩，预定祠宇名为“大统庙”。“大统庙”取《春秋》“大一统”之意，但王氏兄弟刚到朝宗岩时，所有祭典都只能在岩旁，权且设坛进行，而无庙宇，故称“行庙”。⑥柳重教则进一步指出，“其曰行庙云者，又以寓早晚奉归中国之意也”⑦。大统行庙设享同年，黄载谦、郑锡一、冯载修三公一同离开“皇朝人村”迁居朝宗岩⑧，为大统行庙提供了更多人力上的支持。大统行庙祭享时间定于每年正月初四，即历史上明太祖创业登基的日子。
祭祀时日的特殊性再次凸显了朝宗岩文化“万折必东”、祭祖归宗的主旨。仪节上，大统行庙仿循借鉴《皇明集礼》“迎送饮福三拜之礼，祭物品数从祭以士之礼，用四笾四豆”①。这个数字与万东庙规格相同，但低于大报坛王室祭礼中的“六笾六豆”。王德一认为，“其事微，而义则深矣。俾我后人修其齐明之诚，不夺于利害之卑，不昧于夷夏之分。虽时移而世远，不忘其含冤忍痛、迫不得已者，以明春秋一统，存乎天地之间”②。王德一强调大统行庙“以臣事君”的仪节等级，就是通过增强祀典本身的规范性，来提升大统行庙在朝鲜思明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王德一还在亲手撰写的《大统行庙仪序例》里，详细记载了大统行庙的具体仪规，包括辨祀、时日、祝版、迎送词、迎神词、祭器、祭服、仪物及斋戒仪式等多项内容。一般情况下，参加祭礼者都是明遗民后裔，其分工包括“初献者一（遗臣书生中年长者）、亚献者一（遗臣书生中次长者）、终献者一（遗臣书生中又次长者）、祝一、掌仪一、奉炉一、奉香一、奠币一、进币一、赞礼三”③。所有参祭者都要进行祭享斋戒：献者、诸执事散斋二日于所在沐浴更衣，饮酒不得至乱，食肉不得变味，不茹荤，不吊丧，不听乐，凡凶秽之事皆不得预，致斋一日于斋所，不得出入，专心想念祭所事务。应参诸人致斋一日，同。④另外，祭享前一日，参祭者还要进行卫生清扫、物品摆放等准备工作，掌事者、掌庙者、掌牲者、掌馔者各司其职。⑤祭享当日，帐庙中一尺五寸长、七寸宽的笺文纸写有“太祖高皇帝神位”字样。子时，初献者以下“纶巾、襕衫、缨带、芴靴，应参诸人各具其服”⑥，就外位；丑时，赞礼者引初献者以下入就拜位，奉纸位，洗手，诣茅沙前东向立，再由赞礼者引其降复位。礼讫，赞礼者请行事，在位者皆鞠躬四拜与平身，迎、送神文，行降神礼。接着，赞礼者分别引初献者、亚献者、终献者，洗手，上香，跪拜，敬酒，读祝，即依次完成初献礼、亚献礼和终献礼。之后，所有人各复其位，行饮福礼，彻（撤）笾豆，行望燎礼。最后，赞礼者引初献者以下出祭坛，“有司彻（撤）馔，监涤祭器藏弆”。⑦整个过程虽然礼节繁多，但有规有矩，气氛十分肃穆。另外，从其祝版看，虽然明亡已近百年，但大统行庙却依然使用南明“永历”年号。用“永历”而不用“崇祯”，反映了明遗民对南明存续时期汉族政权合法地位的肯定。在他们眼中，南明虽然偏安，却仍代表“中华”。“永历历书既奉在皇坛，则事体与颁朔不异”⑧，这就将明遗民心中思念故国的情怀再次落脚在尊周攘夷的历史观上。除了奉祀明太祖，王氏兄弟还在大统行庙结束后，设坛祭奠先祖“九义士”，其祀典名曰“九义行祠”。王德九作《九义行祠仪序例》讲：君子论撰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国家也。祖先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传，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诸公节义，炳如日星，而为其子孙者，终不能称扬，则无以著明于天下后世，而子孙亦不得辞其责。若夫表章其义烈，则立言者之事，固不可议到。惟是私自寓诚之道，在于立祠一节，亦以力不赡而不能成嘘唏彷徨者有年矣。⑨可见，九义行祠的创设主旨在于颂扬先祖“九义士”纯忠懿烈之功德。王氏兄弟有此祭祖想法，亦值“九义士”东渡四周甲（即１８２５年，朝鲜纯祖二十五年）之时。这一方面是因为时间意义特殊，另一方面，“九义士”后人衰替不振，“三公无后而祀绝，喟亦戚矣。诸家子孙之依旧成村者，其于先美，宜祀也，而今无矣”①。
九公诸姓家祭废弛，王氏兄弟倍感凄凉。于是在当年，他们便在“皇朝人村”中设置了九义行祠②：宜立祠以祀，而窃取南宋攒陵之意③，建号九义行祠，编成祠仪序例，而以财力不敷，器皿等节未能备数。仿古人席地之例，秖设纸位，帐屋铺莞于地。祭器代以瓷器，仪节用《大明集礼》迎送、饮福三拜之礼，祭物品数从祭以士之礼，而用二笾二豆，以皇坛享事后丁日，行特祀于依瞻朝阳之地。④六年后（１８３１年），朝宗岩大统行庙创设，九义行祠亦随迁其旁，“岁以为常，皆如仪节”，目的就是希望诸公后人“诚能以祖先之心为心，讲明尊攘之义，百年如一日，则庶不负我先帝先祖在天之灵，而如祭仪之备与不备，可以称家之有无，而实无慊于美报追思之诚云”⑤。相比于大统行庙，九义行祠更属于家族祭祀性质，但其仪式并未减省许多。参祭者仍需“斋宿而行展谒之礼”⑥，献者、诸执事分工、祭服与大统行庙也完全相同。仪节方面，降神礼、初献礼、亚献礼、终献礼、饮福礼、望燎礼等步骤一应俱全；祝版年号亦用“永历”，而且，对于这一点，王氏兄弟是格外强调的，“若先生则天朝士大夫之家，其事体又与属国人不同，此当各行其义，以求吾心之所安也”⑦。九义行祠与大统行庙的不同之处在于，九义行祠采用“二笾二豆”的皇明士礼，致祭神位为９个，分别以一尺二寸长、三寸宽壮纸写好，按九人出生时间先后排序。仪物中，除没有迎送词外，物品种类也减少近半；但由于祭器数量往往采用“９”或９的倍数，故其总数并未减少许多。此外，王德一（１７７８－１８５４）、王德九（１７８７－１８６３）去世后，其神位亦被子嗣增置于九义行祠，作为从享（首次从享礼时间为１８８１年），以纪念二人之功德。不过，在二王公从享礼上，只有初献礼毕后有读祝一节，亚献礼和终献礼则皆不读祝。⑧二王公从享礼的简化体现了儒家传统的祖嗣等级观念，反映出“九义士”后人恪守尊长仪节和对待家国关系的严谨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统行庙自创设伊始，便同时拥有了独特的从祀制度，这是大报坛和万东庙祭礼所不具备的。《朝宗岩大统坛纪》中讲，“皇坛下左傍设九义坛，而一体君臣之义，岁祀之，此则国家尊崇之常典、士林表章之公议，岂不以臣子陪从天子之义耶？”⑨这既反映了“九义士”后人对于自己明遗民身份的珍视，也流露出他们作为大明后裔的荣耀感。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九义士”后人刻意将自己与朝鲜社会割裂开来。事实上，朝宗岩文化与朝鲜本土社会始终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１８５８年（朝鲜哲宗九年），京畿监司金大根便宣布岩下居民“籴粜及大小杂役并皆蠲免，凡祭享之节、守护之役，使得以专意奉行”瑏瑠。这对于本不富足的“九义士”后人来讲，乃是莫大的支持。可以说，“九义士”后人的思明、感恩之情当中，既有对明朝和先祖的慎终追远，亦包含对朝鲜王朝尊周思明之社会大环境的深切感触：惟此东土一隅，虽地偏力弱，含冤忍痛而为皮币之役，文物之盛，得保先王之制。坛设大报，庙立万东，上自国君，下至士民，为旧君明大义者，历代以来所未有也。犄与诚卓越千古矣。凡我后昆，全其衣冠之旧，获免薙发之辱，世守三皇陟降之壝，不与夷狄鸟兽同归，我祖先东蹈之烈，不可但以垂裕言也。①尽管身处他乡，但“九义士”后人一直把自己自豪地看作是故国的遗民，而非异邦的弃民。他们把倾注了毕生心血的朝宗岩祭享视为对朝鲜本土思明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在他们心中，创设大统行庙和九义行祠不仅是九姓遗民的分内之事，也是自己作为朝鲜国子民理应担当的历史责任。随着岁月的流逝，“九义士”后人对朝鲜本土的感情愈加深切。尤其在近代朝鲜面临外敌侵侮的危急时刻，他们与朝鲜人民休戚相关、荣辱共存，对皇明故国的慎终思怀已经现实地转化为关切朝鲜本土民族自存和国家自主的忧国之情。
二、朝宗岩崇享的裁撤与恢复
朝宗岩大统行庙自创设以来，虽然有赖于“九义士”后人艰难维持，但其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却是朝鲜社会有目共睹的。然而，这一平静而庄严的民间祭礼在近代却因朝鲜国内政治改革而一度被裁撤。１８６５年（朝鲜高宗二年），实际掌权的大院君李昰应为加强王权，对全国书院责令关闭。书院本为教育机构，兼具祠堂职能，但在朝鲜晚期，地方书院逐渐成为士林阶层对抗勋旧贵族、乃至朝鲜王权的政治据点。大院君深知其弊，故借改革之机，裁撤书院，镇压士林。华阳洞华阳书院（建于１６９６年，朝鲜肃宗二十二年）作为书院中之影响最大者，自然首当其冲。②此外，大院君还把尊周思明看作是对朝鲜本国道统的僭越，毫不顾惜满朝士人的历史情感。于是，奉祀明毅宗、明神宗二帝的华阳洞万东庙被强行停废。受万东庙裁撤之牵连，大统行庙“亦准例停之”③，“自是朝宗之祀，亦不敢举九公，则坛墠亦毁”④。１８７１年（朝鲜高宗八年），加平郡守遣吏来此，“探皇坛事状”，盖因此地“自设坛后，居人改呼大报山，又或仍称皇坛以大报坛，朝家闻之，以为嫌逼北苑皇坛”。⑤可见，保守而集权的大院君政府即使在万东庙、大统行庙裁撤之后，对于士林动向和民间言行仍旧是如此警觉。由于守坛而不能，朝鲜政府的蠲免措施亦被取消，“籴粜杂役一如他里”⑥的朝宗岩嗣守人、“九义士”后人王俶说（王德一之子，曾担任过大报坛守直官）不得不因生活窘迫而与其子“亲把鉏犁以自给”⑦，“躬耕苟活，举目萧然”⑧。但是，在朝宗岩停享的日子里，朝鲜儒林并没有忘却“思明”的记忆。一方面，他们不断上疏朝廷，努力为朝宗岩争取复享。任宪晦在《皇庙复设疏》里称，大报坛之设，“咸出于前王不忘之思春秋之义”，万东庙、大统行庙之设，乃出于士民之“私诚”⑨，“一坛一庙，各伸情礼，其为严敬，随地自在。设以文庙事傍照，亦何尝以已建于国都、不许叠享于下邑耶？”他认为，民间思明活动无碍于国家事体，统治者所谓万东庙、大统行庙乃大报坛“叠设”之论，实在无法让人信服，“如以天王之尊，私祭于深山穷谷为靡可，则静江之祀、虞帝蜀民之祭先主，独非在于卉裳之地、野寺之旁乎……如英庙除付官屯田，无所不可，又何必以是为拘至于停享乎？”①金平默也提出，“崇明三义”主旨不同，不容阙一，“北苑之坛，藩屏故臣，伸拱北之义也；西原之庙，陪臣遗民，伸讴吟之思也；朝宗之祀，皇朝人遗裔，伸茅屋之诚也”②。李恒老、崔益铉、朴珪寿（１８０７—１８７７）等当朝名儒亦纷纷上疏：“愿殿下渊然深思，涣发德音，亟命复享，则国人知攘夷之义，而洋冦怀畏惮之心。其风声气势，反有过于三军之威矣……家国之安危存亡，皆决于此，可不念哉？”③但对于儒林的复享要求，大院君并不理会，或以“退修学业”，冷漠回绝。④另一方面，士林儒生仍然不间断地造访朝宗岩，密致诚礼于“九义士”后人。１８７１年（朝鲜高宗八年），柳重教托友人洪在龟展拜皇坛，访视华西先生先前拟作亭处，预定亭名“见心亭”。⑤次年，金平默率其徒崔云卿、洪在鹤到此，“为五噫之词（题为《朝宗•皇坛五噫赋》），酌献于坛，密伸诚礼”⑥。王俶说读罢，竟致失声痛泣。１８７３年（朝鲜高宗十年），杨州处士尹大一与其友人柳国麟亦“操文来荐一爵于皇坛”⑦。１８７３年，闵妃取代大院君，夺取实权，朝廷迫于压力，于１８７４年准许万东庙复享。
士林大受鼓舞，朝宗岩享事亦有修举之议。是年，柳重教与李会植、柳基一、李光奎诸人来拜皇坛，复审华西先生拟作亭处，使门生李在成篆书“见心亭”三字，镌刻于岩上。⑧柳重岳还作《敬次华西先生韵》，吐露心声：腥尘世界此山青，慨我中情笔莫形。忠沼片碑征故实，义坛双豆配皇灵。坐看鲸海狂澜决，起伫鹑天醉梦醒。汉叟苦衷承檗老，岩颠新刻见心亭。⑨１８７５年，朝宗岩大统行庙复享。而在这次复享之后，大统行庙开始将明太祖、明神宗、明毅宗三皇并祀，这一规格实际上已经相当于国家最高级别的祀天之礼了。另外，大统行庙祭享时间在正月初四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明毅宗讳辰（阴历三月十九日）：（永历）二百三十年（１８７６年），金处士平默、柳处士重教率其徒，来居于龟山紫泥台等地。朝宗岩北数十里，有所谓玉溪洞者。龟山紫泥台即其洞门之外也。二公甚爱洞中泉石，以为此皇坛之后库宝藏也。就而居之，以为游息自靖之所，即华西先生置屋瀛登之遗意也。自是，每岁三月烈皇帝（即明毅宗）讳辰，一来坛下行望拜礼。正月则轮遣数人参享礼。瑏瑠祭享仪制的变化和时日的增补进一步表达了朝鲜儒林对朝宗岩思明文化的肯定与支持，同时也说明，士林力量试图通过提升朝宗岩在“崇明三义”中的地位和扩大朝宗岩文化的社会影响，来扭转大院君执政以来社会文化的倾颓之风，以强化义理、卫正斥邪、固民心志。为张大义，金平默特委托金永禄搜集史料，编成《朝宗岩志》，详细记录“九义士”和“三处士”朝宗事迹，还奏请朝廷给予朝宗岩与万东庙同等的事体地位，并提议将“北苑守直之官，改为士夫初仕之窠”。
作者：石少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