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鼓吹自由理念
俞颂华赞成五四青年的斗争，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自由理念。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在整个五四运动中俞颂华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并未作过多攻击，他的着眼点是政府对学生的镇压，认为这剥夺了他们的集会、言论、出版诸自由权利，他说，“北京学生之集会言论出版诸自由，胥被剥夺矣。是政府毫无悔祸之心，彰彰可见。”［10］强烈地表达了他的愤慨。因此他竭力号召“言论家尽他的责任”，希望“他们百折不回，在言论上决不肯放弃责任。但望继起者弗因他们受了挫折，便心灰意懒。革新家奋斗的精神始终不懈。将来社会意识逐渐扩充，难道习惯和制度终不能改良，言论终不能自由吗。”［11］为什么俞颂华如此热衷于自由?我们看他对个人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言论自由的分析，他说:“大凡革新家在言论上是负两种责任。一种是批评旧习惯和旧制度的责任，一种是创造新的责任。因此言论自由，不但可以防遏社会变态的变动，并且能促社会循进化的常轨发达。”［12］俞颂华反对社会“变态的变动”，正足以说明他的改良主义立场。俞颂华还从个性与群性的关系进一步说明个人自由的必要性。他说:“人之所以翘然特异于万物而有今日之文明者，个性为之也……纵观史乘，言论思想，不受束缚之时代，文明之进展最著，无他，个性发达也。横览五洲，言论思想之自由，素鲜拘束之国家，革命之频度最稀，社会亦安固，无他，亦个性有自由发展之机会故也。然则个性之不可蔑视抑亦无待申辩而明矣。”［13］在这里俞颂华从历史的也从现实的角度说明自由的重要性，我们也可以看出俞颂华对于五四运动的支持，是就青年爱国的自由而言，青年有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更有为了爱国而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所以他指责北洋军阀政府的愚不可及，毫无悔祸之心，甚至于是黑暗统治，却并未有暴力革命推翻政府的迫切要求;他也支持学生的斗争，为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而感奋，号召国民支持学生的斗争，但终是把希望寄托在革新家的坚持不懈地批评旧习惯和旧制度，创造新习惯和新制度上，希望以此推动政府的改革和国家的进步，达到社会常态的变动，即渐进的社会改良。从上述俞颂华的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俞颂华的社会进化理论是基于他的自由理论之上的，但是如何在专制统治下挣得自由?俞颂华寄希望于国民素质的提高。
2寄望于国民素质提高
2．1基于进化论和改良主义的自由理念
俞颂华的自由理念是基于他的进化论和改良主义思想之上的，是典型的英美自由主义立场。俞颂华注重社会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强调稳定，而就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他把改造中国的基础立于国民性的改造上。事实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反思，新文化运动就是这种反思的结果。加强教育，注重国民性的改造，提高国民素质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但是短短的几年，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中国的一批知识分子向法兰西激进的自由主义方向转变，但还有许多人坚持英美的经验理性，俞颂华就是一个代表。他坚持认为，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幻想依靠革命改变一切是不切实际的。就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他批评道:“一曰氏(马克思———笔者注)之社会主义系革命的社会主义也。社会组织在特定时期泰半为一种习惯。改革共同习惯之难不亚于个人之习惯，故征诸史乘，经一度之革命，必有一度之反动。而此反动恒与革命骤猝之程度比例。凡社会起一大变动，常有一定之步骤，必先有预备，着着渐进，然后水到渠成，有终局的改变……可知社会秩序之基于各个人本能与习惯诸天性者，鲜克由立法与制度之倏更而骤改，是故不求社会的习惯渐改，徒骛由革命而急就社会根本的改造事业，亦其缺点也。”［14］他在《美国独立纪念》一文中从侧面论证了他的观点，他在分析美国独立战争胜利的两点原因后类推我国说，“当此新旧嬗变之时，孰不知军阀之罪恶及铲除一切旧有黑暗势力之必要，吾国民既有此觉，苟能蓄潜势力以求革新，何虞无适当之时机。第不知所谓中坚人物果安有哉?旧首领破产，谓无新首领出现，吾不信也。第新首领之良否，全视社会鉴别力之高低……”，［15］只有当广大国民的素质有了提高，有了革新的觉悟，然后选择、造就自己的首领，这种选择是否正确决定于国民的觉悟程度。俞颂华担心的是广大国民的觉悟程度，国民觉悟了，他们要斗争，也能选择正确的首领，则不患斗争不胜利，就像美国独立战争一样。重要的是通过国民觉悟程度的提高，革新的力量逐步增长，就可以相对稳定的实现社会进步，俞颂华反对革命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幻想。
2．2突出自学的重要性
但现实的黑暗又让人们觉得这种改良遥遥无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为此俞颂华突出自觉的重要性，他就觉悟和自觉进行了区分。在《从觉悟到自觉》一文中，他论述道，“我以为觉悟与自觉，最大的区别是在一个只有消极的理想，而一个则以积极的理想为根柢。譬如就劳工说，劳工受了资本主义底荼毒，从困苦颠连中知道资本主义的制度，与他切肤之痛，起而反对，设法脱离他底束缚。这是劳工底觉悟，因为他们有脱离资本制度苛虐底消极底理想。若使他们有了这觉悟，再本其‘自治的情感’(sentimentofself－control———原注)努力于自己支配自己底企图，那才算得自觉。这因他们除打破资本主义外，还有自己支配自己境遇底积极理想。所以觉悟与自觉都是有意识底作用;不过前者是消极的意识底作用;而后者是积极的意识底作用罢了。”［16］觉悟是很难的，而自觉就更难。俞颂华的先进之处在于他已经认识到，唤起国民要求反抗压迫的觉悟仅仅是第一步，而如若国民没有自己支配自己的能力和自觉，他仍不免盲从，并未争得自己的自由。这样，推翻一个旧的专制，就会有一个新的专制产生来代替它，革命又有什么意义?所以，俞颂华进一步倡导个人对于旧势力的单独实现。根据他个性与共性的关系理论，俞颂华在强调个性的重要后说，“虽然，吾人不能自始离社会而孤立，个性不受群性之陶融，亦难盛旺而畅发，故个性之发达，实亦群性开展之故，二者相辅而相需，不能偏废而独存。”［17］那么在中国群性既不发达，个性亦无从谈起，国民要争得自由又如何着手呢?俞颂华首先从消极方面提倡个人对于旧势力的单独实现，他说，“何谓‘单独实现’(Indi-viduation———原注)?极简单的讲来，就是各个人从因袭的羁縻，完全解放出来，恢复其选择(per-sonalchoice———原注)自由，以实现自己。试看!历史上重大的社会运动，那一件不先经大多数对于旧势力的‘单独实现’才能成功?历史上有不知多少流产的社会运动、其所以流产的大原因，那一件不是因为大多数对于旧势力未曾有‘单独实现’的觉悟，以致失败?”［18］就中国而言，“现在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种种现实的旧而恶的势力，派别繁多，更仆难数……所以我想我们如果希望今后社会新运动有良好的成绩，惟有先向同感旧势力压迫的痛苦的，宣传对于旧势力的‘单独实现’，以使大多数都有超然于旧势力的觉悟与精神。等到大多数有了这样的觉悟与精神，旧势力必定失了根据;只要再加上几分毅力，便不难有消极的解决了。有了消极的解决，积极的建设，也就可以事半功倍了。”［19］当然这样的觉悟不是以恶止恶，更不是投靠旧势力，提高国民的素质，增强国民自主能力势在必行且意义重大，所以，俞颂华鼓励青年知识分子走向农村、工厂，将文化普及于下层阶级。
3结语
从个性的自觉，到社会全体的觉悟，以现实的社会为基础，不断改良旧的习惯和制度，从而实现社会的进步，“五四”时期的俞颂华就已经确立了他的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并从此坚定不移地践行，在他一生从事新闻事业的背后，是对进化论和改良主义的执着信仰。而他一生的努力也足以表明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寝室管理论文封建的中国英美自由主义的进化论和渐进的社会改造工程的失败。
作者：赵金平 单位：淮阴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