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珞藏传统文化联系
珞巴族和藏族之间不仅存在悠久的贸易往来，在文化方面也有着深厚的联系。20世纪40年代，西方人海门道夫在藏南尼西村落中看到的情况是，“令人意外的是，一种藏铃式的器物②在尼西人眼中极为珍贵，但却没有什么实际用途”。［7］85作为来自异文化的观察者，海门道夫自然难以理解尼西人为何如此珍视这些“没有实际用途”的物品，海门道夫所看到的现象，正是珞藏之间紧密文化关联的具体表现。在历史上，藏文化对珞巴族传统文化生活影响很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藏式器物是珞巴族的贵重饰物
我国珞巴族部落将阿巴达尼视为先祖，藏南米林县纳玉山沟原先有一座扎岗奈寺庙，相传是十五世纪噶举派喇嘛汤东结布所建。庙内绘有阿巴达尼壁画，从中可以了解阿巴达尼的服饰特点:阿巴达尼头戴熊皮帽，耳吊竹环，脖子上挂着许多串珠，背上披一件蓑衣，肩背弓箭，腰佩大刀、小刀。这座寺庙毁于1949年的工布大地震，据说遗址尚在。［11］由此可见，珞巴族先祖阿巴达尼的饰物中就有串珠、藏刀等饰品。珞巴族对民族历史和先祖的追思、对民族古老宗教文化的承传也体现在这些藏式饰物上。来自藏区的大粒贝壳珠和天蓝色磁珠被贸易至珞巴族村落，“达夫拉人和米里人①在许多场合都佩戴它们，而阿帕塔尼人则只有在像莫龙节日那样的特殊典礼上才佩戴”，“即使在今天，每一个具有相当身份的人都至少拥有一把藏刀，在盛大节日时数以千计的念珠会挂在身上”。
(二)藏式器物是珞巴族的重要祭祀用品
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宰牲祭祀是珞巴族传统宗教信仰的主要特点，藏刀、藏铃、铜盘等藏式器物是珞巴族祭司举行祭祀仪式时的重要宗教器具。一些珞巴族部落的故事传说形象的反映了藏式器物与珞巴族宗教文化之间的联系。铜盘杀“布拉”(Bura)的故事在珞巴族阿帕塔尼部落广为流传，无论是早期西方藏学研究者的文献、还是近年前往当地考察的西方学者都曾对此有所记述。阿帕塔尼人讲述到:“很早以前，阿帕塔尼山谷是一片沼泽，沼泽中生活着一种奇怪的动物‘布拉’，我们并不知道它是何种生物，可能与鳄鱼相似。山谷中没有河流，没有田地，只有生活着‘布拉’的沼泽。一天，怪兽‘布拉’试图在沼泽里挖一个深洞，以便藏身水下。村民们见到后以为‘布拉’要攻击他们，因此慌乱四散。两个名为‘米阿米阿’(Myamya)的铜盘(一个是雌性、一个是雄性)离开房屋去与‘布拉’战斗。雌铜盘在搏斗中牺牲，雄铜盘砍掉了‘布拉’的脑袋将其杀死。雄铜盘回家后，屋里的人都出来观看，此时铜盘在杀死‘布拉’后极具攻击性，它将屋主人儿子的头砍了下来。屋主回家见此情景，便抓起一支杵追击铜盘。铜盘跑进一小块竹林里躲藏，因为撞到一支锋利的树桩，一只眼睛受伤。时至今日，那个铜盘仍有这只受伤的眼睛。这个铜盘有时被用来治疗皮肤病，我们在铜盘上抹一些米粉，接着祭司举行一个小宗教仪式。”［8］118从上述故事可以看出，藏区的铜盘对阿帕塔尼人而言贡献无疑是巨大的，因为它们帮助阿帕塔尼人克服了迁徙过程中的最后一个困难，并最终定居在了美丽富饶的阿帕塔尼山谷。“布拉”被杀死后，沼泽变干，阿帕塔尼人在山谷中建造了最初的7个村落。时至今日，故事中这只来自藏区、功勋卓著、中间有残缺的铜盘仍被阿帕塔尼人精心保留着，它的拥有者也因此格外骄傲。②从尼西人的传说故事也可以看出藏式器物对珞巴族宗教生活的重要性。尼阿•龙马(NyiaLoma)是珞巴族先祖阿巴达尼的儿子，尼西人中流传着这样的故事，“龙马是所有藏铃的制造者。他只在晚上工作，白天则无精打采。龙马独自生活，身体没有骨骼，只有肉和皮肤。当龙马出生时，他的父亲阿巴达尼见他没有骨骼，便打算把他扔掉。然而半夜时龙马说:‘你不能抛弃我。我来此是有特殊工作的。尼阿和尼金(Nia，Nigin，两种藏铃中含有的合金的名字)的气味已经进入了我的鼻息，神祗在召唤我，我必须去他们那里’。在达尼同意留下龙马后，龙马请求父亲将其放在一个铜制的船状容器里。达尼答应了龙马的请求，将他放进了一个制作藏铃所用材质制成的食槽里。龙马开始扑捉蟋蟀并将他们串起来，他用蟋蟀的头部设计制作了藏铃顶部的图案，用它们的眼睛做了藏铃边缘的图案，用它们的触角做了更小的装饰物。龙马用蜡做出了藏铃的模型，但是没人知道他是从哪里获取金属的。达尼看到他的儿子从事如此伟大的工作后非常高兴，但是龙马继续选择独居，因为人类制造的任何响动都有可能影响他的工作。最好的藏铃都是他在夜间制作的，在黎明到来前，他开始制作与藏铃同样材质的手镯和其他价值较小的东西。”［7］89这些流传的古老故事从一个侧面反应出藏式器物与珞巴族传统宗教文化的关联。在珞巴族中，“藏铃因被认为是超自然力量的产物而受到格外珍视，代代相传。每一个藏铃都被视为是独特的，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名字，它们或是雄性、或是雌性”。［7］85珞巴族传统宗教文化赋予藏式器物以不可替代的价值，“传说把它们罩上了一种高贵和古老的光辉;青铜法铃在阿帕塔尼人(甚至超过达夫拉人)看来，是一种神物;藏刀在每次屠宰大额牛时是一件必不可少的物品;藏珠是祭司在进行庄严仪式活动时的必须具备的饰物”。
(三)藏式器物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货币职能，是珞巴族财富地位的衡量标准之一
藏式器物是珞巴族交易买卖时使用的“硬通货”，因为在需要时，它们可以随时找到买家换取其他物品。“在阿迪社会中，有两类物品是作为货币来使用的。一是有实际用途的物品;二是装饰品。第一类物品包括家庭用品、普通的金属和家畜。有时候，兽皮也属这一类。在阿迪地区，所有的金属器皿均作为通货。其中从西藏输入的‘旦基’，即一种钟状金属锅是最高币值的单位”，“来自西藏的青铜盘是标准的贵重物品，用来支付大宗的款项，西藏出产的法铃，也充当交换的手段”。［10］33－35“当阿帕塔尼人与一些遥远的村子进行贸易时，他们不但同当地人交换自己所需的猪、家禽或棉花等物品，他们也接受诸如念珠、小青铜法铃(‘马杰’)、青铜盘等名贵物品作为支付形式，这些物品在许多方面具备一种货币的性质”，“西藏制的青铜盘在支付较大的款项时，一向是作为标准财宝之一”。［9］53，58藏南珞巴族刀耕火种，兼营渔猎养殖，大额牛是当地人眼中最重要的财产，然而，可以和大额牛相提并论的，便是来自藏区、在海门道夫眼中“没有实际用途”的藏式器物。长期以来，藏式器物都是珞巴族财富地位的重要衡量标准，在珞巴族阿帕塔尼人中流传的“宝藏”故事可以形象的说明这一点。这是一个时至今日仍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在我们的故事里，每个人都知道项链、金属铃铛和铜盘位于一个大裂缝的深深的底部”，“当起风时，我们能听见铜盘发出的嘎嘎声。神秘性并不在于宝藏的位置，而在于无法接近”，“这些藏匿的物品被认为是源自藏区，因此是贵重的。尽管货币经济已经到来，物物交换已经过去，这些东西仍然是传家宝，很少被频繁交易。阿帕塔尼人将他们小心翼翼的藏在家里，通常是包在旧披肩里，或放在破旧的篮子里，故意伪装起来以便不暴露其贵重价值。从哈坡里(Hapoli)向南走几英里就可以找到故事中的藏宝地点”。［8］141－142可见，在珞巴族的传统观念中，“珍宝”与“藏式器物”的概念是等同的。在珞巴族中，藏式器物不仅象征财富，还可以提高拥有者的社会威望。和阿帕塔尼人一样，尼西人对于“装饰物和祖传的贵重物品，如藏铃、铜盘等，一般情况都不会放在屋里，以防被劫掠者抢去，这些东西会被藏匿起来，常常是埋在树林里”。［7］32对尼西人而言，“那些引以为豪、不断积聚的财产仍然局限于源自西藏的传统珍贵物品，印度货物通常仅因其实用性而被购买，并不具有抬高拥有者威望的作用”，“与奴隶、牛不同的是，那些能够增加尼兴人财富的物品都源自西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藏式祈祷铃铛和铜盘的多少，取决于他给女儿作为嫁妆的藏珠的数量和价值，也取决于他在短时间内售出这些藏式物品所能聚集起来的大额牛的数量。阿萨姆的物品，即便是铜盘、和藏铃同样材质的杯子，从来都没有在尼西文化中得到类似的地位和荣耀，因此，尼西人和藏族或藏文化边缘区域之间的古老历史联系是毋庸置疑的”。
(四)藏式器物是珞巴族婚嫁和建立特殊盟友关系的重要用品
在珞巴族中，“铜盘、珠子项链和金属铃铛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传家宝从母亲传给女儿。”［8］118姑娘出嫁时，男方最重要的彩礼是大额牛，女方最重要的陪嫁就是家传的藏式器物。而且，在珞巴族中，贵重藏铃的交易仪式非常隆重、正式，就像婚礼一样，这种特殊交易还会使买卖双方形成类似亲属的关系。在昔日安全状况较差的情况下，这种非亲缘的友谊关系对于在部落山区免遭袭击、绑架和报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为结成这种关系的双方有义务在另一方遭遇危险和不幸时提供类似亲属的帮助。个人通过这种关系，可以扩大自己的盟友，增强在不安全环境中的安全感。一起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藏铃交易仪式便是这种关系的生动写照。一个名为楚杜•塔纳(ChugduTania)的尼西人通过出售一个祖传的叫做“如思”(Ｒusi)的藏铃和另一名尼西人“波科•塔里”(BokiTari)建立起了类似亲属关系的“仪式性友谊”。塔里率领本村一大群人在黄昏前到达了塔纳的村子，村中的男女老幼都出来观看这支到来的队伍。队伍最前方的两个人牵着一头大额牛和一只牛犊，两只牛的牛角上栓挂着装饰物，后面跟着一个穿宗教服饰的祭司。接下来是一队妇女，每人手中都提着一只装着米酒或肉的篮子。队伍的最后是一群男子，手中拿着长矛、藏刀，购买藏铃的塔里也在其中，头戴一顶牦牛毛制成的引人注目的帽子。队伍进入塔纳家坐定后，祭司开始在塔纳家的长屋里走来走去，并吟唱宗教词调，内容主要是赞美这个神工造就、代代相传的藏铃。第二天，双方才举行正式仪式交付藏铃。为了购买这个藏铃，塔里前后共支付了三头大额牛、一只牛犊、一些丝织物、大量的米酒、肉和其它值钱的东西。在购得这个藏铃后，塔里已通过联姻和仪式性友谊与其周边25英里内的9个村落中的部分居民结成了联盟关系。［7］87－88在建立这种类似亲属关系的“仪式性友谊”过程中，藏式器物因其珍贵和独特意义，是重要的媒介和见证。对尼西人的邻居阿帕塔尼人而言亦是如此，虽然他们“同藏族人没有直接接触，他们却使用很多来自藏区的物品。……，为了礼节和典礼的目的而使用这些物品，指出了它们同阿帕塔尼文化的古老关系”。
二、珞藏传统贸易文化联系的深层动因
如果说互通有无、互惠互利是珞藏之间悠久贸易联系的表面显见原因，那么历史情结和地域情结或许可以称为珞藏悠久贸易与文化联系的深层动因。珞巴族各部落流传着丰富生动的南迁故事。这些故事传说中，珞巴族先祖和藏族先祖是两兄弟，他们共同生活在藏区。①后来，弟弟阿巴达尼的多个孩子长大成人后，离开了阿巴达尼生活的地方向南面迁移，并留下了不同珞巴族部落南迁的故事。如我国实际控制地区的珞巴族搏嘎尔人中有阿巴达尼三子南迁的故事②，印控区珞巴族塔金部落则有阿巴达尼七子南迁的传说③，尼西人的口头文学也认为他们沿不同的路线从藏区迁徙而来，阿帕塔尼人中也流传着其先祖们克服种种困难，从北面藏区前往今日居住的阿帕塔尼山谷的故事［8］110。由于口头历史承传的差误，目前要准确指出珞巴族先祖们在何时、从何地、沿何路线迁徙到今日居住的地区已经非常困难，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珞巴族的先祖们在历史上从西藏北部迁徙到了藏南珞渝一带。这些迁徙故事集中说明了一个问题———珞巴族和藏族同根同源，珞巴族虽然生活在西藏南部珞渝地区，但其族根在西藏藏区，正因为此，珞巴族各部落对西藏北部地区都有很深的历史和地域情结。生活在西藏珞渝地区的珞巴族将来自北部藏区的藏刀、藏铃、青铜盘、串珠等物品视为先祖用过的神圣之物，籍以承载对民族历史和先祖的追念。珞藏贸易既是互通有无的贸易，也是历史文化相关形成的贸易，贸易和文化紧密关联。贸易是珞藏文化联系的载体，珞藏文化与历史关联反过来又是贸易活动的深层动因。在贸易活动中所获得的藏式传统器物，承载着珞巴族对民族古老历史的追念，是珞巴族对其先祖在历史上从北面藏区向藏南珞渝地区迁徙的实物缅怀。这也是来自印度的器皿无论如何模仿，都无法在珞巴族中拥有任何宗教、文化地位，也不被珞巴族所珍视，只有来自藏区的藏刀、藏铃、青铜盘、串珠等物品才被珞巴族视为意义非凡，作为珍宝代代相传。
三、珞藏贸易文化联系的弱化
以上是对珞藏传统贸易文化联系的粗浅分析，现如今，中印领土争议东段地区珞巴族部落与藏族的贸易文化联系已经弱化，其原因主要有:
(一)印度占领藏南地区后，珞藏贸易被阻断，印度输入的百货逐渐取代了来自西藏其他地区的物品
早在十九世纪，一名到过珞渝地区的英国殖民官员就曾向阿萨姆殖民政府建议:“当前的倾向是寻找与阿萨姆平原的商业往来，以代替藏人同他们的食盐和刀剑的交换”。［3］21英国人的殖民政策被独立后的印度拿来式的继承。“渐渐地，来自印度的食盐、衣服、器皿等代替了来自西藏的物品。印度政府制定了系统化的策略尽力清除塔金市场上的西藏货物”。［4］106然而，有一些物品在印度市场上是无法找到替代品的，如来自藏区的铃铛、镯子和藏刀等，这些具有历史、传统连带关系的物品在珞巴族村落变得稀缺起来。
(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
在现代生活方式影响下，珞巴族年轻人已不再像祖辈那样珍视藏式传统器物。1980年时，一些阿帕塔尼商人就来到尼西村落，从一些“现代化”了的、对这些东西已不再看重的尼西人中收购这些东西，然后向东渡过西巴霞曲进入墨脱县南部，将其以高价出售给阿迪人等一些传统观念较重的珞巴族部落。［7］59－60(三)宗教信仰方面的变化20世纪后半期，基督教对中印领土争议东段地区珞巴族原始宗教信仰影响很大，当地珞巴族的宗教信仰已呈现出多元化特点，这也导致了珞巴族对藏式器物重视程度的降低。当地信奉藏传佛教的门巴族对外来宗教的抵制力较强，基督教传播的主要对象就是各珞巴族部落。宗教文化变迁降低了珞巴族对藏式传统器物的需求，批量做工的项链、金属盘子、铃铛等已经不难获取且不再被看重。那些世代珍藏、年代较早的铜盘、串珠、藏刀等也已退出日常生活，成为不断升值的古董。
四、结语
珞巴族与藏族之间的传统贸易联系和传统文化联系是密切相关的，贸易联系是文化联系的载体，文化关联则是贸易活动的深层动因。正是通过贸易往来，珞巴族才得以获得其倍加珍视的藏式器物。反过来，又是出于珞藏之间的深层文化关联，藏式器物才在珞巴族传统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有机农业论文替代性，甚至成为财富的象征，给珞藏贸易活动注入了深层动力。珞藏民族之间的悠久贸易文化联系是双方之间密切民族关系和深厚民族情谊的生动写照。
作者：李金轲 马得汶 李小虎 单位：甘肃政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