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民币成为SDR组成货币的可行性
1.处在有利的时间窗口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严重缺陷。周小川行长关于“储备货币过度依赖美元加剧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超主权货币对国际金融稳定性十分重要”的观点，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赞同。G20会议强烈呼吁IMF治理结构改革中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包括在SDR货币篮子中增加发展中国家货币，使其更具代表性和合理性。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最大贸易国。当前推动人民币成为SDR组成货币，符合危机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也有助于实现全球经济金融的再平衡。2.实体经济准备比较充分中国经过连续30多年高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以12%的份额成为全球进出口贸易第一大国，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对人民币的需求不断扩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并以更高的开放标准启动了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进一步释放制度改革的红利，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有利于增强非居民官方和私人部门对人民币的信心。3.中国开始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近几年来，中国不仅利用外汇储备优势支持IMF和欧盟对债务危机国家进行救助，也积极推动G20落实宏观审慎管理的基础性框架；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及其退出预期一再冲击新兴市场国家之际，又参与组建了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为国际金融稳定增添了砝码。中国还有意与周边国家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创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种和平共处、欢迎周边国家搭便车搭快车的大国风范，也为人民币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与支持。4.人民币已经在一定范围内事实上充当了国际货币人民币可以与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澳元等多种外币直接交易，外汇交易产品不断丰富。除香港、新加坡、首尔等亚洲市场外，人民币离岸市场已经向伦敦、法兰克福、卢森堡等欧洲国际金融中心扩展，非洲和美洲的部分国家也积极争抢离岸人民币业务。越来越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贸易结算、资产管理中使用人民币。目前，人民币是全球外汇交易第七大货币，已超越欧元成为贸易融资第二大结算货币。综合考虑了国际货币贸易结算、金融交易、官方储备功能的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从2009年底的0.02%上升至2014年6月底的1.96%，年均增幅超过60%。只要没有重大不利事件发生，3—5年内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就将赶上英镑和日元。
二、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主要障碍
1.美国依靠美元霸权维护其超级大国地位，在政治上对人民币国际化存有戒备心理美国主导了二战以后的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货币体系。依托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成为唯一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在IMF重大决策中拥有一票否决权。美元的垄断性国际储备地位，在过去70年里给美国带来了铸币税收入、转嫁国内金融市场危机、影响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等特殊利益。目前，美元地位与其背后的美国经济地位相差悬殊——美元的官方储备份额接近2/3，但美国的实体经济份额仅占全球的1/5左右。于是美国政府将巩固、维护美元超级霸主地位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美国担心中国崛起会威胁其超级大国地位，人民币国际化又是中国崛起的一个标志，美国自然要全力加以遏制。美国国会至今没有批准2010年IMF提出的增加发展中国家份额的方案，就是美国维护其在IMF治理中一票否决权的表现。同样的道理，对于加入SDR货币篮子这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性突破，美国会理解为动摇美元霸权地位之举，必然会寻找种种借口，利用现行规则或程序，想方设法加以阻挠。2.IMF现行规则的执行偏差造成了人民币加入SDR的技术障碍名义上，IMF筛选SDR组成货币的标准有两个：一是要求贸易大国货币，二是要求“可自由使用货币”。《IMF协定》第30条第f款将“可自由使用”界定为“事实上在国际交易支付中被广泛使用”以及“在主要外汇市场被广泛交易”。但由于评价依据主观性较强，各成员国甚至IMF内部对该标准的理解也不统一，所以SDR定值检查的讨论结果更多依赖于执行董事们的个人判断。在金融全球化、流动性泛滥、过度杠杆化和过度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国际金融出现了“脱实就虚”、自我循环的趋势。例如2013年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额高达5.3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全年贸易额的15%。这使得“资本账户开放”受到更多重视，以至于现行筛选规则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偏差：一些执董干脆将“可自由使用”货币标准作为压倒性标准，实际上废弃了“贸易大国”的标准；一些执董把强调实际结果的货币“可自由使用”错误地等同于“资本账户开放”实现货币可自由兑换的政策前提，事实上同样偏离了现行规则的设计初衷。如果不能有效纠正上述执行偏差，人民币必然重蹈2010年SDR定值检查之覆辙，难以突破加入SDR的关键性技术障碍。3.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基础设施有待进一步夯实跨境人民币清算支付系统的缺位，造成人民币国际使用的便捷性不足。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批量外汇交易或国际投融资时，使用人民币就要面临时差等因素造成的困难，租用美元、欧元的全球支付系统则会被迫提高交易费用。另外，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不大，布局不尽合理，人民币金融产品链以及金融机构服务能力还不理想；非居民获得人民币流动性以及进行资产管理和风险管理的需要，也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则影响了微观经济主体使用、持有人民币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官方储备中人民币份额的增长。
三、对策建议
1.完善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基础设施一是参考美国CHIPS系统，加大投入，尽早建立高效、安全、低成本的跨境人民币清算支付系统。二是根据中国对外经济发展需要，合理布局离岸市场，增强人民币可获得性。三是加速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建设，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和金融服务能力，为居民和非居民提供所需的人民币金融产品与服务。以上措施均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范围的实际使用程度。2.有理有力地推动IMF完善SDR货币筛选规则，纠正执行偏差，为发展中国家货币争取入场券纠正现行规则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关键要落实两方面的具体工作。一是立足于IMF现行规则的法理基础，对操作层面上偏废“贸易大国”标准的做法提出质疑。呼吁回归SDR作为补充性国际储备货币的本质，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明确要求恢复2000年以前“贸易大国”标准优先的筛选规则。二是努力争取IMF执行董事更加广泛的理念认同和行动支持。要强调中国渐进式资本账户开放取得的实际进展，因为这与IMF支持成员国适度管制破坏性极大的投机性短期资本流动的政策立场是相符合的；同时，也要抓住我国与德、英等国建立了更加紧密经贸关系的有利时机，加强央行层面的互动与合作，积极谋求欧洲中央银行和英格兰银行在IMF及其执行董事会内部对人民币的支持。长远来看，完善现行规则的关键在于减少主观性判断，提高“可自由使用”货币标准的客观性。应当兼顾国际货币的贸易结算功能、金融交易功能和储备货币功能，平衡使用“出口份额”、“金融交易份额”、“官方储备份额”等客观性指标。3.加强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和政治沟通，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APEC、G20等国际交流平台，都可以成为中美两国高层领导及政府相关部门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扩大共识、加深互信的有效渠道。要充分利用2015年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机会，就两国加强货币政策协调、共同维护国际金融稳健性、推动IMF改革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达成战略共识。要让美国清楚地认识到：第一，人民币国际化尚处于漫长历史过程的起步阶段，与美元国际使用水平差距悬殊，只是对国际储备货币的有限补充，对美元地位不构成实质性威胁；第二，如果美国支持人民币进入SDR，以此为契机，必将促进中美之间的互信，有利于实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目标，恢复发展中国家对IMF和美国的信心；第三，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在当前政治经济多极化的世界里，可以与现行主要货币一道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义务，有利于缓解美元的压力，为美国调整经济结构、减少经常账户逆差、有序实现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再平衡创造条件。总之，中国政府应当抓住2015年SDR调整的时间窗口，高度重视，积极作为。必须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尽快提出人民币加入SDR的诉求，加强央行之间以及与IMF的交流，促成SDR组成货币筛选规则的修订。与此同时，动员社会力量，为人民币进入SDR开展多层次、多渠道的造医学期刊目录势活动，共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作者：王芳 涂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