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学对修辞学进行借鉴的可能性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和修辞具有共通性：二者都致力于对人的灵魂施加影响；以说服为基本方法；具有公共表达的属性。通过对修辞学的借鉴，思想政治教育者用修辞学知识改进语言表达，能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品质；可以变宣传为修辞，掌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能够培养受教育者的公共修辞能力，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学对修辞学的借鉴可以通过培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种途径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学对修辞学借鉴的最终理论走向是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修辞学。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语言；西方修辞学；理论借鉴；思想政治教育修辞学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707（2016）4-0115-05
西方修辞(rhetoric，摘要及下文简称“修辞”)一直被视作一种在公共场所进行说服，对人的灵魂施加影响的语言表达艺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是辩论和演讲。修辞学一直是西方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以培养受教育者文化素养和德性为目的的基础性学科。伽达默尔曾讲过：“一切能够成为实用的科学都依赖于修辞学。”[1]294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对修辞学进行借鉴的可能性、意义以及途径等基本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实现理论创新的有益探索。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对修辞学借鉴的可能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和修辞都以影响人的灵魂为目的
修辞是通过说服的方法影响人的灵魂的艺术。“政治要求理性把利益导向意志的构成，而一切社会和政治的意志表达都有赖于通过修辞学构成共同的信念。”[1]343修辞与民主政治相关联，表征着平等主体通过合情合理的公开言说可以改变他人的态度和观点，施加对灵魂的影响，最终以非暴力的方式形成共同信念。自古希腊以来，修辞一直是西方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合格公民必须掌握的参与公共生活的技艺。可以说，修辞与政治生活、政治素质、善和理性、思想观念以及公共德性具有天然的联系，承担明显的意识形态功能，而这些内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重点。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属于教育，“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2]思想政治教育致力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通过提升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修养来提升受教育者的灵魂境界。在某种程度上，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专注于培养人的优秀灵魂的教育。
（二）思想政治教育和修辞都以说服为基本的方法
修辞以说服为基本方法，这是自古典修辞学到现代修辞学一以贯之的定位，也是修辞自身最为重要的特征。“说服是对语言的运用，而透露出人是理性的存在；人是讲道理的事物，道理的展示过程，也就是论证过程，说服、语言、论证，显示人的存在的理性的一面。”[3]这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是相同的。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说服始终被党视作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最基本的方法和形式。毛泽东和邓小平多次从理论和工作指导原则上强调将说服作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方法的原因和重要意义。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4]211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一文中，毛泽东明确强调“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4]252鉴于以往采用大搞群众运动进行思想教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也指出：“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5]既然思想政治教育和修辞都以说服为基本的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学就可以借鉴吸收修辞学中研究说服方法的理论成果，为本学科所用。
（三）思想政治教育和修辞都具表达的公共性
修辞起源于古希腊公民的公共生活，无论是政治演讲、诉讼演讲还是典礼演讲，都是在公共场所发生的。“没有语言这一介质的作用，公民对公共政策问题的意见表达就不具有可感知性，政策意见也就成为了民主宏大叙事中一种较为虚幻的影像。因此，公民在公开演讲、陈述或辩论中需要有一定的语言运用能力以及认知其在表达时必须遵循的社会规则和社会情境等公共生活的规范形式。”[6]这些因素决定了修辞具有表达的公共性。思想政治教育表达的公共性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性和国家主导性决定的，也是培养受教育者参与公共生活能力的要求，公共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价值取向。具体来说，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语言表达主要发生在公共领域，从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公共舆论的营造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活动，无不具有公共表达的性质。个别的谈话，不可能成为一种大范围的常态实践，而且它也需要公共性提供背景。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致力于将学生培养成为未来公共生活的合格公民，公共的言说能力是公民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培养公民的公共言说能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公共性的实践体现。修辞与思想政治教育在表达的公共性上达成共识，使得修辞实践和修辞学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在研究中的相互融合成为必要，也具有可能。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对修辞学借鉴的意义
（一）用修辞学知识改进语言表达，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品质
长期以来，由于没有经过语言学、修辞学等学科的专门训练，思想政治教育中一些基本的语言表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进而影响到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品质的提升。比如以往对先进典型的宣传，经常以一种固定的人物形象进行教育叙事：主人公对自己的亲人顾不上关心，甚至无情无义；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一点也不顾惜，甚至经常自残式地加班加点工作，最后牺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样的“典型”往往给人一种超出理解的感觉，人们也难以从中产生出效仿的冲动，可信性很差。从修辞学的角度审视，这样的宣传既失去了逻辑上的合理性，也达不到了情感上的共鸣，不具备现实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再如某些党员干部一边向公众大讲反腐倡廉，倡导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另一边却因贪污腐败受到司法审判，背离了自己一直倡导的道德要求。修辞学认为在演讲中演说者能够说服受众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他自身的性格或者品格。演说者要言出必行，树立起自身的威信，不能失信于受众。背离了这一原则，言辞失去了品格的保证，既有损自己的形象，也败坏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声誉。因此，用修辞学知识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发现语言表达存在的问题，从而对其进行理论指导，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工作，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品质。
（二）变宣传为修辞，掌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采用传播的方式进行。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网民数量的激增给传播环境、传播方式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原有报纸、电视、广播等传播方式的地位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据统计，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网民中学生群体的占比最高，为25.2%。[7]博客、论坛、微博、微信朋友圈等自媒体以其参与的平等性和身份的虚拟性，使得自由发表意见变得简易化，激发了网民参与公众事件讨论的热情。面对这种新形势，当前宣传式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就显得力不从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掌握了修辞知识，将修辞学的理论成果运用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去，变宣传为修辞，能够更好地掌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之所以能够出现这样的转变，有三个原因。首先，传播的信息更切合受众需求。宣传主要根据传播主体的主观需要发送信息，很少考虑受众的需要和接受信息的情感体验；修辞学主张修辞行为的平等性，传达信息时必须考虑受众的需要，强调与受众产生情感共鸣。其次，表达方式更具艺术性。宣传的叙事方式比较单一，不太注重语言表达的艺术性，将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现寄希望于外部强制力；修辞专门研究语言表达的艺术性，善于通过适切的叙事和故事讲述，在不知不觉间拉近传播主体与受众的距离，依靠其内在的说服力实现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最后，传播主体与受众的互动更积极。宣传侧重于单向发布信息，不注重与受众的交流；修辞是互动性的，鼓励受众与传播主体的交流，能够及时实现双方的相互了解。
（三）培养公民修辞能力，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
公民与修辞存在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在古希腊，“任何公民的动议要成为或被纳入城邦的政治（包括立法和司法的）决策，都必须通过现场演说来说服其他参与决策的公民，获得他们的支持。演说需要修辞。”[8]古罗马著名的修辞学家西塞罗认为，公民科学的思想由两种不可或缺的成分构成：“一种是理性，这是使我们有能力揭示真理的本领；另一个是修辞，这是使我们有能力以雄辩的方式展示真理的艺术。”[9]现代欧美等国家在政治生活中仍然继承这一传统。一方面，参选人在各类选举中发表演讲，举行施政辩论，吸引选民对自己投票以赢取选举。另一方面，选民经过修辞能力的培训，能够判断参选人政治主张的合理性，从而选择适宜的参选人。鉴于修辞对公民具有重要作用，许多研究修辞学的专家对当今中国公民在修辞能力上的薄弱现状深感忧虑，呼吁“我们的教育应重视培养公民的公共修辞能力，特别是国家修辞意识和国家修辞能力，应建立公共修辞秩序，赋予公民以充分的言论权利，通过充分的表达以凝聚公共意志，制定公共政策。”[10]在学科建设中，与公民教育学最相关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对修辞学的借鉴既是思想政治教育承担培养公民修辞能力使命的实践诉求，也是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必然选择。当前，将修辞实践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环节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实践中一项方兴未艾的革新措施。我们通过对修辞学进行深层次理论借鉴，开发出吸纳修辞学理论成果并具有鲜明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属性的课程环节或者独立性课程，这将进一步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对修辞学借鉴的途径
（一）加强修辞学知识运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者话语能力
1.运用修辞三要素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者语言表达的说服力。修辞学认为决定修辞具有说服功能的关键要素是品格（ethos）、逻辑（logos)和情感（pathos）。首先，为了实现修辞的说服效果，在修辞行为中，修辞者自身必须具备并展现出良好的品格。亚里士多德认为“：演说者要使人信服，需具有三种品质，……它们是见识，美德和好意。”[11]思想政治教育者同样需要具备这三种品质，并且要善于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创造机会展示自身的这三种品质：通过广博的学问、深厚的理论素养、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敏锐的思维展示自身的见识；通过认真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平等包容的胸怀和言行一致的修养展现自身的美德；通过关爱帮助受教育者、乐于倾听受教育者的诉求和善于同受教育者交流互动来体现自身的好意。其次，修辞者的话语要具有逻辑，符合公众普遍认可的道理。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加强逻辑学的学习，对日常生活中各类事件中体现的道理进行深入研究，形成自洽的逻辑体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同受教育者对话。最后，修辞必须契合受众的情感特点，通过激发受众的情感体验达到说服目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善于选择支撑思想政治教育的素材，并以适当的形式呈现给受教育者，激发他们的怜悯、畏惧、羞耻、愤怒、喜爱、慈善等情感体验，实现既定的教育目的。2.运用修辞学的受众分析方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者语言表达的针对性。思想政治教育总是指向一定的受众，但是受众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中的具体的人，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丰富的生命体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进行受众分析，就是要关注这些具体的人，深入到他们各自的社会生活中去，关注他们的生活世界，分析他们的需要，以契合他们生命体验的方式传达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采取他们喜闻乐见的话语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受众对于语言信息接收的因素很多，比如受众的年龄、性别、职业、所属阶级阶层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历史上，列宁曾经详细分析了当时俄国工人的阶级特点和思想意识现状，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12]，这就是典型的受众分析，根据受众的特点采取具有针对性的语言表达方式。思想政治教育者可以效仿这样的先例，结合自己的具体工作场域进行相应的受众分析，从而增强自己语言表达的针对性。3.学习修辞学的语言艺术理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者语言表达的魅力。修辞学关于选题、表达风格、遣词用句、语音语调、谋篇布局等修辞艺术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这些理论成果可以直接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中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者语言表达的魅力。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样，讲巧妙的话和受欢迎的话既要靠天才，也要多加勤学苦练。教育者必须广泛地学习修辞理论，通过生动形象的语句、深入浅出的事例、富有魅力的言辞影响受教育者。这样不但可以通过个人修辞魅力的提升来赢得受教育者，从而间接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而且可以通过好的言辞发挥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本身所蕴含的独特魅力。
（二）借鉴国外课程建设经验，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修辞实践中培养受教育者的公民素质
在国外，教育者设计了多种基于修辞学理论的课程，通过修辞理论的学习和修辞实践的锻炼培养受教育者的公民素质。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课程建设中独立开设相应的课程尚不现实，但是我们可以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教学中开发相应的课程环节，初步实现上述目的，为将来类似课程的开设积累经验。1.开发具有修辞风格的批判性思维课程环节，培养思想政治受教育者的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是面对相信什么或者做什么而做出合理决定的思维能力。”[13]1这种思维是个体成长为公民，独立参与公共生活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乔姆斯基把语言的能力看成是人的思维的基本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主要通过语言训练或者语言学相关学科的理论学习才能获得。在国外，教育者会设计以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具有修辞风格的课程，强调用说服和演讲的传统方式培养受教育者的批判性思维。[13]前言2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是大学生必选的通识性课程，也是最关注人的思想问题的课程。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大量的论题需要受教育者参与探讨，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中设置修辞实践环节，可以引导学生“在（口头或书面）讨论和表述过程中，运用适当的修辞术，包括以适当的方式运用和回应‘谬误’标签。”[14]这些谬误包括“偷换概念”“循环论证”“稻草人谬误”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利用修辞实践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环节，必须要结合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要求，受教育者参与探讨的论题要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内容相结合，这样才能够收到一举多得的效果。2.开发公共说理课程环节，培养思想政治受教育者的公共说理能力。说理是受教育者走向公共生活所应具备的重要技能，古希腊的智者们教授修辞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城邦青年学会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技艺。现在西方国家仍然保持着这样的传统，在语言课程和人文教育课程中开设说理教育。“在美国学校里，从高小到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有一个不断持续的说理教育过程”[15]11，“今天的公共说理与古代的一些修辞术和论辩术是有关联的，这些修辞术和论辩术几乎都强调，修辞不只是为了在法庭或公民大会的言辞争辩中获胜，而且是作为从政者和优秀公民的普通教育；注重的不只是论辩或者演说的技巧规则，而且是一种文化教养和德性理念。”[15]序言3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可以选择适切的涉及说理的文本素材，比如某些论证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关系的文章，让受教育者进行文本分析，发现其中说理的合理性和谬误之处；也可设置具有争议性的论题让受教育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说理论证；还可以举行辩论，让受教育者在辩论中进行说理和说服。通过这样的课程环节，学生参与其中并清楚明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倾听别人的意见，相互之间平等对话，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而且可以锻炼他们的说理能力。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实践中，要根据具体的条件灵活进行课程环节的设置，合理安排批判性思维课程环节与公众说理课程环节。批判性思维课程环节侧重于反思论说的逻辑，以发现并避免逻辑性的谬误为主。公共说理课程环节侧重于寻找公共说理的方法，锻炼公共说理的语言表达能力。二者对学生认知能力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在国外，公共说理教育更为基础，比如美国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为公共说理教育进行准备，进入初中，在语言教育中更是明确提出公共说理部分。相对地，批判性思维课程一般是受教育者进入大学以后才进行的系统性训练。思想政治教育学对修辞学借鉴的最终理论走向是构建思想政治教育修辞学，使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群中一门综合性的子学科。它建立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对修辞学借鉴的问题研究基础之上，是按照学科规制形成的成熟的学科类别。思想政治教育修辞学以思想政治教育修辞现象为研究对象，以中西方修辞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同时借鉴包括心理学、语言学、语言哲学、话语理论和解释学等理论。该学科将会致力于对思想政治教育修辞的基础理论、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学的修辞艺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修辞学、公民教育修辞学、宣传教育修辞学等内容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修辞学的构建将会进一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
参考文献：
[1][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Ⅱ[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德]卡尔•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4.
[3]胡传胜.公民的技艺———西塞罗修辞学思想的政治解读[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56．
[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6.
[6]刘伟忠.公民教育：公民政策参与的能力建构途径[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2，（6）.
[7]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6-1-22．
[8]苏力.走不出的风景———大学里的致辞，以及修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73.
[9]张芳山，涂宪华.公民与修辞———兼论昆廷•斯金纳的公民理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
[10]黄金鲁克.国家形象塑造：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N].中国教育报，2012-01-16.
[11]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罗念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76.
[12]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7.
[13]谷振谐，刘壮虎.批判性江西职称思维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4][美]罗伯特•恩尼斯.批判性思维：反思与展望[J].[加]仲海霞，译.工业和信息化教育，2014，（3）.
[15]徐贲.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作者：陈超 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