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摊精英”对村落政治结构的自觉调适与现代焦虑
这个群体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主持关于摊事的一切重要活动。比如甘肃永靖县杨塔乡，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开始进行为期三天的摊舞活动“七月跳会”，这一活动由六到八个村落“摊精英”负责，他们多是德高望重、见多识广的中老年人，组成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长老会”，不仅负责活动的全程安排，而且在节目开头与结尾的重要节目“会手舞”中扮演九督这一角色，带领全村百姓进行祭祀、打卦等神圣活动。这一活动在整个摊文化表演中是具有“定调、定性”地位的重要环节，“长老会”是不可替代的指挥系统，他们往往利用这一时机对全村的人力资源、财力资源进行有效合理的规划利用，对村落价值体系进行重新确认与郑重宣布。“七月跳会”属于巴赫金所说的典型的“广场文化”，无论是在村落的打麦场上，还是在村庙的主殿门口，这种广场都是地理与文化传统的复合地点，因此，在娱神祭天的宏大目标中，传统文化得到了集体性的释放与塑造，在这种众生狂欢的文化空间中，百姓的民间情绪得以舒展，信仰需要得以满足，从而整合了人际关系，调整了村落秩序，使得社会有机体以良性的状态运行发展。而“摊精英”则扮演了主持与组织的角色，发挥出了其政治功能。但是，在现代性语境中，滩文化体系以市场姿态面向村落，其中的市场元素(如传承人的经济效益、参与者的劳动报酬等间题)已经成为主导摊文化活动的重要社会因素。在访谈中我们得知，传承人普遍存在衰老与流失的问题，而年轻人则由于报酬等问题而不愿意学习摊仪，也较少参与此类活动，面对这些新的变化，“长老会”难以理性应对，也无法娴熟地通过现象去把握本质。因此，“摊精英”在村落政治结构中发挥功能的路径、地位便因此而显得复杂、尴尬，主体性困惑也由此而生，这折射出村落政治主体对摊文化现代性间题的集体焦虑。
二、摊文化对村落性别政治秩序的局部维护与整体失控
以男性为社会轴心的村落性别政治秩序是甘肃自然村落的特色，摊文化正是培植这一秩序的仪式性保证之一。在甘肃各地的驱疫驱鬼驱瘟神等具有仪式意义的传统摊活动中，女性大多是缺席的，男性政治秩序由此而得到了仪式化的确立。比如，甘肃静宁县曹务乡张村的摊文化活动“喊牛唠唠”，这一从腊月到正月一直在村落中热闹进行的活动，无疑处于该’地村民春节民俗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驱疫驱鬼驱瘟神等传统活动中，女性被驱除在外，所有的活动都是由男性来主持和参与的，女性只能以做准备工作或辅助工作(比如蒸模、做针线)的形式非常边缘化地参加摊活动。而在另外一些村落中，关于女性的文化禁忌甚至会延伸至举行摊仪时所用的器物上，比如，“摊面具制作时选用的布料必须是新白布，不能用其他布料，使用前要用柏枝香熏，不准女人擂手……”①其苛刻程度令人惊讶。在这样一个充满社会性别政治意味的场域中，所有与女性现代性有关的气质被消解殆尽。但是，新世纪以来，摊文化对村落性别政治秩序的这种维护已经非常局部化了，即只停留在“神圣仪式”的场域之中。而在日常生活中，女性的现代性意识得到了培植与复苏，摊文化则只作为一种特殊的“表演形式”成为文化遗产存在于村落的视野之中。尤其是2006年以来，随着甘肃摊文化以“非遗”的时代身姿重新复活于村落文化之中，与之相关的更多是经济效益与宣传动力，许多擅长于经营与沟通的女性更是脱颖而出，表现出了自己与“复活了的摊文化”之间的时代联系。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甘肃的很多地区，与摊仪活动相伴生的有一些民间的娱乐活动，比如说常见的“花儿会”活动，如甘肃省和政县寺沟的摊仪“打酪”活动，在历史上就与“花儿会”等娱乐活动有密切联系。“据几位七十岁上下的老人回忆，他们小时听父辈们传说，寺沟山场清代以前就有，每年端午节，供奉山神土地、雪祖雨师和专管虫害的苗稼爷，打酪祈镶，同时赛马比武和唱‘花儿’。也有少数汉族老人在经堂念嘛呢，并且斋戒一天。这个山场共举行两天，端午节先在寺沟，傍晚抬着神轿转移到牙塘，初六清晨又在牙塘七古山顶为神换脏。然后顺山岭来到大族朵庙滩，在这里又打酿、赛马、唱花儿，傍晚转回寺沟，宣告山场结束。”①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摊仪的伴生活动逐渐多元化，除了传统的唱“花儿”等活动外，又出现了大量的集市贸易，那些帐蓬饭馆、流动照像馆、流动地摊等，都为农村女性带来了娱乐享受。在参拜了隆重的摊仪之后，女性便轻松地开始了一年中难得的世俗享受，她们自发地按照年龄、村落、爱好结成一组组的“同辈群体”，以唱歌、聊天、购物的方式形成了文化交流的场域，交流主题大多为婚姻、爱情、家庭等问题，比如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择偶标准、爱情理想等等在平日里无法得到公开讨论的话题。这样的活动，对于常年居家、社会活动半径局限于“婆家—娘家”之间的农村女性的社会化的过程有着重要的正向价值，它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女性的个体意识、鼓励了女性的自我实现、疏导了女性的情感郁积，从另一个层面消解了摊文化对村落传统性别秩序的苛刻控制。在上述的语境中，摊文化对村落性别政治秩序实现了局部维护，但已呈整体失控之趋势，二者之间的关系开始显得颇为复杂而纠结。
三、摊活动对村落政治文化的表面影响与深层疏离
作为一种具有狂欢性质的广场表演文化，在其繁盛时期，甘肃的摊活动集教育、诗学、史学等诸多的道德、审美、历史价值于一身，曾对百姓的村落政治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村落中和谐的人际观、良善的道德观、正确的人生观、浪漫的审美观由此而生。在摊活动举行的过程中，通过摊师的祝祷词、摊戏的具体表演等方式，宣讲道德、传诵历史。而民间审美诗学的展演则更为集中，比如，甘肃积石山县的财宝神演出，当地的学者曾对此民间艺术有过非常细致的描写:“春节期间，表演‘财宝神’的村庄推举村中德高望重的人担任‘柱子’，组成由毛老僧、掌灯官、拨鼓手、中郎、腊花等表演人员组成的‘财宝神’队。装扮‘财宝神’都反穿羊皮袄，披头散发，头插翎毛，怀揣‘宝物’，手拿鸡毛掸子，自称‘老挞子’或‘小挞子’，俗称‘毛老僧’。”“演唱‘财宝神’，主要表达‘各家门上送财宝’、‘各庄村里贺太平’这一主题，所以讲究唱喜不唱优，唱好不唱坏，唱胜不唱败，忌讳不吉利的语言和不雅观的动作。唱词既有优美华丽的高雅之风，又有纯朴生动、通俗易唱的民间艺术韵味。”②永靖是古代羌族生活的地区，大部分学者认为，此地的摊文化带有军摊的遗风，风格强悍，动人心魄，而摊仪作为其中最具有神性色彩的环节，凭借摊师们舒展强劲的形体语言，生动地记载并演绎着地域文化的历史轨迹，表达着河徨儿女的赤热肝胆。每年一次的重复表演，正是民间社会集中感受、集体重温这种崇高诗学的最好机会，它既为民间提供了审美诗学的生长沃土，也以良性的机制保持着这一诗学的代代不竭。但是，新世纪以来，由于传承主体的流失、传承环境的变化、传承动力的移位等原因，摊文化被形式化、表面化、工具化，大多时候只是浅层次地停留在“有意表演”的临时场域之中。当地人更多地从实际经济效益与外在宣传效果等角度去安排表演活动，而忽视了摊文化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度渗透与本质影响。当仪式与表演结束，生活回归“世俗常态”之时，滩活动对于村落政治文化的诸种传统影响力便随着那些收人保管室的戏装与道具一起减弱乃至消失了。这种短暂的表面影响与实际的深层疏离构成了一对颇具讽刺意珠的矛盾，如何妥善化解这一矛盾从而引导其对现代性语境中的村落政治文化产生积极影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作者：白晓霞 单位：兰州城市学陇丈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