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燕连福 王玲仙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近代以降，哲学不再沉缅于对超自然的神的世界的执着，却走向对永恒、内在、终极的知识世界的痴迷。杜威指出，近代哲学的目标“则在于获得关于永恒的、内在的、必然的事物之知识，这种知识是如此首要的和如此终极的，只有它能给予更低形式的认识对于真理所作出的要求以可靠的支持”。②永恒（Ｅｔｅｒｎｉｔｙ），在中世纪既指存在于时间之外的上帝不受时间限制，是超时间的，却又是时间的创造者；也指在时间之内的上帝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永恒的。到了近代，哲学家们把永恒一词留给了时间之外的“存在”。内在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也就是固有的，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是不假上帝而为永恒的存在所拥有的。终极的（Ｆｉｎａｌ），也就是最高的、最好的、最后的，没有任何条件的。无疑，近代哲学，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在试图为获得这种永恒、内在、终极的知识而提供最可靠的基础。所谓永恒的、内在的、终极的知识世界成为哲学家孜孜以求的世界，而变化的、表象的、当下的俗世生活仍然为哲学家们所忽视。殆至现代，哲学仍然在忙于研究知识的条件而忽略知识的后果，人的当下生活依旧进入不了哲学所谓的大雅之堂。故此，杜威不无忧虑地写道，“如果哲学不管科学和重要人生事务上的变化情况，继续忙于研究知识的条件问题而忽略知识的后果这个重要问题，那么，哲学能做什么呢？”③令人忧虑的是，如果哲学继续执着于把“知识的可能性问题”作为研究目标，其便只会随着实际知识的不断增加，把自己局限成为兜售“知识之基础”的哲学的供应商，只会造成不同哲学之间的冲突、混乱与无用。如果哲学继续把自己打扮成为知识合理性的“辩护人”和知识合法性的“法官”，其便越来越由生活的前台而退居幕后，丧失了“追求智慧”的本性，也就根本担当不起“应用已知的去指导人生事务”之大任了。这样一种哲学，除了成为堆积各种知识的基础配件的“仓库”和“容器”之外，还能成为什么呢？这样一种哲学，除了名字叫做哲学之外，其实她一无所有！这样一种哲学，除了其顶着“爱知之学”之外，其实她一无所知，一无所爱，一无所用！哲学远离人的俗世生活的后果，就是不断地把自己蜷缩在所谓学究的“象牙塔”之中而失去生气，把自己同鲜活的实践隔离并最终“为一般民众不信任”④。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忙着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在这一点上，杜威与马克思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杜威认为，对民众而言，哲学需要关注的不是跟现实丝毫不搭界的玄思抽象的问题，而是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涵盖着俗世生活的所有方面，那些家庭的、工业的、政治的生活，如此等等，无不涵摄其中。就家庭问题而言，自古希腊以来，家庭往往是与公共领域相对立的私人领域，因此难以步入哲学的话语之中。工业的问题也往往被划入科学管辖的范围，哲学是不能问津的。至于政治的问题，自然是政治学的领域，哲学不适合僭越。于是，哲学仅仅把自己的地盘限定在纯粹的“知识”问题上。而当现实生活中的这些问题发生时，“哲学多半使这些问题退居于比较所谓知识问题更次要的和从属的地位”。⑤面对鲜活的、当下的、五彩缤纷的生活世界，哲学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袖手一隅的“旁观者”，而不是介入现实生活世界的“参与者”，哲学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侃侃而谈的“反思理论”，而完全忘记自己是否应该成为一个行色匆匆的“实践者”了。令人高兴的是，面对哲学的种种困境，哲学家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康德发现，要想改造哲学，使哲学走出困境，仅仅靠理论的理性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所以他隆重的推出了“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一般而言是指向目的的能力”，⑥既然我们更多地作为理性的主动者而不是理性的认知者，因而实践理性对于理论理性是具有绝对优先性的。胡塞尔也看到，纯粹的现象学对于人的当下生活而言，是根本于事无补的，故提出了回归“生活世界”的主张，认为“生活世界总已经在那儿了，先于我们而存在，而且是所有实践的基础”，⑦因为生活世界在任何意识行为之先就已经被给予了我们，所有自然科学的客观知识都是以这个生活世界为源头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相信，哲学已经陷入模棱两可之中。而科学可以作为一切知识的范例，“没有哲学所专有的特殊的认知方式，事实问题只能由科学的经验方法决定”，⑧根据这种坚定的信念，它要求哲学也应该具有精确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科学标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并不呈现实在的图像，它既不能说明，也不能演绎任何东西。哲学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倒不如说是一种活动，其目的是借助于澄清命题而医治我们对于日常语言的误用，大多数传统的哲学问题是由误用语言而产生的，故此，“全部哲学就是‘语言的批判’”。⑨如果说，康德将“纯粹理性”推进到了“实践理性”的高度，胡塞尔将“本质世界”推进到了“生活世界”，逻辑实证主义者将把科学引入到了哲学，维特根斯坦将活动引入到了哲学之中的话，可以说，杜威则更像一个新时期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对哲学的改造，既关注实践，也关注生活，既推崇科学方法，也重视现实语境。所不同的是，杜威最关心的，是哲学对价值的重新回归，对科学的合理借用，对所谓工具主义的拨乱反正。因为在杜威看来，面对已经病入膏肓的哲学，我们只有强调价值问题，才能让哲学真正有自己的领地；我们只有强调科学方法，才能真正跟上时代的步伐，真正有效地解决与人相关的问题；只有给工具主义正名，我们才能真正走出对虚无飘渺的至善、终极等问题的痴迷，而回归到那真正属于人的、当下的、切己的实际问题的解决之路上去。
对哲学进行改造的方法：回归价值、科学以及工具
纵观西方哲学史，不难发现，西方古代哲学主要是一种强调本体论的哲学，其追问的重点是那终极不变的世界的本原因而不太关注纷杂多变的现实的世界，西方近代哲学主要是一种强调认识论的哲学，其致思的重点是寻求绝对认识的可能性因而不太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的当下性，西方现代哲学主要倾向于向语言哲学的转向，其探索的目标是如何把语言的界限变成世界的界限，因而不太关注人的生活的界限。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传统哲学完全可以说是一种“旁观者”的哲学，而杜威的任务，就是把这种远离人的现实生活的抽象的“旁观者”的哲学，捩转成为切近人的当下生活的具体的“介入世界”的哲学。而介入世界的法宝，既包括对哲学忽略已久的价值的张扬，对似乎跟哲学完全对立的科学方法的应用，更包括对历来被人们排除在终极追求之外的工具价值以及工具主义的正名。其一，价值优先于知识。杜威对哲学的改造，首先表现在对价值问题的全方位关注上。杜威指出，哲学首先应该“关注人生实际事务”，而“最重要的人生实际事务是价值和估价作用的事务。”⑩这种对哲学核心问题的研判，是极为迥异于传统哲学对其任务和主题的界定的。在哲学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首先是知识而不是价值。对知识的追逐，一直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主题，柏拉图不仅认为“知识在本性上导向真实的存在”，而且提出“美德就是知识”的口号。培根甚至说，“知识就是力量”，因为“达到人的力量的道路和达到人的知识的道路是紧挨着的，而且几乎是一样的”。瑏瑡当代美国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诺齐克（ＲｏｂｅｒｔＮｏｚｉｃｋ）也断言，“知识是与世界联系的一种特殊方法，拥有与世界的专门的真正现实的联系：追寻它吧”。瑏瑢知识，成为西方哲学家解释所有问题的阿基米德点。知识不仅被用来解释善，知识也被用来解释“真”，所谓“知识就是被证明为真的信念”，追求知识，也就是追求真理。知识也被用来解释宗教，所谓对上帝的接受，首先就是对上帝知识的掌握。知识也被用来解释美，所谓美学，也就是关于感性知识的学问。而在杜威看来，哲学最应关注的，首先是人的实际事务而不是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因为哲学并不完全像亚里士多德所讲的那样，是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异、起源于对求知本性的满足的，哲学亦可以说是源于对人的生存问题的深度担忧。“如果人们看一下知识的发展史，他们就会明白人们在最初之所以试图去求知，是因为他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如此”。瑏瑣在此，我们几乎可以把杜威的思想视为实用主义式的生存主义了。如果说谢林发现了人的生存的恶的可能性，希望获得自由的生存从而预兆了生存主义的诞生，雅斯贝尔斯把生存视为真正切身的存在，视为那真正的自我，视为被体验着和生活着的自我从而开创了存在主义，而海德格尔把存在视为站出于世界并反观自身，视为我们生命过程的不断消耗，视为关于生命的烦、畏、死的统合统一体，从而将存在主义推向一个颠峰的话，可以说，杜威则从实用主义的角度，从对人生事务关心和价值问题的关注角度，对生存同时也对存在主义作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杜威认为，人们首先需要解决的东西就是“生活（ｌｉｖ－ｉｎｇ）”，而哲学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生活的，它的起源恰恰是人生活的内在需要。在生存问题上，谢林更关心自由，雅斯贝尔斯青睐体验，海德格尔关心向死而在，而杜威关心的则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杜威认为，在人生的实际事务中，人们的所有行为都依赖于其关于善恶的理论。“人们的行动，在无数重要方面，依赖于其关于世界和人生，关于善和恶的理论”。瑏瑤对知识的占有量很难左右人的行为，也难以影响人的善恶观。人的行为往往是理性判断的结果，或者是欲望推动的结果，而很难说是知识的后果。而善恶观，又是完全的单纯的“好恶之事务”，是完全地私有的和个人的，是如此主观的，因此，其也不能被“知识所改变”。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柏拉图的“知识就是美德”在这里并没有被杜威盲目的全盘地接受，因为杜威更相信价值判断、价值评估、价值指引的力量。在杜威眼里，价值是优先于知识的。杜威不希望人们把自己的行为、把自己的行为交由知识来负责，也不希望让习惯、制度和权力来主宰，“如果人们生活的具体状况的控制按照现在的速度继续增进，而其产生的后果则让个人的好恶去决定，而个人的好恶则让非理性的习惯、制度，以及强弱悬殊的阶级权力的分配去决定，那么，地球上人类的可能的命运是什么呢？”所以，杜威大胆地提出了他的判断，“无论如何，价值和估价问题近来已是突出的问题。在未来的若干时期，这里提出的挑战将使它成为中心的论点。”正如文德尔班反对把哲学当作全部知识的总和，认为近代哲学已经沦落为只剩下一个乞丐的讨饭袋的李尔王，只有价值问题才能拯救哲学一样，杜威同样希望价值理论能够在哲学改造的重任中大显身手。其二，引入科学的方法。杜威对哲学的改造，也表现在其对科学方法的大力提撕方面。杜威指出，“和经济的、政治的乃至教会组织的变化并起的是广泛的科学的革命，关于自然、物性和人性的信仰几乎也都起了变化”，瑏瑦科学方法有效地决定大众生活的具体的经济状况，然而，科学方法并未被利用去自由地和有系统地决定实际状况所服务的道德的、人道的目标，决定目标和价值的实际状况。人们往往把更重要的事情让给习惯、成见、阶级利益和体现在制度中的传统去决定。亚里士多德说，习惯是人总以某种固定方式行事。正如昆图斯所指出的那样，“习惯比天性更顽固”。成见也即偏见，代表着主观意见和个人癖好，它往往被认为是阻碍追求真理的，因而自近代以来，笛卡尔、胡塞尔都对之提出了批判。传统则是为一个社会所接受并形成其文化的现存的社会习俗、制度、信仰方式和行为准则。显然，习惯往往是未经反思的、成见往往是独白和片面的、传统则往往是自我封闭的。“自我封闭的传统很少提出关于存在和现实的问题”，瑏瑧要打破习惯、成见和传统对人行为的束缚，哲学具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正如前文所言，传统的哲学虽然打着“追求智慧”的旗号，却以掌握和追求永恒的和普遍的“实在”为己任，一再错失在现实生活中大展身手的机会。故此，杜威指出，“追求智慧”，就是“追求那些能指导我们集体活动的目标和价值”，是“应用科学方法和最好的科学知识之结论”。瑏瑨那么，杜威所指的科学方法是何种方法呢？杜威回答道，“其方法就是把那应用在物理和生物现象上的科学的实验知识的方法推广应用到社会和人类事务上去。这种运动，在其各种具体情况下，常被称为实用主义、实验主义和工具主义。”瑏瑩如果说，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是一种“反对抽象”，强调“实效”的实用主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是一种“反对理智”、“强调经验”的实用主义的话，那么杜威的实用主义是一种“反对传统”、强调“有根据的可断定性”的“实验主义”。其认为问题就是一种不断出现的新情形的实验，知识只能在其情境中得以理解，并且必须在实际问题中加以辩护，这就纠正了其他科学进路中对理论与观察的过度关注。杜威的工具主义，强调观念、概念和命题都是为了组织人类经验和预言未来结果的工具或手段。观念的存在是与实际生活需要密切相关的。“工具主义意味着一种关于思维和认知的行为主义理论。它意味着，从字义上讲，认知就是我们做的某事，分析最终是身体的和活动的，意义就其逻辑特性而言，就是对于事实的观点、态度和行为方法，而主动的实验对于证实是必不可少的。”瑐瑠面对人们对“科学主义”的一些批评，杜威的辩护是相当有力的。“有人批评这种哲学对于科学予以儿童般的信任”，杜威的回答是，“殊不知它认为科学本身的发展仍然处在婴儿时期。”瑐瑡易言之，杜威并不是一个“唯科学主义者”，他坚信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未达到其成熟时期，而只有当科学方法的应用被推广到一切人生事务的一切方面时，其才能真正达到成熟。还有人批评这种运动促进“相对主义”，也就是说否定标准而促进纷乱，杜威的回答是，其哲学的确承认“哲学的问题和论点不是永恒的”，把哲学问题看作是永恒的问题，只会维护那不断重提旧论点的习惯，它只能窒息哲学的生命，只能把永恒性作为逃避人生所经过的时代之避难所。人们提出“相对主义”，恰恰如同用草人吓走禽鸟一样，用相对性这个词去吓走哲学家，使其不敢攻击绝对主义。实际上，绝对的东西是被隔离的东西，而被隔离的东西是不能根据其可能考察的种种关系去加以判断的。与那种隔离的方法相反，“对时空关系的依赖性是科学研究所赢得一切胜利之特征”。这就是说，只要时空关系对于此时此地的急迫论点是有关联的，时空关系的范围不管如何广泛或悠久，都应予以研究。其三，相信工具价值。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存在着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区分。所谓内在价值，指的是一个事物在正常情况下对多数人具有的价值，而同一事物对于特定的人们在特定的条件下具有的价值，则是外在价值、工具价值。一般而言，内在价值被认为是终极价值，是一个事物所具有的独立于其他任何事物的价值，以至于即使只有这一个事物存在，它仍然具有价值，工具价值则与此相反。因此，内在价值作为亚里士多德所谓的“终极善”、作为“内在可欲求的”、作为“内在的善”，作为最终的目标而被人们追求，而工具价值是作为“本身非善”、“只是作为某种目标的工具而言是善的”而仅仅是被人们利用而已。杜威认为，这种区分其实是“主人和奴隶的等级差别”的必然反映，是闲暇和劳动分野的产物，是优越地位的人在安静环境中的消极的自我完善与不得不靠双手为生的人们的低级活动之间的对比，是偏爱静态的知识观和处理变化事物的行为观之间的对抗。这种分立被近代哲学家继承之后就产生了一系列二元论的范畴，如本体和现象、永恒和变化、真理和意见、感性和理性、先天和后天、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前者总是被认为高于后者，因为发明这些对立的理论家们认为他们思考的对象是高于实际工作的对象的。“关于内在的终极的价值和外在的工具的价值的区别论，是工具和目的的分离在理智上的陈述。哲学的二元论的这个形式是科学、技术、民主主义发展前的社会情况在现代哲学中的暗影，它是如此阻碍进步的，自应全部予以清除。”瑐瑢在杜威看来，工具价值其实也具有终极价值。当我们把工具价值和终极价值对立起来的时候，其实隐含着道德的目的和技术目的之区分，隐含着孰高孰低的等级预设，隐含着主观和客观的分离。而根据民主的精神，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道德的目的异于技术的目的”，我们没有任何力说某种价值是“更高的”，某种价值是“更低的”。而当科学的实际发展已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并非与自然对抗的时候，仍然保持主观和客观的分离，已经显得与科学的发展格格不入，与时代的要求大相径庭。因此，我们要破除那种把经济事务、工业、贸易、营业等都看成是与道德的“终极的”目标毫无内在关系、仅仅是工具而已的这一根深蒂固的习惯。我们完全可以说，“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区别只是暂时的、相对的”。瑐瑣工具与目的是同等重要的，工具价值与终极价值完全可以是并驾齐驱的，工具价值在当下、在此时此刻，对于具体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而言，完全具有与终极价值同等重要的意义。
对哲学进行改造的意义：助产“尚未诞生的新世界”
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之中？哲学面对这个世界究竟能够何为？对于这个问题，很多哲学家的回答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规律和有意义的世界之中，哲学的任务就是提供关于这个世界的解释。比如美国思想家乔西亚•罗伊斯便认为，“我们感觉自己是在一个有规律和意义的世界中，但是我们为什么认为对于世界的实在和价值的舒适感觉仍是要批评的一件事物呢？关于生活的这样一个精密的和彻底地批判，便是哲学。”瑐瑤乔西亚假定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如此有意义和有价值，致使我们不能不感觉其舒适如家庭般的性质。在杜威看来，当我们满眼只看到这个世界的规律性和秩序性的时候，哲学也就失去了其批判的性质，沦为对现存世界的合理性的证明了。杜威指出，“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境中，世界对于我们好像是生疏的，而不是舒适如家庭般的；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科学知识的趋势改变着我们从前的对于‘控制一切的法则’的信仰。在最大多数的实际事务上，不安全的感觉是最普遍的了。”瑐瑥“人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之中，便不得不寻求安全”。瑐瑦杜威所看到的并关注的，是这个世界对人们而言的生疏的一面，不安全的一面，不确定的一面。当然，杜威并不是一个像叔本华那样的悲观论者，因为叔本华认定这个世界是由盲目的和非理性的意志所决定的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坏的世界，我们只能生活在虚无、空洞、无意义和痛苦之中。杜威也不是一个像莱布尼茨那样的乐观论者，因为乐观论者认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世界，我们的生活富有意义，我们可以对未来满怀希望。相对而言，可以说，杜威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追求进步主义者。说其是现实主义者，是因为他既看到现实的有价值、有意义、有秩序的一面，更看到了现实生活中不安全、不确定和不舒适的一面。说他是一个进步主义者，是因为杜威相信，尽管我们现在所生活其中的世界，有可能是一个遍是问题的世界，但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的引入，我们完全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更舒适如家。对于未来的美好社会，杜威并没有具体设想出一个终极的目标，而仅仅是指出哲学的当前的工作：“今日哲学所能要求的最好的工作是苏格拉底在两千五百年前指定给哲学的产婆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更舒适如家庭般的世界。”瑐瑧这样一个美好世界的获得，恰恰是通过对价值的发现、对科学方法的引入、对工具的高度重视而获得的。人们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中缺乏安全感，是因为他没有发现这个世界的意义、没有发现生活对其而言所具有的价值。人们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中寻找不到确定性，恰恰是因为他往往用玄思代替行动，用习惯、制度、权力代替科学方法。人们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中感受不到家庭般的温暖和舒适，也正是因为他往往把工具性的价值和终极性的价值截然二分，把物质和理想完全隔离，陷入一种抽象的、终极的、虚无飘渺的狂热执迷之中，完全忘记了其所处的世界，完全与其当下的世界对立起来了。故此，哲学所能做的工作，就是让人们重新认识自己当下的生活，当前的世界，发现并创造价值，重视并依靠科学，相信并使用工具。唯其如此，哲学才能真正做好一个助产士的工作；唯其如此，哲学才能真正助产出一个新世界，一个让人们感受到确定性、感受到安全、感受到家庭般温暖的新的世界。杜威设想的这样一个新的世界，不乏其理想主义色彩。这让人不禁想起古往今来人们对理想世界的种种描述。如果说孟子所认为的美好的世界是一个农业型的世界，礼记中所描述的大同的世界是一个道德型的世界，马克思所认为的未来的世界是一个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世界的话，那么，杜威所认为的未来的美好的世界则是一个有价值的世界、有意义的世界、舒适如家庭般的世界。当孟子设想“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数口之家可以无饥……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新世界的时候，他是寄希望于农业的发展来达到这个理想的，而杜威则诉诸于科学来达到其理想的新世界。当礼记设想“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美好世界时，其是寄希望于人的“道德”的发展来达到这个理想的，而杜威则用价值的判断和创造来实现其理想的新世界。当马克思设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世界的时候，他是诉诸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来达到这个理想的，而杜威则是希望人们重视工具、重视工具主义，以此来达到其理想的新世界。在此，我们看到了杜威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殊途同归，也看到了杜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合符若节。在社会转型、思想激荡的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杜威思想对我们的启迪意义，这就是：关注人生实际事务，重视科学方法，追求价中国医学期刊值和善，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和谐的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