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1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经济增长的关系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初始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一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增。东、中部地区第二产业经济增长受初始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大，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经济增长受影响更大。FDI作为直接的资本形式对东部地区经济在增长的作用显著为负，且第二产业的负面影响大于第三产业；在中、西部地区作用并不显著，说明FDI所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这一结论反映了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差异对产业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直接作用是弥补国内资本的缺口，满足经济增长的资金需求。1997~2011年，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一直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75%以上，第二产业、第三产业FDI占全国总量的比例平均分别达到82.45%和85.81%，而东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该地区国内资金开始变得充裕，此时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流入可能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量的比例平均仅为5.11%和5.41%，外资吸收规模尚不足以对经济产生明显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东、中、西部利用外资采取差异化政策。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对产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均为正，在全国和西部地区显著，在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回归结果显著，在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回归结果显著。劳动力数量投入的增加（L）对地区和产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一致，对第二产业经济发展的作用显著为负，对第三产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全国和东部地区显著为正，其他地区不显著。说明仅仅依靠劳动力数量投入增加已经不能满足我国第二产业经济增长的需要。我国第二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1997~2011年，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总量的比重平均为46.48%，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平均为1.16，已具备一定程度的国际竞争力，产业发展依靠的不再是劳动力成本优势，因此劳动力数量投入不能对产业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而服务业显示性比较优势平均仅为0.5，发展相对滞后，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劳动力数量投入增加与产业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可能意味着我国第三产业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生产要素投入增加有利于产业经济增长。从业人员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明显不利于全国第三产业和中部地区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东部第三产业发展有利，但不显著。这一结论与预期结果不同，可能的原因是，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以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教育水平或人力资本并不准确。正如Lee和Barro（2001）指出以招生率和受教育年限等教育水平变量来表示人力资本是不完善的，这些变量仅仅表示教育数量，而非教育质量。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需求是拉动我国GDP增长的主要因素，1997~2011年，我国出口规模占GDP比值平均为25%，出口需求的增加有利于产业GDP增长。而对外开放程度提高能够增进对国际市场的了解，使得产品更符合出口需求。政府支出的回归系数在各地区和各产业均显著为正，且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政府支出中包含不能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由于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相对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贫穷落后区域更广，需要的社会保证和社会福利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更高，削弱了对产业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从全国来看，第二产业占GDP总量的比例增加（STR）对产业经济增长的作用小于第三产业，而中、西部地区则正好相反，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占GDP总量的比例增加显著有利于产业的经济增长，第三产业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SHARE在全国和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回归结果中系数显著为正，中部地区第三产业显著为负，在其他回归结果中均不显著。由于该变量通常代表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全国和东部地区第二产业产生了一定的溢出效应，有利于产业经济增长；而在中部地区竞争效应明显。东部地区相比较其他地区而言，产业优势明显，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相对发达，尽管外资进入东部地区增加了竞争，但并没有对相关产业产生明显冲击。相反，由于东部地区产业发展水平较高，促使外商直接投资为保持竞争优势，加强与本地企业的前后向关联，促使外资在上下游产业的投资和生产扩张，从而促进技术转移和溢出。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较小，加之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于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并不能产生显著的技术外部性，由于竞争的增加，本地企业可能因技术和经营水平落后而被挤出市场，对产业经济增长造成阻碍。FDI对产业经济的作用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效应，还可能提高东道国开放程度，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或挤入效应，提高东道国人均工资水平，通过技术的转移和溢出促进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因此，我们进一步检验和比较FDI和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对国内投资、进出口的影响。模型（2）检验的是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或挤入效应；模型（3）检验的是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模型（4）、（5）检验的是FDI通过直接和间接影响对进出口的作用。
2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
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全国整体而言，FDI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第二、第三产业FDI在GDP中每增加1%，可以引起全社会第二、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0.67%及1.36%的增加，挤入效应显著。而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入效应主要表现在第二产业上，中部和西部地区主要表现在第三产业上。正如前文所论述的，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制造业相对发达，大量集中在东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尽管产生了一定的竞争效应，但东部地区的产业竞争优势保证了本地企业能够与外资企业开展竞争，竞争越激烈，技术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越快，本地企业引进新技术或研发新产品的需求越大，投资越多。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外资企业的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明显，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引起的竞争并不激烈。由于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明显，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风险较小，此时，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当地廉价生产要素，生产过程会更多地使用本地生产要素，本地企业因模仿学习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增加投资。PGDP在全国和东、西部地区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但中部地区第二产业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除中部地区外人均GDP增长与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呈正相关关系。政府支出在全国和东、中部地区对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作用显著，相比较而言，中部地区政府对于当地投资的作用更明显，西部地区政府支出仅对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作用显著。STR在各地区系数均显著，但全国和东、中部地区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方向相反，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总量增加对固定资产投资起到拉动作用，第三产业起阻碍作用。这与产业特征相关，第二产业以制造业为主，固定资产投资对产业发展十分关键，而第三产业以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产业发展并不一定需要加大固定资产投资。
3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根据模型（3）的回归结果，产业人均产值的增长均有利于该产业占GDP总量比值的上升，但在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和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回归结果中系数不显著。产业就业人数的增长与产业总产值占GDP总量的比值呈正相关关系，且在大多数回归结果中系数显著。第二产业中，劳动力数量投入的边际作用在东、西、中部地区依次递增；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劳动力数量投入的边际作用比中、西部地区更大。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不利于第三产业产值在GDP总量比重的上升。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以制造业为主，第三产业投资额较少，未能发挥对产业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正向效应。正如Barrios等（2005）指出，FDI的持续流入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并非是线性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刚开始以竞争效应为主，对东道国产业和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当外商投资额超过一定的“门槛值”后，溢出效应将大于竞争效应，对东道国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净效应为正。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有利于增加第二产业产值在GDP总量中的比例，但不利于第三产业比例的增长。一般认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与工资水平正相关，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代表着工资水平的上涨，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提高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可能意味着我国第三产业仍然以传统服务业为主，劳动密集特征明显产业发展受劳动力成本优势影响较大，这与前文的结论一致。开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多数地区第二产业比值的上升，但仅在西部地区显著；第三产业占GDP总量的比值与开放程度呈负相关关系，且在东、西部地区显著。这与产业发展水平相关，由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过早开放市场将使得产业和国内企业受到强烈外部冲击，不利于产业发展。因此，对我国而言，基于产业发展水平，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和引资政策，培育支柱产业和提高产业竞争力，成为现阶段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外资企业产值占全部企业总产值比例（外资企业占比）的提高导致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总量的比重降低，这一结论在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回归结果中显著。对比东部地区数据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多数省市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总量的比重在2004年以后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多数省市外资企业占比则有所上升。Dunning（2004）根据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对外投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把发展分为5个阶段，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区位优势和企业所有权优势呈相互影响的关系，随着外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国家产业结构从生产要素密集型产业逐步升级到创新密集型产业，这一过程中农业部门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制造业部门比重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服务业部门则保持上升态势。因此，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区位优势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促使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第二产业总产值比重逐步降低，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第三产业外资企业占比与产业总产值占GDP总量比重的关系，东部地区呈正相关关系，西部地区则是负相关关系。通过梳理东、西部地区的数据发现，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以房地产业外资企业主要业务收入占比来替代外资企业产值占比。尽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东部和西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在GDP总量中的比重均有所上升，但区域经济和房地产市场发展差异使得外资房地产企业集中投资在东部地区，该地区房地产业外资企业占比有所增加，而西部地区对房地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减弱，区域房地产业外资企业占比不断下降，从而造成东、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回归结果有所不同。
4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的影响
从模型（4）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PGDP数在全国和东、中部地区第三产业显著为正，人均产值每提高1%，出口在GDP中的比重会分别提高0.02%、0.08%和0.03%，西部地区这一系数不显著，第三产业的经济增长是东、中部地区出口增加的原因，而西部地区人均产值的增长对出口不产生明显的影响。说明东、中部地区第三产业的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以服务贸易为例，2011年东部地区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3910.6亿美元，占全国服务贸易总额的93.3%，东部地区服务贸易总额的进一步扩大体现了该地区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有利于出口的增加。第二产业回归结果中，PGDP的系数仅在全国显著为负，第二产业人均产值的增长不利于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增加，这可能是因为第二产业发展带来的GDP增加幅度大于出口增加的幅度。FDI的系数在全国和东部地区第二产业显著为负，在全国和西部地区第三产业显著为正，说明第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没有发挥相应的出口促进效应，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促进了全国和西部地区出口贸易的增长。IMP在全国和东部地区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即在全国和东部地区进口的增加促进了出口的增长。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对全国和东部地区出口的作用显著为负，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对中部地区出口的作用显著为正，地区出口竞争力与固定资产投资关系存在产业差异。WAGE在中、西部地区回归结果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人均工资水平的提高不利于中、西部地区出口的增长，这可能意味着中、西部地区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或粗加工产品为主，劳动力成本对出口竞争力影响明显。STR在全国和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回归结果显著为正，第三产业显著为负，第二产业的增长是全国和东部地区出口增加的原因，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增加不利于出口增长。第二产业中外资企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越高，越能促进全国和东、中部地区的出口。模型（5）的回归结果表明：PGDP的系数除东部地区第三产业外，其他均显著为正。说明随着产业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长，地区进口总额不断增加，从生产来看，产出增长与进口总额的正向关系可能代表着中间产品进口的增加。FDI仅在东部地区第二产业显著为正，第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的增加促进了东部地区的进口，联系前文，第二产业FDI数量的增加减少了东部地区的出口，可能意味着外资企业通过竞争效应造成部分我国出口企业退出市场。出口对全国和东部地区进口作用显著为正，对其他地区作用均不显著。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减少了全国和东部地区的进口，增加了西部地区的进口，这可能说明了全国整体和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促使原本需要进口的产品在本地生产。全国范围内第二产业人均工资水平的提高能够增加进口，西部地区则减少进口；第三产业人均工资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全国和东部地区的进口，但西部地区进口额占GDP总量的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上升，全国进口减少，第二产业的发展起到进口替代作用；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的上升增加该地区的进口。第二产业SHARE的系数在全国和中部地区显著为正，第三产业SHARE的系数在全国和东部地区显著为负，说明第二产业外资企业市场份额的增加对全国和中部地区贸易产生进口促进效应，第三产业外资企业市场份额的增加对全国和东部地区贸易产生进口替代效应。
5结论
FDI在区域和产业的不平衡分布对各地区产业增长产生的作用不同。本文利用1997~2011年数据研究发现：（1）FDI作为直接的资本形式，对东部地区第二、第三产业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经济增长作用甚微。（2）从全国整体而言，FDI对国内固定资本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挤入效应。在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增加能够显著扩大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在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FDI显著地挤入了固定资产投资。（3）第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的增加减少了全国和东部地区的出口，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数量的增加有利于西部地区的出口；第二产业外资企业产值占产业总产值的比重增加，有利于增加全国和东、中部地区的出口。说明第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加剧市场竞争，我国企业可能因竞争失败退出市场，从而本地企业出口减少。但由于外资企业出口的增加，各地区出口总额并不一定随之减少，甚至可能有所增加。（4）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导致地区进口增多；第二产业外资企业产值份额的增加导致全国和东部地区进口增多，第三产业外资企业份额的增加减少了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进口。根据结论（3），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外资企业产值份额的增加造成该地区进出口均有所增长，这可能意味着尽管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出口额增长较快，但增长主要来自于加工贸易，外资企业在我国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通过进口包含核心技术的中间产品，在我国加工组装后出口到其他地区以获取利益。这种模式下，外资企业生产的技术溢出较少，与本地企业的关联程度较低，加之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生产模式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低端，因此，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不显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
作者：杨征 蒋瑛 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第二篇
1河南省产业结构的现状
一般产业结构理论将产业划分为三次产业，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河南省三次产业结构的发展演进不难看出，河南省的产业结构正在日益合理优化。2.1传统工业制造业仍是河南省经济增长的主体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1980年的40.7%下降至2012年的11.5%，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基本呈上涨趋势。其中，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79年的42.3%上升到2012年的59%，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则由1980年的17%上升到2012年的29.5%。第二产业是工业制造业，第二产业比重一直占绝对优势说明传统工业仍然是河南经济增长的主体。河南省目前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企业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密集型产业，如冶金，煤炭，纺织及食品加工等，而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2传统服务行业发展稳定
从2012年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来看，批发和零售业占19.58%，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13.22%，房地产业占11.73%，教育业占9.86%。不难看出，河南省第三产业中的其他行业，如科学研究、技术服务，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现代服务业所占比例较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3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南省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
3.1对产业间结构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2003-2012年第二产业利用外资额占河南省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70%以上，但呈逐年下降趋势。第三产业利用外资的比重在20%-30%之间浮动，并呈逐年上升趋势，外资向第三产业的不断流入，有利于优化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3]。
3.2对工业间结构的影响
由表3可知，外商对河南省第二产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的制造业，且呈现逐年递增的势头。截止到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在制造业的份额占整个工业部门的比重已达到了69%；而外商直接投资在建筑业的情况一直较为低迷，自2003年至今，一直未突破1%；采矿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呈现下滑趋势，2003年采矿业所占比重为18.2%，截止到2012年，仅为3%。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的青睐势必会造成河南省制造业的过度扩张，而河南省的制造业多属于食品加工，服装鞋帽加工领域，多为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一趋势将对河南省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消极影响[4]。
4河南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4.1引进外资应该适当向农业倾斜
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引进外资时必须考虑到自身的农业特点，加大外商直接投资向第一产业的倾斜力度，提高河南省第一产业的市场化水平[5]。总体来说，要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流向生态农林业、绿色农业和科技农业，提升河南省第一产业生态水平和科技水平，促成产业发展和规模经营，提高发展层次和利用外资效率。具体措施上，政府可以适度放宽对第一产业投资项目的审批权限，对有利于第一产业结构升级的重大项目可以提供优惠政策。
4.2鼓励外资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
根据中原经济区建设和郑州航空港区建设的具体规划，河南省应该首先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流向新能源、节能环保、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业，实现河南省产业优化升级。再次，要发挥技术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优化和改造传统行业，要重点加大对冶金、机械、建材、纺织、化工、轻工等行业的改造，促进河南省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与此同时，不能盲目淘汰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含量但仍有竞争力的传统产业，因为这样的产业吸收了大部分剩余劳动力，关系到我省的就业问题。最后，引导外资增加对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利用外资服务业的竞争效应来刺激河南省服务行业的发展，既能为河南省的广大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又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
4.3加强本地企业与外商的互动
河南省本土企业应该加强与引进的外资企业的各项合作，尤其是技术合作。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实现本土企业的技术升级，达到“引资”与“引智”的结合。政府也应该为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合作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让合作变得更容易、更轻松。企业与政府携手，共同促进河南省对外资的利用，促进河南省产业结构的升级，建设中原经济区。
作者：禄雪焕 单位：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