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66年前，著名的历史周期率摆在即将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回顾党的执政历程，我们可以看出，民主制度的设计与实现对周期率的规避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今后，应当继续从党内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党际关系和基层民主等方面着手，提高制度设计能力。更好的规避历史周期率的发生。
[关键词]历史周期率、民主制度设计、关系
1945年7月4日。著名的“黄氏周期率”提出了一个值得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思考的课题，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也为党实现对周期率的规避提供了最初最基础的探索。在党全面执掌政权以后。跳出历史周期率便成为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建设的动因，围绕如何保证政权发展的方向、党执政的方式、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民主制度设计逐步成熟和完善，为民主执政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趋于现代化，执政能力显著提高。从此意义看，民主制度设计与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密切关联，既是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规避历史周期率发生的关键环节。。社会制度应当这样设计，以便事情无论变得怎样，作为结果的分配都是正义的。”
一、从内部着手，党内民主制度设计是实现党内民主的重要保证，关系党的存亡兴衰
作为执掌政权的主体，党的自身建设发展情况尤为重要，关系政权的生死存亡。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没有民主制度，仅仅靠民主生活、民主作风和民主方式，党内民主会缺乏连续性、稳定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党内民主实质上是一整套制度安排和制度运转。要实现党内民主。民主制度设计至关重要。在党内民主制度的设计安排中，最重要的是合理构架党内的权力结构，科学合理地配置权力，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
回顾党的历史。从建党开始，党的领导人对党内民主制度设计就深入进行了思考。陈独秀曾在其委托包惠僧提交中共一大讨论的党纲中提出了。共产党应该是民主集权制”。毛泽东也曾指出：“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在谈到上世纪那场令国人痛心的十年“文革”灾难之时。邓小平语重心长的告诫“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党的领导人对党内民主制度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以完备的制度保障党内民主-维护中央权威，保证全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统一行动。”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建设把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摆在同等重要位置，初步形成了党内民主的制度框架和工作机制。党代表大会制度，党的委员会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和党内民主决策机制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今后应当更加注重加快推进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重点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切实做到用民主科学的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管物。当然，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没有规范、严密的程序，没有有力的保障措施，再好的制度也难以落实。只有将党内民主真正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轨道，形成相互衔接、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党内民主建设才会进一步发展。也才能真正发挥出对人民民主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二、从基础做起。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整理本保证
中国历史上一个个王朝的覆灭，世界历史上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帝国的崩溃，当今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的下台，都与人心向背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如何把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设计好。真正还权于民，从制度层面对集权弊端加以规避。意义尤显。人民代表大会是民主执政的基本平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际，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标志着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制度全面确立。此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胡锦涛同志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
提高执政能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我们党提出的重要要求。执政能力的提升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如何有效领导人大以及如何运作人大制度，是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人大制度与执政党不是相互隔离的，其背后是现代政治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如何提高领导人大的能力自然是其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执政党通过人大制度促使有序民主的展开，主要包括对人大的政治领导能力、将政党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的制度运作能力以及通过人大联结人民群众的能力。人大已经成为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三者连贯在一起的重要制度空间。人大制度实际上为执政党与人民的联结提供了非常好的机制和通道。
三、从党际着眼。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条件
重视党际合作，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力量，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年代，都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对于我们党更好的加强自身作风建设，更好的发挥执政功能。提高自身执政能力，增强对历史周期率的规避能力，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民主革命时期，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我们党采取了争取和联合民主党派的方针。推动了一些民主党派的创建。早在1941年11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重要论述。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要求：“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毛泽东同时对迁就主义和关门主义两种错误倾向进行了严厉批评。1956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必须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继续加强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并且充分发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级协商机构的作用。”这被广大民主人士誉为“民主党派新生命的开始”，更加坚定了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信念。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走过了曲折的历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拨乱反正后。国家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邓小平立足新的现实。对民主党派予以重新肯定。他认为“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对此，邓小平于1979年10月提出了著名论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这是他首次把多党合作上升到政治制度的高度来认识。1987年，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肯定了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上升为国家意志。在进入21世纪后，我们党对多党合作又有了新的认识。胡锦涛同志在2006年7月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保持和促进我国政党关系和谐，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是第一次系统地提出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理论。
四、从末端深入，探索和创新基层民主制度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关键环节
基层民主建设是我国民主制度的末端环节，同时也是人民群众对民主感受最直接的地方。基层民主发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民主制度设计建设的水平。要实现民主执政，必然要求在基层民主制度方面进行探索整理和完善。我们党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突出表现在：在村一级实行了村民自治，在城市社区实行了居民自治。1998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公布实施。提出了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的要求，这从本质上讲是还权于民，是我国社会体制的重大变革，是我们党所积极支持的。“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是基层民主的核心内容，随着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的发展。人们对基层民主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对民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广大人民群众在基层民主建设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有些地方的乡镇实行群众推荐、党员推荐确定提名候选人，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委书记和党委委员的乡镇党委“两推一选”的试点。有的地方试点设立专职人大代表，这些都是对基层民主的积极探索，是基层民主深化和发展的突出表现。
发展基层民主。使基层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当家作主的地位，有利于增加群众对现行制度的认同。提高对社会公平的肯定度，从而在思想上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真正接受，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由之路。
“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将来拥有。”充满忧患意识的告诫是我们党对于执政的新认识。从党内民主和党外民主双管齐下，从民主制度顶层到制度基础科学设计，真正达到民主执政，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现代化，进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未来可能的各种复杂执政条件下确保政权始终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防止“其亡也忽焉”的历史现象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