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采取“机体主义”的方法理解“自然”,因而中国哲学的自然观富于和谐精神。儒家、道家、墨家、佛家都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体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整体圆融、广大和谐”的关系。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哲学自然观的和谐精神根源于中国哲学的“生命本体论”。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方东美的见解仍然能够给我们以启迪。
关键词:方东美;中国哲学;自然观;和谐精神
中国古代哲人观察宇宙,“仰以观于天文,俯以“中国哲学,不管其内容属于哪一类、哪一派,总是察于地理”,看到的是一副万物生生而和谐的图景。要说明宇宙,乃至于说明人生,是一个旁通统贯的整他们视“整体圆融、广大和谐”为宇宙和人生的理想境界。在古代哲人的教化和影响下,“和谐”———人体;用儒家的名词,就是‘一以贯之’(Doctrineofpervasiveunity)。这是中国哲学上的第一个通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他人的和谐、性!”[2]45-46儒家所谓“天下之动贞夫一”,道家所谓人的“身”与“心”的和谐———历来是中国人所注重的人生追求。现代新儒家继承和发挥了我国古代哲人注重“和谐”的思想传统,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和交融互摄之中,极力阐扬中国哲学以“和谐”为宗的自然观。方东美(1899─1977,安徽桐城人,现代著名学者、哲学家)作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通过中西哲学和文化的比较,以极大的热情,阐述和宣扬了中国哲学自然观的和谐精神。
1中国哲学采取“机体主义”的方法理解“自然”
中国哲学的自然观,采取的是“机体主义”的方法。方东美说,所谓机体主义就是将宇宙万物视为“不可分割之有机整体”,认为宇宙虽然可以分为不同领域,但这些领域之间彼此相因、交融互摄、旁通统贯。“中国哲学上一切思想观念,无不以此类通贯的整体为其基本核心,故可藉机体主义之观点而阐释之。机体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模式而论,⋯⋯旨在:统摄万有,包举万象,而一以贯之。”[1]284方东美提出,中国哲学具有三个“通性”(即各家各派共同“抱一为天下式”,等等,在方东美看来都是主张宇宙万物的“交感和谐”与统一,都是“机体主义”的表现。
方东美进一步指出,机体主义“融贯万有”,归根结底说来,则是融贯“天”与“人”,即“天人合一”、“天人合德”。中国哲学“要把人的生命展开来去契合宇宙———表现‘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去证明人与世界可以化为同体”[2]102。在中国哲学看来,“自然和人之间有如母子的亲切关系,⋯⋯在自然的境界上,把天、地、人合成一片,把万有组成一个和谐的乐曲,共同唱出宇宙美妙的乐章”[1]278。他将儒、道、墨三家视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认为“古代的三大哲学传统,儒、道、墨三家,可说都是致力于人和自然的合一”[1]258。这种“合一”,就是方东美所说的“广大悉备的和谐”,或曰“整体圆融、广大和谐”。
西方哲学则“总是透过二分法把完整的世界割裂成两部分”[3]21,以“分离主义”区别于中国哲学的机体主义。所谓“二分法”,指的是将主体与客体截然分开并且相互对立起来的思维方法,方东美又称之为“二元论”的方法。他说在古希腊哲学中,已经具有的基本性质),“机体主义”则是其第一个通性。表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与对立。后来西方哲学在其发展中,使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格局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到了近代西方哲学,“分离主义”的方法则更加突出。近代西方人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视为“二元甚至多端的敌对”关系,把自然界仅仅视为人类“戡天役物”的对象。他们“处心积虑要了解自然界的秘密,始而虚心观察,继而耐心测验,终于发现精确定律以说明客观的程序”。“科学思想系统确立之后,近代西洋人更据以发挥权能,产生技术,控制自然界之质力以为人用,于是工业文明的成就因之而大显。”[2]192-193就是说,在近代西方社会里,“天人二分”的思维格局使得人们把自然界只是当做自己的对立物,对其进行观察、研究,然后加以利用。这导致了科学技术的发达和生产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物质享受,但也使得“一切知识变成毁灭性的技巧”。人们对自然只是不断地利用和索取,这实质上是在毁灭自然界。方东美称此为“西洋浅薄的利用主义”。
方东美还更深层地从民族哲学智慧的角度,来说明中国人与西方人自然观的这种区别。他提出,各民族的哲学智慧皆有其特点。“哲学智慧寄于全民族之文化精神,互相摄受,名共命慧。”[1]139同一个民族的成员,有着特定的哲学“共命慧”,它通过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表现出来。“欧洲人以方便应机,生方便慧,形之于业力又称方便巧。”[1]140他认为欧洲人(特别是近代欧洲人)把自然界视为利用和征服的对象,将科学技术作为“方便应机”、“戡天役物”的手段。因此近代欧洲人的哲学智慧,主要通过人与自然的对立而表现出来。这种哲学智慧的“慧体”,表现出强烈的分离性。与之相比,“中国慧体为一种充量和谐、交响和谐”[1]142。中国人的哲学智慧,强调的是万事万物彼此相因、尔我相待的广大和谐之道。一言以蔽之,“自然是一个和谐的体系”。方东美认为,这是中国哲学理解天、地、人乃至万事万物之间关系的基本出发点。诚如方东美的学生刘述先所言:“东美师极赞中国哲学所发展出来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方东美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原始儒家的智慧,一言以蔽之曰:‘生生而和谐’。”
2中国哲学自然观的和谐精神根源于“生命本体论”
中国哲学之所以采取“机体主义”的方法理解“自然”,是由中国哲学的“生命本体论”决定的,换言之,中国哲学自然观的和谐精神根源于“生命本体论”。方东美说:“根据中国哲学,整个宇宙乃是由一以贯之的生命之流所旁通统贯。”[5]13“中国先哲所体认的宇宙,乃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天大其生,万物资始,地广其生,万物咸亨,合天地生生之大德,遂成宇宙。”[6]44从中国哲学来看,自然界“不仅是机械物质活动的场合”,而且是活跃的生命领域,“‘自然’对我们来说,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5]12。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一个以生命为中心的本体论,把一切集中在生命上”[3]158。儒家所以追原天命、率性以受中,道家所以遵循道本、抱一以为式,墨家所以尚同天志、兼爱以全生,“就是因为天命、道本和天志都是生命之源⋯⋯孔、老、墨三宗的统会,就在生命价值之积极的肯定”[3]158。方东美对此作了具体阐发。例如,他说儒家经典《周易》的基本原理就是“生之理”,即“生命苞容万类,绵络大道,变通化裁,原始要终”[1]152;《周易》提出了“万有含生论”的自然观。老子的“道之本体”,实际上也是生命本体,“实则老子本人,参透道体,认为是生生之源,周行宇宙,溥博和同,虚而不竭,动而愈出,无一物失道之本体,无一处缺道之妙用。这个大道真正是普遍流衍的生命”[6]59。而墨家的“全生”之说,也是基于生命本体论的思想。因此中国哲学从春秋时期开始,就是“一套生命哲学”。此后中国哲学的发展,就其主流来说,是儒家、道家、大乘佛家(墨家后来渐成“绝学”)“齐声高歌,合唱‘生命之礼赞’”;就其内容来说,“任何思想体系是生命精神的发泄”。
这种“生命本体论”,决定了中国哲学注重和谐,主张“天人合一”。对此,可以从以下两点加以理解。
(1)作为宇宙本体的普遍生命,具有“旁通统贯”的特性。
“在这个宇宙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旁通统贯的生命。”[5]103生命是有机整体。生命现象不同于一般的物质现象,不能被理解为由彼此分离,甚至彼此对立的不同部分机械地组成。正因为生命是旁通统贯的,所以中国哲学认为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
(2)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参赞了宇宙的创造力”。
“中国哲学家认为,自然与人生虽是神化多方,但终能协然一致,因为‘自然’乃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创进历程,而人则是这历程中参赞化育的共同创造者。所以自然与人可以二而为一。”[5]14这就是说,中国哲学认为人的生命不仅是宇宙“普遍生命”的组成部分,而且人还参赞了宇宙的创进历程。人既第1期余秉颐:整体圆融广大和谐———方东美论中国哲学自然观的和谐精神55被天地万物所创造,同时也创造天地万物。例如《周易》就曾说,人若能“尽其性”,即保持和发挥人应有的本性,那么就可以“尽物之性”,使宇宙万物都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本性,人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这种人参赞了宇宙创进历程的观点,是中国哲学“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依据。方东美说近代西方哲学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认为自然界只是“遵从数学、物理定律支配的数量化世界”(这种见解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希腊后期哲学所讲的“物质的宇宙”),把宇宙仅仅当作物质的机械系统,“内中不表现生命”。从“科学主义”的眼光来看,宇宙不过是“钝滞的物质”,而不是生生和谐的有机整体。人的心理和行为,甚至也被看成受数学方法支配的,如同几何学中的点、线、面一般。西方哲学在讲人的力量时,不像中国哲学那样讲人参赞宇宙之化育,而是只讲人对自然界之征服和利用。所以在近代西方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二分”的;宇宙万物之间的关系,则是“多端敌对”的。方东美在总结“中国思想里人和自然的关系”时,说:“关于自然,我们认为它是宇宙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的境域。不能将它宰割而简化为机械物质的场合,以供贪婪的人们作科学智能的征服的对象,或政治、经济权益竞争的战场。自然,对我们而言,是广大悉备、生成变化的境域。在空间中,无一刻不在发育创造;在时间内,无一处不是交⋯⋯宇宙是和谐的过程,是生命的过程,也是创造的过程。生命本身是和谐的,是不断的创造。”[7]成中英从考察儒家哲学的角度,来说明中国哲学的“和谐”思想与“万物生生,创进不已”观念之间的联系。他的这一见解,与方东美是一致的。
方东美关于中国哲学自然观的阐述,观点未必完全妥帖。例如,他将中、西哲学的自然观加以对比时,对西方哲学的“天人二分”与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这两种思维格局的利与弊缺乏全面的分析(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展开论述)。但值得肯定的是,方东美指出了中国哲学的自然观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重要特征,并且说明了这一特征在本体论方面的依据,即把宇宙看成一个充满生机的、不断创进的生命领域。万物生生而和谐的观念,确实是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中弥足珍贵的思想。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和物质生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也出现了不断加剧的所谓“现代病”,这往往与缺乏“和谐”有关。如生态平衡的破坏、人际关系的紧张、等等,都表明了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缺乏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整个社会的和谐。对此,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有必要引以为戒。而在这方面,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万物生生而和谐的观念,必将作为一种古老而常新的历史智慧,不断给我们以新的启迪和警示。彻交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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