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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育学的当代文化论文

一、《学记》的教育学意义及相关研究

纵观研究《学记》的文章,大多是拈取其中具体的一个或某几个论点,然后结合现状指出当代教育的一些症结,讨论当代教育中的一些热点话题。如关于素质与应试,主体的学与客体的教,各种教学方法、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以及学习的循序渐进,教育的因材施教,教师的专业化和师生关系等问题。高艳魁《谈<学记>中的教学方法》理出其中的讲授法、议论法、练习法、类比法;有的研究者在《学记》中总结出教学相长、长善救失、善教善喻、因势利导、藏息相辅等教学原则;也有的则直接从教师资格、教学方法、师生关系等方面进行分析,张传燧、蒋菲《<学记>的教师思想与教师专业化》从“严师”“人师”“尊师”思想进行研究;张秋红《教育思想的变革应当以史为鉴———<学记>教育思想述评》(《吉林教育科学》高教研究1999年第7期),葛蔓《试论<学记>的教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7年第6期)则从教学、教育思想的角度对当代教育进行审视。这些研究都反映了当代教育的某些方面,并作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探讨,有益于当今教育的改革和完善。但他们的讨论始终没有脱离当代教育的框框,只是在当代教育的范围内进行的探讨。这些研究虽然延伸到了古代的教育观念,并引用《学记》中的观点为理论支撑,甚至也对国外的教育理念有所涉猎,但对《学记》及其当代的教育意义有待深入挖掘。

二、中国文化的主题:关于入世问题的论争

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都体现着整个社会文化价值体系。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讨论域和独特的主题,有其一以贯之的精神价值。而把这种文化现象以语言文字记录下来,就会发现其实标志这种文化的正是某种特殊的话语体系。文化的范畴之所以是如此宽泛,皆因“文化”一词是一类人群,一个种族,一个国家在某一历史阶段上的特殊标志。它几乎涵盖了这个群体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每一方面,以及人们在这些方面进行过的论争。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由无数论争构成的,文化正是这些论争的记录。我们也可以说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一种价值不断论争着的社会文化的体现。这里,我们可以引入一种价值,因为可以发现,其实历史上每一种文化内部的论争,都有一个主题,或者说主要方面,其他任何一种想要回避或者摆脱这个主题的思想本身就是对这个主题的一种回答。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主题称为一种文化的价值内核,其他各种论争都在这个价值内核的统摄之下,最终形成一个属于这个文化特有的价值讨论域。先秦时期,各种思想体系层出不穷,各种价值观念不断整合,最终共同构成了先秦文化的壮伟奇观。虽说《周易》、《尚书》、《诗经》等首开其源,诸子百家纵横论道,不可胜数,但我们很容易发现,诸子都没能摆脱一个论题,即关于“出世”与“入世”的问题。“出世”是对“入世”变相的回答,是“入世”的另一种形式的反映。通常观点认为老子是出世的,但通观《老子》八十一章,整个辩证法的机智最终还是归结于怎样使个体的人自在地存在于世,在于建立一个自在的世界。虽然这个世界是所谓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但它还是对那一时期的反映,是对当时社会的关注与思考,是一种变相的“入世”。庄子也是出世的,但所谓“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逍遥游》)的想象,正是对“入世”的反面关照。如果没有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解悟,庄子也不能虚构出与现实完全相反的另一种超脱境界。至于像儒、法、墨、农、纵横诸家,更是对“入世”的直接反映。所以,我们一开始讨论的一种价值,实际上就是关于我们和我们所在的世界,就是“入世”。再浓缩一下,可以说,直接地就是“世”,就是人所处的这个现实世界,是这个现实世界在属于人的生命周期内的那一段历史的现状。文化就是围绕着这个“世”而生发的,而先秦文化其实就是围绕“入世”的主题展开的一场历史大讨论。

三、《学记》的入世精神

《学记》作为这场大讨论中的一个小问题,作为先秦文化的一个方面,其论述体系从总的观点,到具体教学的原则和方法,都浸润着这个先秦文化主题的因素。如果再把“入世”这个主题稍加剖析,会发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入“”世”途径。统治者们,或心怀苍生的士大夫阶层,是要通过“入世”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让本阶层稳定和谐,同时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而被统治的人们,包括广大没有太多想法,同时生存境遇也不容许他们有太多想法的人们,盼望的则只是后者,只是衣丰食足。通俗地说,都是立足于使现实世界更有利于人的生存,而且基本上人人都是从群体着眼,寻觅自己最后的归宿。西方文化的价值核心不是入世,而是自适。中国文化的精神着眼于群体,最终指向的也是群体,它的体系涵盖了个体观照。而西方文化着眼于个体,最终指向的也是个体,只在其过程中呈现着群体的形式。而另外一个事实,文化典籍绝不是由平民书写的,所以像《学记》这样一类文化著作,其中承载的思想是属于前一类人的,只是在某些方面反映了第二个人群的想法和需求。所以他们“入世”的精神实则包含了心怀天下,兼济苍生的历史主人翁意识。而这种意识,则是在先秦,甚至在历代中国文化里一直或隐或显存在着的主题。有人称中国古代文化乃是士大夫文化,是不无道理的。在《学记》里,这种入世精神体现得很明显。其开篇便以“动众”“化民”作为为学之端,所谓“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这种“君子”的“化民”之心,正是士大夫“入世”精神的反映。然后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言“教学为先”,总也不脱离“王者建国君民”。《学记》最后总结“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此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言不离君子,即不离士大夫,而且“德”“道”可谓是古人“入世”精神的固定表述,“信”是“君子”的人格体现,“时”是“君子”的机智准则。“不官”“不器”“不约”“不齐”其实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很深刻的辨证机智,它通过否定而达到更高的境界。这境界是不能以有形的“官”“器”“约”“齐”界定的,它是在无为中达到自然而然,毫不费力的有为有功。《学记》中“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者也”,直接提到“为君”,是为士大夫之道,也即学为士大夫“入世”之精神。《学记》最后再次提到学之本,所谓“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这个“本”就是“德”“道”“信”“时”,就是“为君”。所以《学记》最终是以士大夫的“入世”精神为统摄精核的,而这种心系苍生的“入世”精神也正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核。

四、文化整合中的当代中国教育

中国文化以先秦文化为源,确立了“入世”的文化主题,以及核心为儒家思想的士大夫精神价值,在以后的文化传承和思想流变中,这种话题和价值核心没有改变。在汉代,儒学被确立为官学,开始成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这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使然。唐人意气风发,开放的文化心态,李家道教的普遍流行也未能取代“入世”传统的主导地位。韩愈的《原道》、《进学解》中即有体现。《原道》尾段“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是典型的儒家教化之意。《进学解》“少始知学,勇于敢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也表明了唐代士子的为学境界。到了宋代,这一传统更是被凸显放大,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宋代大儒朱熹的教学思想便有着强烈的儒教精神。当时的教育制度,各种书院的设立,社会的教育观念虽然都是以“入仕”为形式,但“入仕”的背后始终有着强大的“入世”精神为支撑。到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社会面对内忧外患,传统文化发挥了它在历史转型过程中的作用。那时的“改良”“图治”,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的“抗战”“救亡”等呼声,正是传统“入世”精神在现实中国的回响。兴办西式学堂,白话文运动,新的教育体制、教育观念的引入,无不显示了新旧文化的整合和某些尴尬不适。中国正是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较量中走入了我们的当代处境。而这个文化处境,却因历史现实的大转变而显得不合时宜,并出现许多问题,这就是本文在开篇就谈到的我国的现实现状问题。

正视中国教育现状,就必须认清中国的文化现状。有种普遍的说法,当代的中国是一条正在腾飞的龙,但这条龙没有自己的心。这话说得有点过,却道出了一些实情。当代是一个经济的时代,一切以经济为中心,这样的现实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心态。教育在事实上也是以经济、以功利为中心的。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实质上不全是一个文化熏陶、性情培养和知识传授的过程,而是一种生存的途径。这几乎比明清的“八股取士”和“仕途经济”更应该被批判。但这是现实使然,我国人口基数太大,能够以现在的这套教育模式解决中国那么多人口的教育问题,已经很难得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教育现状是令人满意,并应该原样推行的。当代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当代的中国还处在一个文化的整合阶段,并未形成真正属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化包括市场经济文化的现实主导、古代传统文化的深层继承、对西方文化的表面模拟,以及近代中国殖民文化残余的影响。显然,后两者不可取。那么,是否应朝西方文化的深层同化方向发展?这也是不可行的。文化的涵盖太广,其生成的历史渊源、种群基础,人们得以存在的条件都有很大差异,彻底的精神同化是不能实现的。市场经济文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有其生长的土壤和条件。古代传统文化在当代是隐含着的,但其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市场经济文化中也有诸多古代传统文化的因子影响。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其实,当代的中国教育自上层决策者至于教育的具体实施者,尚缺乏一种教育自觉意识,即当代中国教育并没有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教育模式。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实施的素质教育虽已取得较大成效,然而其实它也是舶来品,本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教育理念。它是否适合中国的教育现状,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中国教育的质量,还有待思考研究。教育研究界出现的两种极端路线能较好地说明当代中国教育的这种尴尬处境:或者回到古代去寻求答案,或者跑到国外去寻找良策。“教育事业实际上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媒介”,失去了传统文化作精神和价值主导,则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偏差。

五、结语

中国当代的文化,包括教育,实际上都还处于一个整合期,诸多方面还有待完善和提高。而认清民族之根,了解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在民众心中唤醒原本只属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精神诉求。《学记》是一篇体现了中国文化深刻底蕴的论著,且不谈其中有多少具体的科学的教学方法、原则,只说其主旨,就鲜明地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精神特色和内含魅力。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教育和当代文化,进而促进当代中国的文化定型和国民精神的深刻凝聚。

作者:何跞 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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