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
晚年的费尔巴哈将摩莱肖特的学说看成是实现了自己青年时期的“未来哲学”大纲。与此同时,施密特还考证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与谢林自然哲学的理论渊源。他认为:“在‘草稿’中,马克思完全使用了谢林的语言,讲到构成自然过程要素的‘元素的东西不断个体化’,正如‘个体化的东西不断分解为元素的东西一样’”[1]。谢林“正确地说:任何天然物质,‘仅在它靠人工去获得一定形式的时候’,才可以说它是能够破坏的'”[1]。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施密特的推断是正确的。马克思使用“物质变换”的概念就给人与自然的关系引进了全新的理解,即在根本上从对人的“效用性”[1]来考察自然。在施密特那里,自然是与人的活动目的相关的,而尚未经创造的物质。同时施密特指认了自然科学的历史本质。作为劳动的成果及其出发点来说的自然,是劳动占有的对象,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2]。在这里,他把自然规定为外在性,而且是以黑格尔的方式。另一个层面上来说,马克思承袭了费尔巴哈的观点,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比“纯粹唯物主义者”更具有长处,因为他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随着启蒙的进展,撕裂了人与自然的原始统一,进而建立起被“中介”了的统一。马克思把这样一种依靠工具而建立起来的中介的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叫做“工业”。而人“作为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工具作为“已经被同化了的自然的一部分”,则使人“用自己的活动把自然物质和自己联在一起”。劳动者和他尚未占有的自然的关系,即人和他的劳动对象并不直接发生关系,而通过劳动资料来建立某种关联[1]。施密特认为,马克思那里通过对社会的物质变换的分析,解释和批判了物质变换背后的资本逻辑。马克思把《资本论》中一直使用的“物质变换”看成是对这一事态的最好的表达方式。首先,商品的自然形式被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规定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的而且相等的劳动,作为规定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特殊的劳动”,自然物质与劳动是绝不可能分离的。在个别的使用价值中,也许能够把劳动同作为商品体的“物质的始基”的东西抽象地分离开来,但是,谈到感性世界的整体,是完完全全不能把自然物质从使之变化的时间的社会方式中分离出来。在简单的商品形态阶段,商品交换停留于物质内容商品换商品,即实际的物质变换,W-W,商品交换商品,也就是使用价值交换使用价值。施密特所要讨论的对象,一方面是针对着人本主义哲学的人化自然,另一方面是青年卢卡奇式的社会关系本体论。其次,资本的物质变换。所谓的劳动是诸事物之间的一个过程,这是哲学的唯物主义为经济学分析所设的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地论及了劳动的这个自然始基,同时分析了商品以及在商品生产中被物化了的劳动的二重性。在对劳动过程的阐释中,马克思“把仅在人与自然间进行的”劳动过程,而“同样作为规定一切发展形式的特征的东西时”,他总是使用“物质变换”来表达。人的本质仅仅是通过对象而设定的,正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从自然而来的,所以他就是通过对象而设定的。“劳动的一切力量转化为资本的力量。”
二、历史与自然
施密特大胆提出“人的历史的实践是怎样在总体上构成逻辑的统一的,这种逻辑的统一不只是主观的、人的认识能力的逻辑的统一,而是相应的被称为经验世界的逻辑的统一。”[1]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哲学认识论中,世界也是被构成的。一方面,由于社会历史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2],另一方面,“自然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过程之间存在着差异”。当然,这里,施密特必须为该命题加上限定说明,即当认为社会步入工业社会之后,世界才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反之,则必将是个唯心主义的命题。首先,由于实践的工业生产的规定,人的知识已经直接参与感性事实的构成。[4]施密特说,“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了对自然的规律性认识,它同资产阶级世界的建立拧在一起,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在工业文明中,生产才成为自然科学的应用。也就是说,历史发展已经步入了知识与物质生产相协调的阶段,“历史使得人的生活过程愈益不可避免地置于‘一般知识’有效的‘控制’之下”[1]。科学知识已经成为存在的先导性构成要素。第二,施密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感性世界都是工业实践的产物,我们构成了客体世界。感性世界都是人类主体在工业进程中,“从主体与客体的劳动关系中,形成一个独立于各个个人的坚实的客观的世界”,这些特殊的“客体本来在严格的意义上,只是经过人对它们进行生产加工,剥去了它们‘自然发生的’独立性之后,才开始成为惯性对象的”,当然,“人的干涉领域是历史地扩展的”。换言之,一旦外部对象进入到人的工业实践中时,它就是被构成的了。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的世界构成理念的基础是康德,“在马克思与康德之间,存在着人们历来尚未充分考虑到的关系”,即“康德的辨证法的构成问题”对马克思的辨证法有着“根本的意义”,表现在于康德发现了感性世界中先验形式与经验质料的相互作用关系,而马克思则是将康德的先验形式转换成有生产创造出来的“自然之社会形态性”[1]。再次,施密特认为,马克思在经济认识论的意义上批评费尔巴哈将自然视为“始终如一地给定,把认识看成是反映自然的镜子”,因为马克思认为“在农业经济方式的条件下,自然作为生活资料的富源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对它采取被动的受容态度而行动”。在经济学的尺度上,费尔巴哈一类的“唯物主义并不考虑从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的历史转变”,而仍然是立足于土地是不依赖人的自然存在这样的自然经济立场。施密特正确地指认道:“费尔巴哈当时就呆板地看不到自然界‘不过是人的对象’,自然界早已‘不再被承认是自为的力量’。随着现代的开始,愈益降低了自然在社会活动要素上的地位,其客观性的规定逐渐进入主观之中。”[1]
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特色和本质
我们已经习惯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是对一切旧哲学的变革。关键的问题在于,第二国际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对唯心主义超越时,并没有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革命。因此,从这点出发,他们按照自然唯物主义,也就是旧唯物主义的方式,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性质。首先,与青年卢卡奇的关联。马克思坚持自然的优先性。这种优先性不单不排斥历史辩证法,而且同样还作为它的前提。我们可以看到,当青年卢卡奇在自然与历史二分的前提下把自然纳入社会时,就必然以贬抑社会历史的客观性来获得历史的主体性证明。《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青年卢卡奇的思考,但又反对一切哲学本体论,以马克思的经济学成果为据纠正青年卢卡奇的理论错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出了具有基础意义的社会与自然的双向中介。我们认为,当施密特不是从实践的抽象性来看物质,而是从经济学的商品生产来看物质,呈现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但是,在他的语境中,商品生产是非历史性的,因为,在他的笔下,商品生产变成了人对自然物质的一般占有和劳动的对象性。事实上,施密特大量引用马克思经济学中有关劳动与自然的对象性的关系,只有加上特设前提———马克思所讨论的是工业文明基础上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的产生———才是正确的。因为,在前工业的农业生产中与其后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异质的,这是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特设历史语境。当然,要正确理解哲学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新哲学的重要前提同时又是理论中介的,我们必须厘清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关系。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实行对一切唯心主义体系的诘难开始的,即是从自然概念开始的。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的确是马克思新哲学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却是经由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介”而重新变革过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费尔巴哈把自然视为亘古以来始终如一的原始的纯粹的自然。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这一神化了的自然的原始直接性。施密特认为,马克思把“一切自然存在”视为社会劳动的产物。而费尔巴哈所说的,人与自然概念的统一,将人是自然所孕育的这一点神化了,而与在工业中以社会、历史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统一无关。费尔巴哈的人,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力。面对费尔巴哈抽象的非历史的自然和人,马克思将其“消溶在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之中”。再次,施密特重新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他直接提出马克思人与自然统一的基础在于时间的历史性规定。
作者：陆雪飞 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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