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学方面，中国教育报刊社和天津市教委先后联合推介了红桥区教育中心徐长青老师的“小学数学简约教学”、南开区实验学校李卫东老师的“小学语文感悟式教学”、河西区教育中心魏瑞江老师的“小学美术创意式教学”、天津市实验中学刘晓婷老师的“高中语文批注评点式教学”、天津中学弭金铃老师“面向生活的生物教学”。本次活动又要推介三个未来教育家的成果，如杨村一中梁栋老师的高中数学“自然式教学”、河西区马场道小学张菁老师的小学数学“形变质通”的教学思想、天津市实验中学董彦旭老师的高中政治“心灵互动教学”。可以说，天津市已经崛起和正在崛起一批五十岁以下的未来教育家。展望未来，天津市将是一个教育家群起的时代，津派教育家的队伍在新时期正在不断发展壮大。
一、津派教育家的共同特征
从近代以来，天津的教育家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教育思想，但由于受政治、经济和区域文化的影响，他们也都有着共同的特征。
1.救国救民的社会责任感
近代中国，民族危亡，多灾多难，而天津又是外敌入侵的门户，所以天津的一大批教育家是怀着“救国救民”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来办学的。如温家宝总理的爷爷温瀛士，1929年在宜兴埠创办了普育女子学堂。他以“勤劳真实”为校训，以先进理念和办学模式施教于学子，闻名遐迩、英才辈出。1936年起男女兼收更名为宜兴埠士范小学。1948年12月27日，国民党守军纵火烧掉士范小学。但温瀛士先生很快使士范学校获得重生。共和国成立后，温瀛士先生将学校交给了政府，改为公办，他此后一直任教直至病逝。如南开系列学校创办人之一、历任南开校长46年之久的张伯苓先生，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立志兴办教育，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用爱国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以达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目的。在日军全面侵入中国时期，他毫不畏惧地在邻近海光寺日本军营的南开学校开展各种抗日爱国教育。如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以“光耀中华”为办学宗旨。在日寇占领天津的危急时刻，赵天麟慷慨激昂地说“：不应坐视倭奴以华人当犬马，永不当亡国奴，爱国抗日到底！”［1］依据耀华中学地处英租界地，免于日军轰炸的条件，赵天麟不仅公开进行抗日宣传、开展抗日活动，收留遭日本军队轰炸后流亡的南开师生，还给予租界地的中国共产党地下领导机关很多支持、帮助，使耀华中学成为天津抗日活动的主要据点。对于日军的威胁利诱毫不动摇，早已做好为国捐躯的一切准备，1938年6月27日早上7时被日本特务暗杀于去学校途中。中国近代教育家的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直作为优良的传统代代相传。如天津中学的国赫孚校长不断思考的四个问题是“：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什么？教育做什么？教育怎么做？”他确立的校训是“为成功的人生做准备”。他说：当学生、教师、校长以成功的人生为共同的追求时，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学校就有了凝聚力。天津中学建校初就创立了综合实践活动课，这是一种源于生活的教育，国校长让学生走出校门，走进社会，走到普通百姓中了解生活，发现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真正明白自己今天的学习到底对未来的人生，乃至整个社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
2.兼容并包的务实作风
严修（1860-1929年）是近代在天津推进“西学”传播的先行者。他认为，国家要走向富强，必须博采东西文明，引进西方文化与教育制度。他先后去日本、美国和欧洲进行教育考察，探求建立新式学校的模式与途径，在天津首倡办女学。他把自己的严氏家馆作为实验基地，聘请热心西学的张伯苓教授英文、数理化等新知识，开津门西学之先。严修与张伯苓共创南开学校体系，“直接从日本、美国引进教材、图书资料、实验设备，并且直接聘外国教师来天津任教……据统计，南开聘请的外籍教师，1918年以前有29人，其中日本6人，英国5人，美国18人”。［2］成为带动天津地区新式学校教育的领路者。借鉴西方文化中男女平等的思想，为改变中国传统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影响，许多天津历史名校创办人以兴办近代女子学校、热衷于发展社会教育，作为“开民智”的突破口，开近代女子教育之先河。温世霖先生（1870—1935年）与其母徐振肃女士创办“佩贞女子学堂”，并由徐振肃亲任校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女校长。尽管很多近代天津教育家身体力行极力提倡学习“西学”，但在他们开办的新式学校中却极少是“全盘西化”的，其中南开学校“知中国、服务于中国———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办学方针颇具代表性。这是一种兼容并包的务实作风。
3.草根特质的平民教育思想
天津在近代作为一个主要以军人、商人和苦力为早期移民的城市，注定了具有草根文化特质。天津诸多历史名校之所以在近代脱颖而出皆在于他们所具有的“天津文化的草根特质———面对广大民众的教育，自然是最富生命力的教育”。［3］很多以“教育救国”为己任的天津教育家在办学过程中，为了更好地培养救国人才，都为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设立了减免学费的措施。这些都促使天津学校教育改变了以往主要面向富有家庭子弟招生的历史，很多平民子弟因此获得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整个天津教育的特点。普育学校的创始人温瀛士先生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就是平民教育思想，也显然影响到温家宝总理。2006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说：“我特别想强调一下平民教育问题。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平民，平民的素质关系到一个国家整体国民的素质。我们有13亿人口，9亿农民，平民的比重更高。我们之所以把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就是要使教育成为面向平民的教育，从而使人人能得到教育。”
4.锐意创新的改革精神
锐意改革、勇于创新、不断进取，是津派教育家的显著特征。如南开中学的老校长康岫岩，继承和发扬南开精神，适应时代的要求，提出了“整体高素养”的办学理念。天津实验中学老校长赵子声曾创造了十几个全市第一：第一个开展初中四年制和中、小学“一条龙的学制改革实验”；第一个带头建立全国教育研究联合体和全国实验中学联合体；第一个研究“关于治校的整体性思维”，并获得市科研一等奖；第一个研究“构建差异性教育与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模式；第一个组建“国际部”；第一个制定校园文化建设“提要”；第一个提出“构建学校内部素质运行机制”的构想；第一个以贷款方式解决学校校舍建设问题；第一个主办“国际教育论坛”，等等。特别是天津市培养的近200个未来教育家学员，都在不断创新管理和教育教学的理念和方法，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二、津派教育家形成的原因分析
1.特有的地域文化与政治背景
天津作为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化的城市，虽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城市风貌，却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独立性；不排斥外来文化，却始终有选择地吸取。运河文化、码头文化、老城文化、寓公文化、租界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一种“五方杂处”的地域文化。［4］作为进出首都北京的门户，近代天津与整个中国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将近代中国带入半殖民地的一系列西方侵略战争，比如，打开了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害和耻辱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都是从攻破天津开始，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黄浦条约》、《马关条约》等的签订也在天津而不是北京。洋务运动发起、伪满洲国的炮制等均始于天津，由此一度使天津成为中国的政治重心。正是这种特有的区域文化和政治背景，才使津派教育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精神，才有兼容并包的务实精神。
2.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有机结合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市特别重视教育科研工作。如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是全国第一个省级教科院。天津市教科院和天津师范大学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历来有理论联系实际、为中小学教育服务的传统。许多教育理论工作者常年坚持到基层听课评课，指导中小学和幼儿园的老师搞教育科研。特别是天津市实施“未来教育家奠基工程”以来，天津市教科院和天津师大的科研人员承担了指导学员的任务，帮助学员确立科研课题，帮助他们总结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的经验，引领他们搞教育教学的改革。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天津市教委成立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组”、“普通高中课改专家组”、“高中办学特色专家组”等，聘请许多教育理论工作者为专家组成员，指导中小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很多名校长名教师在回顾自己成长的历程时，都感谢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指导和帮助。
3.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
天津市政府和各区县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历来重视名校长名教师的培养工作。特别是从2009年开始的“未来教育家奠基工程”，首开全国培养教育家的先河，先后遴选了两批近200名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校长（园长）和骨干教师，投入2000万元专款，从全国聘请教育名家指导，给每个学员配备了理论导师和实践导师。天津市在全国是第一个提出并实施培养教育家工程的省市，投入经费多，工作力度大，效果也很明显。各区县也非常重视名校长名教师的培养工作，如和平区已开展两届“名校长名教师培养工程”（双名工程），各区县也都有类似的骨干教师培养工程，投入大量经费为名校长名教师搭建成功的平台。正是由于天津市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才营造了天津市教育家群起的大好局面。
作者：王敏勤 王彦力 单位：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