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视节目《非诚勿扰》折射了其中所蕴含的21世纪女性对婚姻恋爱的态度及其与儒家文化的历史渊源。主要包括：爱情表达上从“要爱我”到“我要爱”的自由表达权；择偶条件上从财富的一枝独秀到多元因素的综合考虑；婚姻选择上传统家族力量的影响依然存在。21世纪女性婚恋观一方面承继着历史文化中的价值，另一方面又随着新的历史时代的发展而有新的变化，是对儒家思想的“文化扬弃”。
【关键词】儒家文化；21世纪女性婚恋观；《非诚勿扰》；“文化扬弃”
婚姻是人生中的大事。《礼记•昏义》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大学》也提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齐家看作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认为只有家庭家族管理好了，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可见儒家对婚姻的重视程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佛三家的影响力最大，而儒家则是历史最为悠久、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说。生活于儒家思想浸染中的中国人，受几千年儒家思想的影响，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也依然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烙印。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没有人会用不受任何影响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任何人都要受到他所生活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并总是借助于这种文化所确定的一套风俗习惯、各种制度和思维方式来观察这个世界[1]。婚恋观是人们对婚姻、恋爱的看法，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时代有着不同的婚恋观，它是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婚姻、恋爱中的表现。从这种角度来看，婚恋观是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综合结果，是特定社会和时代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习俗等在婚姻和恋爱上的反映，是人们了解整个社会的一个独特视角。《非诚勿扰》作为一个大型相亲交友类节目，自2010年在江苏卫视开播以来，收视率一路领先，受众之广达到了近年来中国电视晚间综艺收视的高峰。正因如此，其在节目中所展示的婚恋观念才更具影响力和代表性。本文探讨其中所蕴含的21世纪女性对婚姻恋爱的态度及其与儒家文化的历史渊源。
一、爱情表达上从“要爱我”到“我要爱”：爱的自由表达权
传统儒家思想中，男女不但“授受不亲”，而且婚姻对象的选择也要依赖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孟子•滕文公下》中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践之。”在古代中国，男女在爱情表达上也注重含蓄内敛，委婉细腻。《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贾宝玉互诉爱慕之情时，只是通过一方旧的丝帕来表达，用物的谐音双关来倾诉衷肠：“丝”通“思”，暗喻思念之情，而“旧”帕，则表明思念的由来已久，双方在“你证我证，心证意证”中互猜心思。而女性由于有“三从四德”的限制，言行上更多了一层束缚。“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似乎一生中从未有过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对爱情婚姻的追求当然也只能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而“四德”乃是对女性“德、言、容、功”的要求。妇女要“婉娩听从”，恭顺柔和。在四德中，“妇德”是核心。《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中对“妇德”的解释是：“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意思是，行为优雅闲适，保持贞洁，衣装整齐，行为有度懂得廉耻，行动与静止都有法度。这就是所谓的妇德。“三从四德”的要求形塑了中国传统女性的顺从、缄默和牺牲。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自由、民主新思想的倡导下，自由婚姻被众多知识分子推上历史舞台。新中国成立后，新婚姻法的颁布更使自由婚姻的理念深入人心，对爱情的追求也越来越大胆。但毕竟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这种表达只限于“男追女”，女性则基本处于被动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西方自由平等的理念冲击着人们的思想，也使人们的婚恋观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世界范围内性别理论的发展。妇女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由来已久，最初的女权主义反对男性中心和男权，争取男女平等，并认为男女都一样，给女性和男性同样的环境和机遇，女性也完全可以做相同的事。女性以男性为参照系要求获得权力和利益，妇女的解放也以男性为标准。但存在的问题依然是用男性中心的视角来看待女性。20世纪七八十年代，性别理论发展到女性研究阶段。女性人类学强调妇女自己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要求建立自己的主体，而不仅仅是要求和男性一样。但它依然没有摆脱男性主体的思维方式，在主流意识中把女人划分为有别于男性的他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女性研究进入性别理论阶段。性别人类学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认为女性与男性并非绝对对立，男女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应在充分尊重个体差异的前提下，重建更合乎自然天性、更和谐平等的男女伙伴关系。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在其作品《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中说：“多一分强调性别，就是少一分共同的人性。”这种真正体现男女平等的思维方式或认知框架，使男女在爱情表达上也更自由和平等。女性不是强调要与男性一样，而是认为对爱情的追求是基于一个人的权利。因此女性逐渐敢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大胆追求爱情和幸福，社会对这种变化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宽容和接纳。这一点在《非诚勿扰》的舞台上也有所表现。自2010年开播以来，《非诚勿扰》就有“心动女生”的选择，这是“男选女”的一个关键环节。2012年10月，节目推出“动心女生”环节，开启了爱情表达上的“双向选择”。女嘉宾只要特别中意哪位男嘉宾，就可按下爆灯键，表明自己的心意，大屏幕上也会出现心跳动画，提醒大家有女嘉宾心动了，第一个爆灯的女嘉宾将成为“动心女生”。这种表达场面对女嘉宾来说的确是一种考验。从争做“心动女生”的“要爱我”，到力求“动心女生”的“我要爱”，体现了女性对爱的自由表达权。但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在女性展示自我意识的觉醒、追求自由平等、表达话语主动权的背后，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和传统性别观念在女性内心仍然根深蒂固。田娜通过对“非诚勿扰”90位女嘉宾的职业、年龄、气质和受教育程度的分析得出，尽管今天的女性在家庭角色、职业平等、政治参与等各方面皆有进步，但中国传统性别文化里，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男强女弱、男才女貌的性别意识和刻板印象依然存在。儒家文化的“父权制”传统仍然影响着中国社会性别结构和中国女性的地位，女性依然置于被观赏、被消费、被支配的附庸位置[2]。王芳等人对《非诚勿扰》344位男嘉宾的研究也表明，男性择偶中对女性在学历、经济条件、年龄等方面虽出现松动，但“男高女低”的模式依然存在，男性依然希望女性能够事业、家庭兼顾[3]。
二、择偶条件上从财富的一枝独秀到多元因素的综合考虑儒家讲求
“男尊女卑”“内外有别”，女性的职责就是操持家务,侍奉丈夫,为祭祀活动做好准备等，因此中国有句古话叫“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句谚语很好地表现了古代男女之间的经济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一方面，女性婚姻的目的似乎是要从男性方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另一方面，男性结婚的条件是要义不容辞地成为女性的经济来源和生活支柱，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社会学来看，婚姻既是一个生活实体，又是一个社会设置。这表明婚姻既是一个私人问题，又与整个社会相联系。在爱情婚姻的选择中，人们并不能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还要受历史文化、社会现实等方方面面的影响。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受儒家思想熏染，儒家的财富观深深影响了中国人。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对富与贵的追求是被整个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的，也被看作一种理所当然的价值追求。当然，孔子也提到必须以正当的手段来取得财富：“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4]但是在实际追求富贵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忽略了手段的正当与否。有人说，20个世纪的中国大陆女性对于婚姻对象的追求是：50年代嫁劳模，60年代嫁农民，70年代嫁军人，80年代嫁大学生，90年代嫁大款。这种择偶观的转变是社会价值观在婚恋上的反映，也是社会政治、经济等变迁的结果。21世纪的当代中国，贫富差距有逐渐加大的趋势，社会阶层也呈现出越来越固化的态势，出现了英国社会学家弗朗克•帕金所说的“社会闭关”现象：稀缺社会或物质资源及社会性的向上流动机会，总是被少数人牢牢把控，形成了一个“社会闭关”格局，由此奠基着社会的分层[5]。在这个无论买房还是找工作都需要“拼爹”的年代，“官二代”“富二代”的流行和“高富帅”的受热捧也就不足为奇了。根据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市婚恋观念与方式调查报告》，高达70%的受访者明确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七成受访女性认为男性要有房、有稳定收入和一定积蓄才能结婚。这些结果引起人们的热议不足为奇，对女性婚恋观的探讨也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干得好”不如“嫁得好”，“通过婚姻二次投胎”的思想在女性中的蔓延，使我们看到了《非诚勿扰》中“宁愿在宝马车中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女”马诺，“握一次手至少20万”的“宁选豪宅不选男友”的开心果朱真芳。她们的出现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群体，或说是这个浮躁喧嚣社会的一种价值反映。经济在女性们心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毕竟我们看到，财富并不再是一枝独秀，外貌气质、性格品味、兴趣爱好以及人生观世界观的异同等都成为女性择偶的考虑条件。孙晓培通过对《非诚勿扰》97位女嘉宾的分析得出，女嘉宾对男嘉宾要求的前五位是：生理因素、气质素养、性格脾气、人品道德和能力才干[6]。对“人”本身关注超过了外在的经济条件。女嘉宾孟雪在2013年1月6号的美国西部专场中，毫不犹豫地给和自己有相近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男嘉宾李茂鼎留灯，二人最终牵手成功。这并非因为改版后的《非诚勿扰》承担了更多宣传主流价值观的责任，而是反映了社会价值观：经济并非不是选择的要素，但已不再是唯一要素。还以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市婚恋观念与方式调查报告》为例，3万多个家庭的调查显示，人们择偶的首要条件依然是真心相爱和个人品德。《论语•公冶长》中说：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门人记孔子曾说：“人伦莫重于婚姻，匹配莫先于择德。吾门弟子，若公冶长者，可以女配之而为妻也。他平日素有德行，虽曾为事拘于狱中，乃是被人连累，而非其自致之罪，既非其罪，则固无害其为贤矣！”此可见圣人之于婚嫁，不论门族，而惟其人；不拘形迹，而惟其行[4]55-56。此外，对爱情的追求也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中国的历史亦如此。无论是神话中的牛郎织女，还是传说中的梁山伯和祝英台，抑或确有其人的刘兰芝和焦仲卿，他们的爱情故事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元代文学家元好问在其《雁丘词》中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物欲的社会并没有使人们放弃对爱情的向往，门第的观念也并不能泯灭爱情，真心相爱、生死相守的爱情始终是人们不懈的追求。徐安琪认为，生存环境越接近现代化，人们越看重浪漫爱情[7]。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条件的普遍提高是人们追求浪漫爱情强有力的物质基础。
三、婚姻选择上传统家族力量的影响依然存在在
《非诚勿扰》的舞台上，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女嘉宾在对未来婚姻的居住模式选择上，大部分人的选择是不与公婆居住，或尽量不与公婆居住，或希望是单独住等。措辞虽不尽相同，但意思表达是一样的：不愿与公婆同住。而男嘉宾对“孝顺”则非常看重。孙晓培对130位男嘉宾的研究表明，有13.1%的男性对“孝顺”有要求[6]。王芳等人对344位男嘉宾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有3.2%的男性提出婚后要和父母同住，“孝顺”超过“善良”，成为男性对女性思想品德方面的第一要求[3]。21世纪的今日中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社会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强烈冲击着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社会中的宗族制度也在迅速瓦解，但我们还是看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影响力依然存在，传统家族的力量就是一个例证。婚姻是人生中的大事。《说文解字》中说“妇家为婚，婿家为姻”。婚是女方的父母，姻是男方的父母。“约为婚姻”的意思就是“结为儿女亲家”。这说明，男女婚姻并不是简单的两个人的事，它是男女两个家庭的事情，因此要受到许多的限制和束缚。受儒家思想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家族”是社会运作的基础。家、家族和宗族三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费孝通认为，“家”这个用字，在乡土中国是可大可小，最能伸缩自如了。与西方以夫妇为主轴的家庭不同，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而夫妇则成了配轴[8]。这种传统婚姻家族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虽然有所改变，但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和影响力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中国“百善孝为先”的道德伦理之下，父母对儿女的影响力更是不可低估。所谓“孝顺”是以“顺”为前提的。从“父母呼、应勿缓”的儿童时期，一直到“丧尽礼、祭尽诚”的父母过世，对父母的“孝”实际上贯穿了一个人的一生。张杰等人的研究表明，全国自杀率在1987年至2008年间呈明显下降趋势，而全国自杀率的下降主要来自农村居民自杀率的下降，特别是农村年轻女性自杀率的下降[9]。而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却往往与家庭矛盾缠绕在一起，焦点之一就是婆媳关系[10]。农村年轻女性自杀率的下降则和她们离开农村，离开原有的乡土环境，来到城市打工有关。费孝通把西方的家庭模式总结为“接力模式”，而把中国的家庭模式总结为“反馈模式”。在接力模式下，上一代有抚育下一代的责任，下一代却无赡养上一代的义务，一代代都只向下承担责任，就像接力跑步一样；而在反馈模式下，每一代在抚育下一代的同时，都承担赡养上一代的义务[11]。“养儿才知父母恩”“养儿防老”等俗语都反映了中国社会这种亲子关系的特点。所谓鸦有反哺之义，羊用跪乳报恩，中国儒家文化中这种对“孝”的宣扬和强调，传至几千年而不衰，它是中国文化中具有独特内涵的组成部分。
四、结语
综上所述，21世纪女性的婚恋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发生了相应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转变。女性有了更为自由独立的对爱的追求和表达，更加重视男性本身内在的条件和素养。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仍然有着深厚的积淀，女性婚恋观是在对儒家思想的“文化扬弃”中纳古融今：一方面承继着历史文化中的价值；另一方面又会随着新的历史时代的发展而有了新的变化[12]。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与“时代”的联系与发展。作为人类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婚姻家庭对社会运行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非诚勿扰》节目作为具有影响力的大众媒体，传输着大众文化价值观和评判标准，它既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因此，对其进行文化价值观的探讨就是必要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了。
作者：任杰慧 单位：重庆文理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