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文的研究特点
随后，泰瑞运用萨默斯的社会类型学对《大众哲学》的写作背景、主客观条件、成功经验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为此，他在前言中进一步说明：“本文谋求提出一种研究方法，将像艾思奇这样的宣传家们所使用的各种技巧、内容和文化前提考虑进去。”[1](p.348)泰瑞的这种方法体现了他在理论研究上的新视角、新探索，也使这篇论文显得新颖而不落俗套。此外，这篇论文的框架结构也比较独特。这篇论文的框架结构及写作方式明显地体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翻译家傅雷曾经说过：“东方人与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综合，重归纳，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重分析，细微曲折，挖掘惟恐不尽，描写惟恐不周。此两种Mentalities彼此殊难融合交流。”也就是说，从思维方式上看，东方人思维呈圆型，以直觉体验为工具，重综合，重整体；而西方人思维方式呈线形，以逻辑实证为手段，重微观，重分析。综合讲究大而全，分析讲究小而精。这使得西方思维具有浓厚的实证、理性和思辨的色彩。因此，西方人写文章的时候更喜欢单刀直入、切入主题。通常包含四个部分：导入，主题，支撑，结论。步步为营，展现了他们严密精确的解析思维，泰瑞这篇论文就是很好的例证。如泰瑞在前言部分开门见山地指出，论文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从根源上说明《大众哲学》的成功原因。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相比，中国传统思维更注重实践经验，对事物的认识和考察往往容易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而很少追求对感性认识的深层思考与对现象背后事物本质的哲学思辨。因此，国内学者在撰写论文时习惯于把一切事物都放在关系网中从整体上综合考察其有机联系。讲求大而全，唯恐分析问题不够全面宏观。这种思维方式的优点是比较容易把握事物发展的全貌，但难以揭示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因此得出的结论大多停留在现象上。纵观全文，泰瑞的论文之所以在论证方法和写作特点上别具一格，除了泰瑞具有扎实的社会学基础及丰富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以外，他还展现了熟练掌握和运用心理学、哲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多种相关学科的能力，显示了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开阔的理论视野，从而使论文展现出特有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
特色之二：逻辑严密，分析深入。这篇论文重视对问题的纵深研究。泰瑞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本文中，我希望去说明《大众哲学》受到热烈欢迎的原因。”[1](p.353)这个问题似乎是老调重弹，对此泰瑞进行了特别说明，他说：“一般将这本书受欢迎的原因，归之于艾思奇以平民大众的评议传达哲学思想的技巧。……对这个观点，我没有异议，但我认为它只说出了部分事实。”[1](p.348)泰瑞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时，还指出了乔舒亚·福格尔及沃斯·迈斯纳等人在这一问题上的不足。泰瑞把《大众哲学》之所以广受欢迎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四点：首先是认为《大众哲学》的成功源于艾思奇非常了解并迎合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此在写论文时通常避免直接切入主题，而是采用“起、承、转、合”的方式，使问题论述从开篇到结尾能够很好地相互映照，泰瑞认为《大众哲学》采用的这种写法非常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他指出：“《大众哲学》的章节一般遵循一个固定的结构：艾先提出一个根据普通常识提出的哲学问题或提法，然后很快他就将这问题改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法；然后他从日常生活中提出一个例子来证明他的命题；然后又再次说明他最初提出来的提法。或回答他最初提出来的问题，他的结论一般是过渡性的，以便过渡到下一个章节里去。”[1](p.362)其次是认为《大众哲学》的成功来自艾思奇对中国民众社会情感心理的精准把握。泰瑞认为，艾思奇深刻理解1935年前后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沮丧和悲观的情绪：“我认为《大众哲学》的魅力大部分来自于它提出了复杂而又能在情感上满足的中国人的身份。”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大众哲学》成功的深层原因在于：“艾的论证的确是有道理、合乎逻辑的，然而他所传达的范围广泛的信息之所以有影响却是由于它的情感因素。”“在他叙述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哲学时，同时贬低了西方并提出中国人有能力胜过西方人。他认为中国人不但能知道西方过去在哪里，今后将走向哪里，而且中国人能够更快地到达那里。”泰瑞认为，艾思奇想传达一种精神鼓励与民族自信给中国民众，而这也恰恰是当时中国民众迫切需要得到的一种社会心理支持。同时，泰瑞对艾思奇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魅力打动读者也有深入的描述。在第四章“焦虑时期的身份和力量”中，泰瑞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对艾思奇如何准确地把握民众的社会心理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艾利用人们对经济（生活）的恐惧和对日本人（或其他外国人）的怨恨，从而引起读者对他们的注意……他描述中国人被外来力量不公正地对待时，他是利用的怨恨心理。”“虽然他将中国社会分成进步与反动两部分有使社会分裂的危险，但这种分类法确有着强烈的感染力。”他说：“采取这种‘新哲学’，人们就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生活，他们会成为历史的合作者而不是奴隶。在一个痛苦、失落的朝代，这种观念在感情上的魅力是显而易见的。”再次是认为《大众哲学》的成功源于它独特的外形设计、新颖的内容结构、别具一格的写作方法及语言风格。在第三章“传媒、语言与胜任能力”中，泰瑞指出：“对阅读技巧不高或时间有限的读者来讲，该书的外形不像哲学书的外形那样令人害怕。相反，《大众哲学》的外形是简短、精练，便于间断地阅读。”“这本书的结构形式就不如它的外形那样有新意了，然而，它也对艾的这本书受欢迎起了作用。”在此基础上，泰瑞进一步考察了《大众哲学》的语言风格，他说：“几乎所有写到艾思奇的人都对他语言的简洁作过评论。不幸的是，对这种简洁并未予以研究和解释。”并且认为，艾思奇在语言上准确地把握了一条规律。一方面，泰瑞认为：“艾所使用的比喻方法，在中国是传统方法。……他举的例子，虽然是教诲性的，一般都缺乏儒家说教中的伦理语气。”
另一方面，他也指出：“艾用的词汇是新的。他很少使用中国传统哲学论述中常见的词，……艾使用的许多叙述词都是与新的、进步的、现代的有关的。”这使泰瑞的语言读起来既简洁明快又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最后，他得出结论：“我认为，他的著作所以能说服人，就在于他能将新的和永恒结合在一起。”第四是认为《大众哲学》的成功应归功于艾思奇对读者群体的深入研究。在第三章中，泰瑞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说：“艾和他在《读书生活》的同事们努力想弄清他们的读者是哪些人，并根据读者的能力去写作。”泰瑞列举了相关事例说明艾思奇当时为了研究目标读者，曾阅读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和提出的问题。通过信件衡量读者的水平和需求。“我认为，艾思奇努力以他的目标读者能懂的声音说话，这使他的书籍有一定的可读性和权威性。换句话说，他努力于大众化，使他有向读者说话的能力。”同时，他运用了比较方法来说明艾思奇是如何打败他在思想意识上的对手的。“相比之下，在国民党或自由阵营里的许多中国作家却明显地不愿意向评议习惯不同于自己的人讲话：他们不说‘当地的方言’，因而也就削弱了他们自己要传达的信息的力量。”特色之三：观点创新，评价客观。在论文中，泰瑞引用了一些重要的概念名词，如“其他人”、“民族身份”、“胜任能力”、“元叙述词”等。他把这些概念从社会学话语中独立出来，进行了专门的心理学、社会学的探讨，并对这些概念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泰瑞指出：“最后，我将探讨艾所构造令人信服、多层次的‘其他人’的组成部分，在与这些‘其他人’做斗争中，许多中国人可以明确他们自己的身份。”“不构筑一个相对抗的、外化的‘其他人’，就不可构筑个人与社会身份。正如黑格尔在《主人与奴隶》所说那样，只有当我们将自己看成是在其他人眼中的存在时才能认识自己。”泰瑞认为，艾思奇从理论上传递给中国民众一种自身感性认同的身份定位（类似于阶级意识）。同时，他指出：“应该承认，艾所传达的（中国人）在思想上有力量与西方抗衡的信息……在感情上俘获了‘其他人’。”“艾是以明确指出读者们所有的对手的方式来构筑读者的身份的。他构筑的身份是从反面解释的，也就是说他告诉他的读者他们不是什么样的人，而让读者自己去决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在这里，泰瑞揭示了《大众哲学》在心理上鼓舞了中国民众的文化自觉、文化自省与文化自强。就此而论，泰瑞的视角是非常新颖超前的。在对艾思奇及《大众哲学》的评价上，泰瑞非常肯定艾思奇作出的成绩。他说：“如果说我们将作为一名宣传家的艾思奇与他的法、英、俄等国的先驱相比较，那么，他在出版《大众哲学》中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他的成就是现代中国这种成就的先驱。”同时，为了说明艾思奇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还对1935年前后的上海读者市场的竞争情况作了说明：“30年代在上海有大量的作者，这形成了买方市场。想要出售自己作品的作者必须明确他们的目标读者是谁，找出适当的地点、形式和思想，并据以写作。对这一任务，艾思奇完成得十分成功。”可见，泰瑞对艾思奇及《大众哲学》的写作背景及环境是作过深入考察的，因此得出的评价也比较客观准确。总之，泰瑞的这篇博士论文结构清晰,论证逻辑严密，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当然，在某些方面，如关于文本的社会学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可以说尚属破题之见，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总体来看，这篇论文既有突出理论重点的深度,又有全面挖掘理论的广度。但笔者认为该文也不乏值得商榷之处。首先,这篇论文对读者社会学、语言学理论的掌握要求较高。文中应用了大量社会学、语言学的理论阐述，这给一般读者阅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使读者群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其次,论文在一些问题的观点上存在偏颇，如在第一章结尾，作者是这样评价艾思奇的：“艾出生于一个有激进政治思想的家庭，而且出身于一个很可能在政治对调中参与思想意识方面斗争的社会阶级……由于他的家庭在政治上很活跃，他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似乎艾此生就要作宣传家的。”在整篇论文中，泰瑞对艾思奇的评价都是把他作为一名宣传家来定性的，这显然不够全面。再次,论文中关于某些问题的分析和说明比较模糊晦涩。比如，在关于元叙述词这一章中，泰瑞典型的西方实证性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使这一章节之间的逻辑层次看来不够清晰，显得较为晦涩难懂。但是，总体来看，与其他学者关于《大众哲学》的研究相比，这篇论文拓展和深化了对《大众哲学》的文本研究，瑕不掩瑜。相信会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以一定的帮助和有益的启发。
二、论文给予我们的启示
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艾思奇及《大众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有增无减，但称得上为精品力作的作品却并不多见。通过对泰瑞的《艾思奇和重新建构1935年前后的中国身份》这篇论文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思维方式、论证过程及研究方法，这篇论文都有着独到之处，对当前国内学界大力提倡理论创新，拓展和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启示之一：完善知识结构，端正学术作风。泰瑞的论文虽然篇幅不长，但角度新颖、分析深入、逻辑清晰。他从社会学角度切入主题，综合交叉运用多学科的分析方法，充分展示了他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渊博学识，这使他的论文与国内许多研究艾思奇的论文相比独树一帜。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支生力军，目前，我国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队伍庞大，但产出高质量的作品较少。这与知识结构单一不无关系。纵观我国当前庞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我们发现，相当一部分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工作者所学的专业都非常相近，有的甚至完全一致。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能否作出富有探索性和创造性的科研成果，一方面在于个人是否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以及刻苦钻研的精神，另一方面取决于学者本人是否具有广博的知识视野、丰富的实践经验、前瞻性的学术见解等。可见，相对单一的知识结构极大地限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创新能力和科研水平的提升。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当然，近年来，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民众思想逐步呈现出多样化局面。加之受当前社会上腐败现象的影响，学者的学术品格与个人修养良莠不齐，一小部分学者责任感和使命感缺失。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心理，研究问题缺乏对现实的深入分析，只满足于掌握书本中的一些理论知识，文章做不细、不深入，都想做大手笔文章，不肯从细节上推敲下功夫。泰瑞的这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启示我们要提高学者的修养，培养良好的学术作风，就必须反对急功近利，反对粗制滥造，要真正沉下去。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推出精品力作。启示之二：推进理论创新，努力转变文风。泰瑞的论文极具问题意识，通篇没有空话套话，开门见山。与之相比，目前我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存在着主观想象、闭门造车的现象。这种主观主义导致我们的理论作品内容空洞、脱离实际，根本无法解决民众现实中的问题与思想上的困惑，也直接导致理论宣传力与说服力的下降。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2](p.11)学术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科学性与深刻性，更在于它的创新性，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灵魂与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具备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就要求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首先要解放思想，敏于思考，勤于笔耕。此外，泰瑞的论文篇幅虽然不是很长，但文献引用率较高，充分体现了作者严谨求实的文风。这些优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目前，国内学界在论文写作上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论文写作缺乏严谨性、规范性。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引用率偏低，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研究方法和学术写作的规范方面与国际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国外很多高校非常注重高校对大学生、研究生写作方法与规范的培养教育，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只要写的文章有思想、内容好，形式并不重要。其表现是文献引文率非常低。这些差距在客观上反映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与国际水平的实际差距，同时又制约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作品，如果没有严格的引注及文献参考，就容易出现规范混乱，也是造成学术上弄虚作假的重要诱因。可见，学术写作规范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更重要的，它是对于学术作品之真实性、严密性的审查和保障手段之一。所以，笔者认为，要提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质量，必须强化学术写作规范，通过成果呈现的规范化来促进研究过程的科学化。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从自身做起。启示之三：加强学术交流，积极促进学风。泰瑞的论文也在另一层意义上启示中国理论界应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酒香也怕巷子深”，好作品、好文章、好观点不应只放在书斋中，也不应仅仅刊登在一些读者范围有限的期刊上，而应“一石激起千层浪”，创造机会开展广泛的交流与互动，以产生思想的碰撞与交锋，萌生新的思想火花，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视野和启发创造思维具有重要意义。以艾思奇为例，他个人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应当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为此，他参与多次学术论战。通过论战，充分激发了学者们在学术上的敏感性和追求真理的激情。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将宝贵的时间花在有意义的学术问题的探讨上，应选择有意义的学术问题进行学术争鸣。比如，当前一些人为哗众取宠而故意做的“学术”翻案文章，或者故意制造一些人为“学术”炒作而与名家争鸣，甚至争论一些本无意义的命题，等等。因此，在学术研究领域，我们要敬畏学术、尊重学术、献身学术，自觉选择真正有价值的课题来研究，选择真正有价值的论题来争论。学者应该对当代社会发展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将不同观点、看法或评价及时在学界进行沟通和交流，不能只顾自己埋头苦干而不管整个理论界的发展和变化，不顾时代发展的新形势。为此，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不主义”方针及其政策,他说：“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3](p.183)理论界应该认真构建一个理论平台，为所有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个交流和交锋的机会，让思想的火花在此激荡，让真理的光辉在此闪耀。
作者：王红梅
